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30

台灣史101問──書評(12)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471。這是從太空拍攝的東亞、東北亞夜晚空照圖。最亮麗的部位都是島國-台灣、日本、南韓。大陸史觀還要蔑視島國嗎?。)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27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呼應中國併吞台灣鋪路的所謂中華民國總統──阿九。

進一步就開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種「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現象,到了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開始明顯發酵,使得原本就充滿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馬英九,更加與中國北京當局配合。例如2009年「八八水災」時,馬英九考慮北京的態度而拒絕美軍入台救災;中共幹部陳雲林來台時,台灣民眾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竟遭取締;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的獨立運動領袖熱比亞,圖博(所謂「西藏」)的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得主達賴喇嘛,都遭馬政府拒絕,不得來訪台灣。

最明目張膽的,是2012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中國大辣辣地介入台灣選舉,例如鼓勵台商回台投票,機票可享受跳樓價(誰埋單?還用問嗎?有航空公司會樂於血本無歸嗎?);台商可以在中國各地成立馬英九後援會,蔡英文則無此福分(哪個台商敢向天借膽?);再如中共上海市委戰部公開輔選,皆是中共介入台灣選舉的例證。而一些在中國謀取利益的大企業商,王雪紅、張榮發、郭台銘等人,在此次選舉中,都明目張膽地出面喊話,必須支持馬英九的所謂「九二共識」,才能讓兩岸關係穩定,才有「和平」可言。過去,這些台商在選舉時都尚能沉穩內斂,但2012年的選舉,卻紛紛急著表態,論者多認為其背後是中共的推力使然。台商們出來為所謂的「九二共識」呼喊,就是出來為「一個中國」呼喊,這正是「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具體表現。

再者,有中國龐大商業利益的台商,購買了台灣的媒體,藉以操控台灣輿論,縮限言論自由;例如完全與北京中國當局站在同一立場,對外宣稱「64天安門沒有人傷亡」的旺旺集團企業主蔡衍明,已經擁有中國時報、中視、中天電視,在2012年9月還併購中嘉網路,進一步還要併購壹電視,台灣的輿論力量已逐漸受制於北京當局。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24-425。

中共的邪惡,在於其人民運用和平的死諫,亦無動於衷。

曾經參與謀刺希特勒失敗、引爆手榴彈自殺的德國將領Tresxkow說過:「一個人願為信念犧牲生命,其人才有價值。」馬丁路德.金恩也說過:「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

先烈們懷抱著高超的理想與無私的精神,用自身做火種,以炫爛奪目的火燄,向統治集團做嚴厲抗議,向台灣同胞做莊嚴的告白,確實令人感佩!1989年鄭南榕點燃自焚死諫的烈火,兩個月後的六月四日,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這兩個事件對台灣民眾起了作用,點燃了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曙光。

這種自焚抗議的行動,屬於非暴力(non-violence)的抵抗,是一種「不抵抗的抵抗」。提倡「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的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 Thoreau),及其後的實踐者,如印度獨立領袖甘地,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等人,都是提倡「非暴力」的「不抵抗的抵抗」哲學。所謂Civil disobedience的運動,是一種對於心目中不合理的政策或法律,所採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路線,以示抗議。梭羅曾因反對奴隸制度而拒繳人頭稅,甘願坐牢以喚醒大眾。他說:「假使在麻州裡能有一人停止持有奴隸,準備實際退出合股,並打算去坐牢,則美國奴隸制度將可廢除。」他甚至認為「在一個胡亂抓人入獄的政府之下,一個正直的人最該去的地方就是監獄。」甘願受罰式「不服從論者」的途徑,他們認為「非暴力之所以優於暴力,乃是因為它在掌權者身上加上了道德的擔子」。印度甘地的絕食行動、從容坐牢、非暴力抵抗,最後換來了印度的獨立;金恩長期的非暴力抵制運動,不僅換來了「民權法案」的通過,黑權的提升,如今美國更出現黑人總統。

這種不合作運動以「甘願受罰」來進行不抵抗的抵抗,自焚則是更激烈的方法。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38。

試再以一樁自焚事件觀察:2008年11月中,一群大學生為了抗議警察因為中共陳雲林的維安所造成的侵犯人權情事,進行「野草莓學運」靜坐示威,持續一週之際,一名中國國民黨黨工,80歲老伯伯劉柏煙,因不滿陳雲林來台期間,民眾拿國旗竟被警察毆打等政治現象,於「野草莓學運」的學生靜坐現場引火自焚!自焚事發之後,沒有一位馬政府官員對此事表示歉咎,倒是中國國民黨藉立委李慶華在電視上竟然不去談論老伯死諫的訴求內容,卻辯稱這位老伯沒有辦妥國民黨黨籍重新登記手續,所以已經不是國民黨員了。言下之意,不是國民黨員,燒死活該?所以這套想要「在掌權者身上加上道德擔子」地「不抵抗的抵抗」的哲學,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面,顯然作用有限。

若再觀察圖博(所謂「西藏」)及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在中國殖民統治下,此起彼落、前仆後繼地發生許多自焚抗議事件,但絲毫都無法撼動中國北京當局的高壓統治,也撩不起統治當局一點悲憫之情,反遭中國統治當局藉機羞辱與謾罵,就如同鄭南榕當年自焚之後,國民黨內部及其掌控的媒體一片污名化反諷,如初一轍。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39。

