先前看過吳大檢察官文忠的偉大功績，再來看看檢察官的「起訴正確性」，感謝漢堡大的整理，看來政治正確才是這些檢察官的心證！Orz
/ 漢堡挑軟的吃
高捷案，這兩天又浮上新聞版面。原因是高雄高分院的判決書中明白記載，高雄高分檢檢察官蔡國禎到庭公訴時，指高雄地檢署對高捷案「有很多是選擇性辦案」。
不出意料、按照慣例的，新聞鬧開沒多久，高雄地檢和高分檢又開始肝膽相照、口徑一致、一切都是誤會了。最高檢察署也說，「檢察官辦案不會考量自己的升遷，全是依卷證資料，依法辦理，這種說法對認真、辛苦辦案的專案小組，非常不公平。」（立正～～！）
不過法務部政務次長黃世銘的一番話，倒是挑起我的興致。黃次長說，檢方未曾以起訴案件多寡作為升遷標準，他反問：「如果這樣，那判無罪怎麼辦」？黃次長說，檢方績效評比須以檢察官整體表現來考量，主要依據是定罪率，也就是起訴的正確性，其次還有考績和敘獎，起訴多寡並非唯一或重要考量。（自由時報20080530）
為了黃次長一席話，我花了點時間查了一下高捷案的相關判決，果然如我早先所說，從判決認定的事實看來，什麼民進黨政府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府院高層侵吞百姓稅金blahblah，完全是鬼扯。不過這不是這裡的重點。這裡，我們只要從定罪率，也就是判決主文，來看看檢方在高捷案的辦案績效如何就好。
整理了一下到目前為止的審理進度。以下所有案件，一審都是高雄地方法院，二審和更審是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三審是最高法院（謎之音：要不然還有哪裡？）。
高雄市勞工局官員部分
被告方來進、郭耿華
一審 94年度矚訴字第7號 均無罪。
二審 95年度矚上訴字第5號 維持一審無罪判決。
三審 96年度台上字5235號 發回高分院更審
＊目前在高分院更一審審理中
行政院勞委會官員部分
被告廖為仁、劉興臺、林祐生、洪一男
一審 95年度矚重訴字第1號 均無罪。
二審 95年度矚上訴字第7號 維持一審無罪判決
三審 96年度台上字第5709號 發回高分院更審
更一審 96年度矚上更(一)字第4號 維持一審無罪判決
＊不清楚檢察官是否上訴最高法院。
五人評決小組部分
一審 94年度矚重訴字第1、5號
鍾善藤、吳孟德收受賄賂有罪
陳建廷、張志榮、木川良二行賄有罪
周禮良、陳敏賢、賴獻玉均無罪。
＊上訴高院中
華磐公司部分
一審 94年度矚訴字第6號
王彩碧、嚴世華背信罪有罪（管理外勞不當致生損害於高捷公司、興建外勞宿舍時收取回扣）
王彩碧、嚴世華其他被訴業務侵占部分無罪。
陳哲男無罪。
＊上訴高院中
高捷公共藝術設置標案弊案
被告周渝珠、陳敏賢、賴獻玉、許英雄、范陳柏、陳振榮
一審 95年度矚重訴字第2號 均無罪。
＊不清楚是否上訴
從一審來看，起訴了22名被告，有2名官員、3名廠商有罪，另有2名廠商一部份罪名有罪一部份罪名無罪。
我不知道法務部計算定罪率的公式和標準如何。若我們單純以一審判決和被告人數計算的話，定罪率是7/22，差不多30%。
如果每個被告的罪名分開算的話（簡單的說明：如果被告A被起訴X、Y、Z三罪，主文也只會有一個無罪，也就是上面30%的算法；如果按起訴的各罪名來算，應該是三個無罪判決），定罪率更低；如果各審級的判決結果分開算的話，又更低。
當初鬧得沸沸揚揚的案子，每一件起訴都分矚訴字（社會矚目案件）、矚重訴字（社會矚目重大案件），而調派了四十幾位檢察官偵查的結果，竟然是這樣不堪。一位偵查檢察官辦案偏頗、或被蒙蔽、或一時失察，也還算是人之常情可以諒解；四十餘位檢察官組成的認真、辛苦辦案的專案小組，竟然只有30%甚或更低的辦案正確率？不是說全是依卷證資料，依法辦理嗎？