老蔣用一個人的喜好,就伐斷台灣的國際生路。


1971年蔣政權終於被逐出聯合國,此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私下向馬康衛表示,台灣政府退出聯合國後應成立「中華台灣共和國」,並透過全島公投和普選,決定台灣前途。楊西崑曾向蔣介石建言,要蔣宣告台灣的政府和在大陸的政府是完全分離的,同時將台灣的政府重新命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蔣在做此宣告的同時,也應以憲法緊急處分權解散國會,設立新的單一臨時民意代表機構,其成員由三分之二台灣人和三分之一的大陸人組成。楊西崑還主張蔣介石依緊急條款,應舉行「全島的公民投票,已決定台灣未來地位,及設置一個制憲機構」。(詳見王景弘,《慣看秋月春風》,頁188)

無獨有偶,差不多在此時,被蔣介石下獄十年剛出獄的雷震,也上書〈救亡國圖存獻議〉給蔣,一開頭就建議「從速宣佈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48。

後言:
台灣人要依靠國民黨黑金體制,得到真正的獨立自主不太可能。急統阿九,逼使台灣人依附中國路線,不久的未來,不但中國人大量殖民台灣成為主要人口,中國挾國營資本,在台灣包山包海,掌握台灣食衣住行育樂,台灣人會於不知不覺中再度成為中國奴隸。只有台灣2,300萬人的自覺,方能保台護台。
(全文完,撰於2013/09/09)
 

2013-11-28

服貿協議危機大解密整理筆記


根據『現代版木馬屠城 服貿協議危機大解密』 黃天麟前國策顧問執筆的「前言」,與王塗發教授執筆的「ECFA 與服貿協議經濟效益評估」做個閱讀整理,以便了解服務貿易協議及反對原由。

一.服貿協議 是ECFA的深化

WTO規範--ECFA屬過渡性協議,簽後十年內雙方須完成90%以上商品、服務免關稅。


二.ECFA是什麼?

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翻版----循一國兩制方針,符合WTO規定,中央對地方的特殊自由貿易安排。(港、澳與中國簽訂的貿易協定)

ECFA(2010.06.29簽)----創造台灣經濟依賴中國的必要經貿架構、安排。

ECFA第十條----爭端解決,比照CEPA,設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解決,從WTO爭端處理機制抽離,視為一個中國內部事務。


三.檢視ECFA

預期效果:
1.經濟成長率將提高 1.65~1.72%
2.就業人數增25.7~26.3萬人
3.未來7年累計外人直接投資資金流入達 89億美元
4.吸引台商回流

簽署3年後成績單:
1.台灣失業率都超過4%,青年失業率超過14%

2.實質薪資倒退至16年前水準

3.經濟成長率 逐年下滑(2009 -1.81%)
2010 10.76%
2011  4.07%
2012  1.32%

4.造成另一波台灣企業西進潮,資金、技術、人才大量流失
2010 赴中投資  122.3億美元
2011 赴中投資  131億美元

5.2010 僑外來台投資 減20.56%

6.2011 FDI(外人直接投資)  -19.6億美元(世界倒數第二)

7.近貧家庭暴增至161萬戶

8.貧富差距拉大至96.56倍


四.為何沒達到聲稱效果?

A.中樞─邊陲效應
克魯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市場規模愈大的國家吸納周邊國家資金、人才、技術的能量越大,距離越近、文化越相似、結合愈密磁吸力越大。

B.錯用MODLE----GTAP全球自由貿易模型
模型前提
1.單一國家對全球市場的貿易沒有絕對支配能力(但中國經濟規模為台灣十幾倍,台灣民營企業為主,自由競爭市場,中國國公營為主非自由市場)

2.充分就業---受損產業員工可以馬上轉到受益產業~~導致憑空製造就業效果

C.錯誤假設
假設台灣、日本、南韓、東協產品可以完全替代
排除台灣產品在國內市場被中國低價商品替代


五.檢驗服貿效益評估

同樣採用GTAP(全球貿易分析)模型

中國對台灣降的約當關稅---比照中國對香港的約當關稅(香港簽的CEPA條件優於台灣簽的服貿)

台灣對中國降的約當關稅---比照台灣主要貿易夥伴(日韓美歐)平均值

*刻意高估中國對台灣開放程度,低估台灣對中國開放程度
(約當關稅----著重市場開放的服務業貿易自由化,貿易成本難量化,故中經院以香港簽CEPA所設算的約當關稅作為台灣進入中國市場所減低的貿易成本)

預期效果無可信度


六.對台衝擊

開放64項,行業包括生、老、病、死、食、醫、住、行

危機
1.金融服務相互開放,為台灣與中國金融整合鋪路 ,台灣金融體系被掌握,衝擊甚於製造業西進。
製造業---投資成敗自負,損失僅及於投資額度。
金融業---吸收存款,可達自有資金數十倍,損失共同承擔,發生問題易造成擠兌潮,影響國家經濟穩定。
中國四大國銀任一家資產都超過台灣所有銀行資產總額,可輕易取得台灣銀行經營主導權,掌握台灣金融體系。
台灣難取得等比例的中國銀行股權。

2.挖關鍵技術、掌控台灣經濟命脈,台灣失去技術優勢、經濟成長動能
錢進中國與中資來台本質不同、經濟體不對稱、關係不對等
台灣---民營企業為主,自由競爭市場經濟
中國---國營(公) 非自由市場經濟
錢進中國---求私人利潤,為中國創就業機會,賺外匯
中資來台---具政治目的

3.開放公共工程BOT,中資機場、港口等基礎建設,關係經濟發展,國家安全 =引狼入室。

4.第二類電信業務開放,企業情資被掌控、個資外洩,兩國發生軍事衝突時,無法動員中資電信公司,影響國家安全。


MP3下載  http://www.228.net.tw/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etails&gid=3185&Itemid=87&cid=102

---2013-10-07 ( 咱ㄟ故鄉 咱ㄟ家 )

1.古代皇帝出巡內急的規儀,聽禮儀官怎麼說~

2.聲稱的ECFA黃金十年已過近1/3的時間,不見當時宣稱的效益, 
問題癥結在哪裡?是馬政府說的開放不夠?
看王塗發教授怎麼說
1. 磁吸效應 2.效益評估模型引用錯誤
對中國更多的開放能為台灣拚經濟嗎? ECFA的延伸產品服貿協議能補ECFA的不足嗎?為何不簽最好?
讀~~《現代版木馬屠城 服貿協議危機大解密》

延伸閱讀:

習近平之作法,太缺乏政治智慧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28

常在三立出現的某L教授,常常硬掰。引用不正確的資料,有為中共護航之嫌,非常不好,再是專家,也要多多用功,現在中共硬起來,不在其所謂防空識別區,而是它自行設立的規定,要各國遵行,過度霸道,正如服貿要逼迫台灣接受一樣,習近平之作法,太缺乏政治智慧。

台灣史101問──書評(11)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68。台灣島上出現過的統治者旗幟。)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25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關係法,關係台灣何處?

為彌補台美斷交之後所造成的安全漏洞,美國國會另立一國內法《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具備足夠的自衛能力,名列美國總統與國會磋商,依憲法程序因應台海危機。1979年4月10日,卡特簽署《台灣關係法》其立法主旨稱:「本法乃為協助維護西太平洋地區維持和平、安定與穩定,並授權保持美國與在台灣的人民之間的商務、文化以及增進美國的外交關係,以及其他目的。」該法第二條提到美國的政策,有這樣的明文規定:「1.保持與增進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中國人民及西太平洋地區所有其他人民間的廣泛、密切、友好的商業、文化與其他關係……3.澄清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建立外交關係的決策,乃是基於一項期望,即台灣之未來將以和平手段解決;4.認定任何以和平以外之手段解決台灣之未來的努力,包括抵制及禁運在內,均為對西太平洋地區之威脅,切為美國所嚴重關切;5.提供防禦性武器給予台灣;6.維持美國之能力,以抗拒任何足以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之強制行動。」所以,《台灣關係法》係以美國國內法的架構改變台美關係,《台灣關係法》成功將台灣置於美國準領土地位,台灣一旦出事,第七艦隊就主動來台灣海峽維持秩序,國防上,台灣屬於美國第七艦隊保護範圍。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86。

瞭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為何?

聯合國自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後,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所以聯合國2758決議案是在決定中國代表權,不是在決定台灣的主權歸屬。也無怪乎決議案通過之前,周恩來與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的談話中(1971年10月21日下午4時42分到7時17分),周恩來表示並不擔心美、日所提的雙重代表權案。他認為這個提案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中國不能接受,但很容易應付;即使通過了,北京仍拒絕參加。如此一來,聯大還是非把「蔣介石代表」趕走不可。他擔心的是阿爾巴尼亞「驅除蔣介石代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案(亦即2758決議案)「無法增加有關台灣地位的條款,即使此案通過,台灣地位問題仍未決定。」

對國際社會而言,不論名稱叫「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或是在前面加個「人民的」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是中國(China),兩個名詞幾乎是同義詞。

所以直到目前,聯合國憲章還保留「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例如聯合國憲章第23條有關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仍用"The Republic of China";憲章第110條也一樣保留"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

職是之故,台灣如果真正有意要進入聯合國,就不可能再使用「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進入,因為「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在聯合國裡面已經有了,且已經被北京政權所繼承與代表。

有國際常識的人都知道,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要「重返」聯合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必須把北京政府的代表逐出),台灣只有以新的國家,用名副其實的「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才有可能被考慮。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89。

反民主,打壓民主、自由,是國民黨一貫作法。

《自由中國》雜誌原先是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結合,因此沒有群眾基礎。但是他們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敢於對時政痛下針貶的言論,對於當時台灣的部分本土菁英--那些曾經直接或間接接受過日治時代民權運動洗禮、曾經在終戰後熱切期待參與「祖國」政治,卻在228事件後對政治感到失望的本地知識分子--而言,是相當具有共鳴作用的。因此,《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們,與台灣本土的部分菁英份子的結合,也就水到而渠成。

在《自由中國》出刊「祝壽專號」的約半年後--1957年4月下旬,台灣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具有社會聲望的本土菁英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郭雨新、許世賢,當選省議員。這便是後來「省議會五虎將」及「五龍一鳳」稱號的由來。

這批從地方選舉產生的台籍社會菁英,終於和《自由中國》的雷震等知識份子結合。他們透過「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形式,逐漸醞釀組織新的反對黨。1960年約7、8月間,組黨運動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黨名也決定叫做「中國民主黨」估計參與的人士約四百餘人。然而,就在9月1日《自由中國》發表由殷海光教授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而聲稱組黨是任何洪流所無法阻擋的三天後--9月4日,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之名,逮捕雷震、主編博正、經理馬之驌,及會計劉子英四人。雷震被判處十年徒刑。