那麼，我想請教一下黃次長，既然定罪率是「主要」的考評標準，當初負責偵查高捷案的認真、辛苦辦案的專案小組檢察官，不不，我不是要問四十幾位檢察官，那樣株連太廣了，我就問依卷證資料，依法辦理的幾位負責指揮專案小組的檢察官就好了，請問高捷案如此重大的案件，卻有這樣不堪入目的定罪率，這幾位檢察官們的績效評比上，是否會實際的、客觀可見的反映出來呢？
附帶轉貼一篇高涌誠律師的投書。
為什麼辦案正確率這麼低的檢察官，我們卻沒有法律上的途徑阻止他們繼續辦案？或者至少自外部給予負面評價？實在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
催生檢察署法
高涌誠 自由時報 20080530
報載高雄高分檢檢察官蔡國禎於高分院審理引進泰勞圖利案時，在公開法庭上語出驚人地表示，地檢署檢察官告知他，相關的泰勞暴動案是現任檢察總長（時任高分檢檢察長）陳聰明為平息輿論，要找幾個人起訴而下指示起訴。
基於檢察一體的精神，法院組織法第64條已規定，檢察首長本來就有個案的介入權，因此，如果陳聰明真的曾經行使過介入權，倒也不用急著否認，只要運用合法， 就不能稱為不當干預。只是，由陳聰明急著否認，而輿論卻一片大譁來看，反倒是顯現出幾個大問題，讓我們覺得檢察體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緩。
第一，現行法院組織法第64條過於簡略，檢察首長的介入權與移轉權應該如何行使，而讓個案的責任轉由首長來負擔，並未在條文中交代清楚。於是在實際運作上，某些首長就只享權力而推卸責任，往往「口諭指示」下級檢察官如何辦理，出了事就由下級背黑鍋，這就是明顯的不當干預。而另一種情形則反之，某些首長為了討好基層檢察官，完全不運用法院組織法第64條的節制權力，縱容基層檢察官亂闖亂衝，檢察一體的機制蕩然無存。過與不及，是現在檢察一體運作的大問題。
第二，檢察官的定位有重新加以釐清之必要。輿論對這個事件的反應，似乎與一般大眾並不清楚法官和檢察官有何不同一樣，認為基層檢察官辦案應該「獨立」，檢察首長不應該「介入、干預」，一有干預之說，就是「司法」不獨立。其實，檢察官並非法官，沒有所謂獨立審判而不受任何干預的問題，也就是說，檢察官並非「審判司法」所稱的「司法官」。然而，一般民眾多半分不清楚二者之差異，往往將檢察官誤認為「司法官」，也誤將審判獨立的概念套在檢察官個案的處理上，不僅忽略了真正問題在於檢察一體機制的不明確，因而延誤改革時機，也造成民眾長期以來對「審判司法」公信力的質疑。所以，「公平司法」的建立，有賴於審檢的徹底分家，二次審檢分隸的工程應該開啟！
第三，長期以來，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中圖利罪規定起訴的案件，定罪率偏低，然而在起訴之初，就已造成當事人無法回復的損害，重則家破人亡，輕則名譽掃地，數年後法院還其清白，多已無濟於事，如此的司法悲劇不在少見且一再重複。箇中的問題，除了圖利罪的規定應再予檢討外，檢察官責任追究是否被過度寬容，值得吾人省思。
以上的各個問題，包含檢察官的定位，檢察一體的陽光化，檢察官的退場機制等等，都不是借用「法官法」，在其中加入檢察官相關規範之專章，然後改名為「司法官法」所能解決，而需要有一部專法，對此民間已在研擬「檢察署法」，不知法務部準備好了沒？ （作者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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