新的政黨因此胎死腹中。這一段「本省人」與「外省人」為台灣的民主政治攜手奮鬥的可貴經歷,遭到統治者的無情打擊。台灣的民主運動因此跌入谷底,直到60年代末期,才又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崛起。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92-393。

阿輝伯動心忍性,冒被暗殺的風險,推動台灣政治的民主化。

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首先最大的一項政治變革就是解決所謂「萬年國會」的問題。在「老賊下台」的社會輿論催逼下,當時還是由俞國華主持的行政院,終於在1988年11月7日通過「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草案,翌年(1989年)元月26日,立法院隨即通過此條例,三月一日起,開始受理這批過去號稱為「法統」所繫的老代表(1947年選出者)的申請退職。他們每人最高可領退職金546萬元。

1989年4月7日,曾發起「519綠色行動」的《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因刊登許世楷教授的〈台灣新憲法草案〉,遭統治當局控以「叛亂」,鄭拒絕出庭應訊,於警察前來拘提時引火自焚,震驚全國!台灣的民氣,達到了燃點。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99。

1991年4月,李登輝召開國民大會臨時會,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時代潮流又向前一步,但另一股逆流又隨之而來,同年5月9日,陳正然等四名青年,因為參加「獨立台灣會」被逮捕,引發5月20日一場「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的萬人大遊行。四個月後,又有李鎮源、張忠棟、陳師孟等學界人士發動的「一百行動聯盟」,主張廢除刑法一百條。翌年5月15日,立法院終於通過修正刑法一百條,取消「陰謀內亂罪」及「言論內亂罪」,台灣的言論自由更獲一層保障。被禁錮在海外不能回台的黑名單,也終於解除。在此之前,各位海外台獨運動人士如張燦鍙、羅益世、李應元......紛紛闖關回台而遭逮捕,但引起民間熱烈反應。

在李登輝與民間民主運動的配合下,台灣逐漸民主轉型,1996年,台灣終於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中國北京當局則以飛彈演習威脅台灣,試圖打壓李登輝與彭明敏兩位候選人的本土立場。這場被國際輿論形容為「槍口下的台灣」的選舉。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01-402。

特殊兩國論,引起大風波,凸顯中華民國的假相存在。

1999年7月9日,總統任期只剩下九個多月的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的訪問,回答有關台灣獨立問題時表示,自1991年修憲之後,我國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就只有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人民無關。在1991年修憲後,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

李登輝這一談話,無異宣布放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長期以來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他的談話引起國內外相當大的迴響,民進黨以及許多獨派陣營人士,給予高度的肯定。民調結果,有70%以上的人民眾肯定李登輝的這個宣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12。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2013-11-24

桃園的站前面,南坎的站後面

「尖鋒時段,客運車上乘客滿車,司機突然回頭一看……,
司機大叫:誰叫你們全部擠在車箱中間?
乘客無奈回答:是你廣播說,討厭的站前面,難看的站後面!
司機:靠腰!
我是講桃園的站前面,南坎的站後面! 」

2013-11-21

台灣史101問──書評(10)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420。上圖,台灣投資中國佔台灣對外投資比例與投資金額。下圖,台灣對中國投資累計金額與件數。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20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結合黑社會組織、一黨專政的黑金政治。

然而,黑金政治並非始自1990年代,早在中國大陸時代的1920年代,蔣介石主控下的國民黨,即已埋下種因。原本在國民陣營之中「排無生肖」的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開始發跡,先後鬥倒國民黨內各個大老,掌握軍權,透過「北伐」,攀上中國政治的頂峰。自1927年以後,蔣介石主導下的國民黨,與「江浙財閥」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成就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興起。蔣並結交上海黑社會的青幫頭子杜月笙,不僅利用其旗下流氓來暗殺政治異己,也利用他們來掌控金融機構,「黑金」政治於焉形成。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65。

為了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蔣介石製造各種恐怖暗殺,極力打擊在野民主人士,例如1931年捕殺鄧演達、1933年暗殺楊杏佛、1934年暗殺史量才、1946年連續暗殺李公僕、聞一多……、1949年屠殺楊虎城全家,連小孩都不留。而民主人士張君勵、羅隆基、沈鈞儒、鄒韜奮等,都曾遭其逮捕下獄。不計其數的知識份子,遭一介獨夫迫害。他手下的「軍統局」(戴笠、毛人鳳主持)、「中統局」(陳立夫、陳果夫主持)等特務組織,以及上海角頭杜月笙的青幫,都成為他暗殺政治異己、整肅異議人士的工具。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66。

消滅台灣地方政治的士紳力量,國民黨真行。

戰後初期的台灣地方政治,原本充滿著士紳主導的色彩,揆諸1949年各級民意代表,從國民參政員、省參議會議員,到各縣市參議會議員,多屬地方士紳或地主,但是經歷了一場腥風血雨的二二八整肅之後,許多灣屋社會菁英消失殆盡,許多劫後餘生的地方領袖,對政治產生恐懼與冷漠,不再與聞政治,加以緊接而來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政治,更讓地方領導階層產生鬆動,地方政治體質逐漸改變,土豪地痞、無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埋下了往後國民黨政權在台的「黑金」政治的另一路途。

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為了其政權的穩定,以養地方派系穩定其政權,地方派系藉基層金融、介入公共工程等經濟特權,維持其派系發展;進一步將黑道勢力引進樁腳動員系統,久而久之,黑道人物也學會選舉動員模式,參與選舉,進入各縣市地方議會。黑金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賄選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勢力,退一步取得官職或民意代表的位置。黑金出身的政治人物,通常在從政過程中,經常又會以貪污等方式來補回在選舉時使用的資金,或回饋黑道的支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67。

黑道背景的人士成為民意代表,他們不僅「漂白」,並藉此貫串「人脈」「錢脈」,他們利用在地方的強大勢力當選,在任時利用其身分為自己的「事業」護航。

黑道治鄉、治縣,甚至治國的模式,有以下六種:掌握地方派系的金脈(農會、地方信合社)、介入公共工程、土地買賣或炒作、選舉賄選或恐嚇、股市投機炒作、經營不法事業。

從基層金融逾放款情形及呆帳數目,可以看出地方金融被政治權力掏空的「失金」程度。例如屏東縣逾放金額高達260億(2000年);全國各地農會信用部逾放比超過50%的農會,就有15家,超過30%的有37家。台灣省農會逾放比高達90%。(2000年)

三大黑金法案:「農發條例」、「博弈條款」、「地方首長、農漁會幹事解職鬆綁條例」,顯示了「黑金治國」的可悲與可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68-369。

國民黨的變色龍政權。

當年蔣氏政權的延續體,即今天所謂「泛藍」的政治團體,已然有了更大的變貌:過去要「消滅共匪」,今日則適「連共制台」;過去要「雪恥復國」,今日則處處迎合中共當局;過去要台灣人民「效忠領袖」、「永懷領袖」,今日則已放棄其領袖的「反共」路線;過去要「保密防諜」,今日之言行則近乎當年的「匪諜」標準;當年要台灣人民「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今日則散布中共侵台的失敗主義;當年將台獨人士打成「共匪同路人」,今日則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追溯歷史,通變古今,無人能醒悟?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78。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2013-11-19

台灣史101問──書評(9)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329。上圖,用直升機空運美援物資。下圖,抵達台灣的美援物資。)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18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國民黨運到台灣的黃金,於1950年9月,就已經花光光。

根據曾長期擔任蔣介石總統侍從官的前主計長周宏濤的回憶錄,國民黨帶來的黃金,因支付軍餉,在來台第二年的1950年9月就用完了!他提到,1950年6月7日,中央銀行總裁向蔣介石報告指出,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國庫存金(國家所有,非國民黨所有),共375萬5千多兩,但至當年5月底,共耗掉321萬2千多兩,僅剩54萬2千多兩。周宏濤回憶錄指出,由於美援斷絕,加上退入台灣60萬大軍的龐大開支,讓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必須撥付58萬兩,在1950年9月就花光了。周宏濤表示:「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為政府希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為台灣未來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再說,此時中國大陸上經濟崩潰,台灣受累,大批軍民逃入台灣,人口驟增,給台灣社會極大壓力。終戰初,台灣人口僅600多萬人,但從1949年到1952年的7年間,台灣共增加了約200萬人,其中僅1949到1950年的大逃亡,就進入了軍民約100萬人之多。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又不是第一線生產線上的人口(雖然其中移入一些高級技術人員,但因當時台海兩岸工業結構不同,並不能馬上符合當時台灣產業結構的需要),因此台灣一時要承受的經濟壓力極大。人口開始大增的1948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6年6月,台灣的物價指數,以是「光復」之初的7千多倍。令人難以忘懷的「四萬元換一元」的新台幣發行,也在此時開始。

所以,台灣此時突然湧進這麼高比例的人口,所承受的經濟與社會壓力,豈是區區70噸黃金所能紓解?

再者,關於「有蔣介石來台統治,台灣才有建設與繁榮」之說,全然昧於台灣歷史。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23-324。

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邪惡紀錄,數也數不清。

1952年到1953年間的鹿窟案,是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中,最大的一個案件。1952年12月28日到1953年3月之間,憲警破獲陳本江等中共地下黨人在台北縣鹿窟山區的武裝基地,共計183人被捕,其中,被槍決者有36人,被起訴的97人。遺憾的是,受難者大部分是農民或礦工,多數未受教育或僅受日本公學校教育,並多為父子、父女、母子、兄弟或親戚,這些純樸百姓,卻在政治風暴中蒙冤受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50。

1950到1965年牽涉台灣共和國的案件。因響應廖文毅在海外從事的台灣獨立運動,黃紀男、廖史豪、鐘謙順等一、兩百人被捕,其中有人三度入獄、兩度入獄,並徘徊在死刑、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之間。

1961年陳智雄案。擁有八國語言能力的陳智雄,在協助印尼的獨立,並經過一段流亡過程之後,投入廖文毅在日本從事的台灣獨立運動。不料於1959年,遭國民黨統治當局在日本的情治人員挾持,以外郵袋運回台灣。陳智雄拒絕國民黨給予每個月5千元及台灣省政府參議職位的賄賂,最後遭槍決。

1961年蘇東啟案。台灣警備總部以台獨罪名,羅織縣議員蘇東啟以及雲林縣地方人士百餘人入罪。蘇東啟、張茂鍾、陳庚辛曾一度遭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

1962年「台灣獨立聯盟」案(「興台會」案)。原先是以陳三興為首,結合多位高雄中學初中部二年級學生,以「創見台灣永久中立國」為宗旨組成秘密組織,次年更名為「台灣民主同盟」,繼而發展為「台灣獨立聯盟」,1962年5月,國民黨當局展開緝捕行動,聯盟成員一一遭到逮捕。

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彭明敏師生準備印發傳單,提出「一中一台」主張,呼籲「不分省籍,建設新的國家,重新制定憲法,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不料事跡敗露,被捕下獄。

其他如1967年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1970年江炳興泰源監獄案,乃至到1987年的蔡有全、許曹德案,皆屬台灣獨立運動的案件。

1954年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案。阿里山鄒族的菁英高一生(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湯守仁,以及復興鄉泰雅族菁英林瑞昌(樂信瓦旦),為了族群自治而奔走,不幸遭當局處決,禍延多人,並及後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51-352。

黑金黨國政權,到阿九執政,特別有恃無恐。

國民黨在黨政不分的黨國體制下,擁有多項特權,使其黨營特許事業坐大,黨產資本不斷累積。國民黨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之架構在1992年成形,分別為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啟聖實業投資公司、悅升昌投資公司、景德投資公司、建華投資公司、華夏投資公司。七大控股公司投資事業領域各有分配,經營的行業橫跨金融、石化、電機、水泥、電子、瓦斯、鋼鐵、建築、租貨、製藥、環保、橡膠、投資和紙業等。根據《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於1999年的統計,這七大控股公司總共主控66家企業(包括八家上市上櫃公司以及58家未上市公司),轉投資企業超過300家,其中有資料的43家主控公司,總資產超過6千億元,淨值超過2千億元;如此雄厚的資產,便是國民黨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詳見梁永煌、田習如等編著,《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頁149)張清溪等經濟學者在1991年提出「黨國資本主義」概念,解構台灣的經濟體制,認為「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之下,被不當的合理化」。(詳見張清溪等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再加上透過減免稅捐、黨職併公職,以及政府委辦補助,佔盡天下便宜。

當國民黨霸佔的公地國產開始遭到指謫後,他們透過政治力,讓政府不得不將被霸佔的國產國土透過贈與或給予租權,再賤賣給國民黨,所以霸戰公地公產部分幾乎已被後來政治性的贈與、租用或承購所掩蓋。這些強站取得、贈與取得、廉價購得的黨產,到了馬英九擔任黨主席後又遭變賣,成為他們黨費的一大財源。

這個擁有諾大黨產的政治集團,其「既得利益圈」的涵蓋面甚廣。可以廣納各方面貪圖利益的投機政客與短視的民眾,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隱憂。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62-363。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2013-11-16

【影片】詩比歷史更真實-以文學視角反思歷史敘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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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1-14


時間 ∣ 2010年5月6日(四)
地點 ∣ 國立中興大學
講者 ∣ 李喬、彭瑞金、楊翠
特別來賓 ∣ 鍾逸人
主辦單位 ∣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作家彭瑞金:

1.歷史與小說創作時,不要把歷史拿來跟小說作為一個對等,歷史只是小說創造的一個元素。

2.《寒夜三部曲》包含詮釋李喬個人成長史、家族開發史、族群開發史、台灣大歷史……,此作品不是為歷史服務,但很顯然歷史的東西很自然地就被呈現出來。

3.歷史有很多面向,怎麼去詮釋,懷抱怎麼樣的角度去詮釋歷史,就是小說家能成為小說家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4.李喬拜訪鍾逸人的太太的原因?(呈現白色恐怖當年的台灣女性)。

5.不要用讀歷史的觀念去讀小說。

作家楊翠:

1.歷史可能我們看到的是單一的人或事件,但從小說看到的是一個歷史的圖像。

2.不是要比較文學或歷史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而是文學可以看出什麼樣的歷史圖像與精神圖像。

3.大歷史 VS. 小敘事。

作家李喬:

1.台灣文壇引進新理論之後出現的現象。

2.談花蓮移民村的故事的小說(語言用錯的問題)。

3.諾貝爾文學獎常提到,得獎作品有民族、國家的特性。

4.女性書寫 or 陰性書寫(弱勢族群的書寫)。

5.台灣的文學是陰性書寫,台灣的歷史是陰性書寫。

作家彭瑞金:

1.台灣文學界的反省能力?

2.相思樹對客家族群的意義。

作家楊翠:

1.自己從歷史界跳到文學界的原因。

2.小說家不是天生的是修煉的。

特別來賓/白色恐怖受害者(前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
1.小說語言主要要呈現某時代某一些人的慣用語言。

2.李喬與鍾逸人熟識的過程。

3.談李喬作品《泰姆山記》裡面所隱藏的歷史人物。

問題與討論:

Q.李喬老師曾說過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人生哲學,請問實踐的心得?對於目前說的一心多用與同時跨領域有何建議?


【李喬】:因為天資不夠好,但我非常努力。找自己較好的那一部分來努力。(李喬認為自己語言文字方面較好)。以寫作貫穿田野調查、讀書、思考。可能要到後來才能一心多用,自己的經驗是剛開始很難一心多用。

Q.請問李喬老師如何做好田野調查?

【李喬】:當年資料來源,第一:文字或物品的公證,第二:人物的訪問,當年無法用攝影機,因為大家會怕,所以只能用頭腦記,常常藉故要上廁所趕快記錄下來。

很重要的是要做卡片並分類,個人意見與原來資料不能放在一起。忘掉的東西就讓它忘了,重要的東西通常忘不掉,然後會慢慢連貫。

Q.對語言文字的掌握是否是台灣人書寫最大的問題?

【彭瑞金】:文學語言有時會變緊箍咒,而自我設限以作家「廖清秀」為例。他以一直覺得他無法寫出好作品(因為不是北京人),因此有所謂「語言決定論」的迷思。要有以自己慣用語言書寫的自信。(例如很多名詞客家話找不到,所以要用外來語呈現),小說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

【李喬】:師範學院可能反而會產生局限性,文學是社會的衍生,在學校學的韓文學離愈遠愈好,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台灣人的母語進入到文學裡可以相容不需要發生戰爭。

所謂”好”的語言,標準在哪?要打破語言的神聖性,當你的文學作品成功,原本被排斥的語言也會跑到主流來。

不要玩弄文字。創作意像和文字要平衡,這是文學的要素。作者誠心誠意就是好文字,好文字讓你落淚,讓你憤怒,就好了。

寫作不要說像某某人看齊,那樣就會完蛋,你只會變成某某某第二,模仿別人就會不自然。

楊翠結論:

日治時期,楊逵用日文書寫,但我們不能否認他文學裡抵日抗日的精神,不是文字用什麼文字,而是說你怎麼用那個文字寫出了什麼,這可能是最重要的。
(全系列終)

【影片】詩比歷史更真實-以文學視角反思歷史敘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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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1-12
時間 ∣ 2010年5月6日(四)
地點 ∣ 國立中興大學
講者 ∣ 李喬、彭瑞金、楊翠
特別來賓 ∣ 鍾逸人
主辦單位 ∣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此座談會主要在討論「歷史的事實」與「歷史的真實」的不等同,發人深省,李喬老師並傳授書寫歷史小說的方法,以下為講述大要,,,,,請自行聽完座談會影音,必有收穫。
作家李喬:

1.文學若故意忽略歷史因素會產生的問題。

2.「文學的現象包括主題與形式,都在歷史河流裡面,但歷史不容易掌握它的正確性」。

3.李喬提醒台灣人以前所讀的「大歷史」的正確性。

4.如何克服歷史的非真?

4.1大量做田野調查,減少誤差。

4.2充實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知識。

4.3 文學的形式是虛構,但文學絕不能說謊,必須誠實於自己的作品。

5.事實 VS. 真實

6.人生無限個真實,用一條虛線貫穿,就叫做 fiction(小說、虛構),以描繪美女為例:A想的腦袋 + B想的胸部 + C想的臀部,相加起來就叫fiction。

7.李喬以自己作品《埋冤1947埋冤》來說明228,歷史的事實、歷史後面的真實和小說的虛構之間如何找平衡點。

8.文學最能自由發展的就是詮釋。

9.以小說說明早年台灣語言市場混亂的情形(日、漢、客….)


作家彭瑞金:

1.詩與歷史的比較也是小說與歷史的比較。

2.歷史小說 VS. 歷史素材小說?

3.談王家祥作品《小矮人之謎》……(森丑之助的死因之謎)。

4.歷史是小說中的必要元素,沒有歷史元素,小說就寫不長。但小說絕不是為歷史服務,而是要呈現歷史後面作家要呈現的真實。

5.大歷史 VS. 小歷史。

6.超過5萬字的散文就算小說?!

7.小說要有歷史的元素但不能被歷史所約束。(因為有些事無法查證)

8.小說家有縫合歷史縫隙的特權而去呈現真實。

9.《埋冤1947埋冤》當中虛虛實實的歷史不影響小說的大局,讀小說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它背後的那些東西。

作家楊翠/小結:

1.文學書寫可以虛構但不能說謊。

2.事實不等於真實,小說家要尋找超越事實之外的真實。

3.作家詮釋的幅員與縫合縫隙的特異功能。

第二階段

作家李喬:

1.歷史小說是採取歷史的一段事實存在人能信服的人事物加以當時的風情,增加它的可能性,讓讀者從趣味中了解歷史。

2.解釋何謂「歷史素材小說」。

3.小說若沒有虛構會很呆板,難以表現作者更高層面的思考的東西,因為被歷史綁死了。

4.書寫”雜種”的奮鬥,用來讚賞生命的尊貴。

5.談自己作品《泰姆山記》,用來補足《寒夜三部曲》遺漏的詮釋。也就是生命來自於大地,人的生命和大地是合一的,人間難免有很多衝突,如果大家都認同當下的土地,人間的災難可以減少。而自然是超越人間的,自然對人間的愛恨情仇一律接待,但如果每個人都認同這個大地的話,人間的災難可以減少。

6.鹿窟事件、谷正文、呂赫若。

7.歷史小說主角若寫出他的本名就沒意思了,所以主角會是一個綜合體。

8.談自己人生態度:閱讀、田野調查、思考,在這三角形裡打轉。

9.解析相思樹的書寫。
(未完待續)

台灣史101問──書評(8)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320。中華民國的範圍與台灣。)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14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華民國,國不成國,阿石太自私自利,好面子、死不認錯。

台灣固然承接「中華民國」的名號,但其內容卻和原來的中華民國迥然不同。1912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範圍是所謂的「秋海棠」,並沒有包括台灣;但1949年以後稱謂叫做「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而沒有「秋海棠」。國號雖然相同,但其範圍則適巧相反,在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在1949年結束後,幾乎失去了他原先建國時的絕大部分領土(只剩下金門、媽祖、一江山……等大陸周邊小島),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秋海棠」(不包括台灣)的「國旗」,在1949年之後卻只能拿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插掛。「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亦是如此。至於,在「秋海棠」醞釀,專為「秋海棠」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自1949年底以後,也只能拿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套用,再配上凌駕在此部憲法之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得此後台灣的政治體制衍生出許多癥結。雖然有人說,台灣在1949年10月25日到1949年底之間,已經納入中華民國範圍。然而,此一時期的台灣,牽涉所謂「地位未定問題」,為各方論者所爭議。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96。

打倒台灣士紳、再幹掉農民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積極推動,不僅讓國民黨政府在農村贏得美名,在經濟發展上有所助益,而且在政治上,更有利於統治。土改以前,台灣鄉村的政治權力及社會領導,大都操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他們都是仰給於地租的地主階級。他們的特殊地位與權力的源泉,也是來自土地,自然容易成為地方領袖。經由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權力基礎,退入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無形中減少反對勢力的潛在來源,影響台灣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詳見楊照,〈沉澱發酵的歷史記憶〉;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

由於地主階級是本地的,因此外來統治者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地主」的界定採取寬鬆的定義,凡是「以土地出租予他人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都被界定為地主(根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六條規定)。這麼一來,到了1953年進入「土地改革」第三階段時,國民黨政府就可以大肆徵收許多擁有小面積耕地的「地主」的土地,許多共有出租耕地的業主,更因此陷入窘困。(詳見徐世榮〈台灣土地改革的虛與實〉)若以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上統治時期的地主計算標準,台灣絕大多數的農戶,根本不夠資格稱為地主,但來台後的國民黨,卻可以順利放手那麼多的地主進行「土地改革」,其道理與關鍵所在,就在於外來統治者與本土地主的關係上。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0。

違反國際公約的中華民國,阿石集團是也。

1945年8月中,日本投降,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授命中國國民政府軍赴台,代表盟軍佔領台灣,中國國民政府則宣佈台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域,台灣居民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這在國際法上來看,是有可議之處。戰後英、美、法、蘇等,也曾佔領了德、義、東歐、日本等,但那些被佔領國,都未成為佔領國的領域,何獨台灣成為佔領國的領域?是否因為1943年所謂「開羅會談」,聲明戰後要將台灣歸屬「中國」之故?

依國際法,軍事佔領不變更被佔領地的主權,任何領土的變更必須以正式條約為之(1941年《太平洋憲章》甚至規定不符合居民意願的領土變更不得為之),中國國民黨政府上述宣布是違反國際法的。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7。

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因此,如果將台澎地位解釋為依開羅會議、〈波茨坦宣言〉,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則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擁有台灣主權。

開羅會議的公報既然沒有國際法效力,不能決定台灣地位歸屬,何以終戰後台灣人卻熱烈慶祝「光復」?以當時台灣內外環境看,雖然台灣還未經由對日和約的簽訂來決定其歸屬,但不論是美國、中國,或是台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都有默契,即認為將來對日和約簽訂時,必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哪知道對日和平條約還未及簽訂,而中華民國卻已在1949年底敗亡,其政府則逃退到地位尚未確定的台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9。

台灣人與中華民國的國父,沒有交集。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個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史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始終,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1900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1894到1911年之間,出現有191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1894到1911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19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1911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丹佛市,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合情理。

更何況,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1945年後,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14。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灣憲法。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1936年的〈五五憲章〉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且國大代表選舉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17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算是有參加喜宴了。

更遺憾的是,這17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18 。

台灣的民主轉型,缺乏轉型正義,仍是換湯不換藥。

2012年,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其實以上三個「中華民國」(如上圖示),都不到百年,原本的中華民國,只有38年即結束,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歷史上的定位,可以說是一個由中國流亡到台灣、殖民統治台灣、在台灣「借殼上市」的流亡政權。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總統民選,殘存的中華民國已漸被台灣的民選政權取代,但是舊體制、舊思維、舊國號,仍延續使用。台灣只剩下法理上的制憲、正名,取得國際承認,便可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21。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台灣史101問──書評(7)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256。1947年3月,上海《時與文》週刊刊登的漫畫。)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11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自以為很大的中國官僚,就是要公然貪污腐化,目無法紀。

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所謂的「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國民政府,誤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作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司法、軍事各項大權,好像日本時代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了這種體制出現之後,都失望的戲稱他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的「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4。

而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譏稱接收委員個個「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劫收」後的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50年未開之眼界。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叫人目不暇給。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5。

總之,台灣人民在慶祝所謂「光復」不久,所面對的局面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6。

牽親引戚的政治文化,直到今日苗栗大埔暴政皆有傳承。

為何牽親引戚的政治,讓台人痛心疾首?為何「吃銅吃鐵」、「五子登科」的官場,開了台人50年未開之眼界?為何陳儀宣稱「公務員不揩油」,會引起台人詫異?為何外省軍人上車不買票、不排隊,台人忿忿不平?為何抗議的台灣民眾到專賣局焚毀器物時,不會搶奪錢財?反倒是號稱「清鄉」的官兵,卻會劫奪民財?……這些為何,可用半山人士連震東提醒國民政府的這段話來解答:「台人經過日本多年的訓練,過的是新生活,台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清潔,勤儉……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60。

殺人有理!台灣人民膽敢發言抗議,就是叛亂分子。

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在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台北別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坦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20人之耳鼻及生殖器官,然後用刺刀戮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4、50名由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捕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槍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彭明敏教授的回憶錄,提到高雄地區的屠殺情形,這樣說: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66-267。

邪惡凶暴的屠夫,在228展開對台灣人民的武裝殺戮。

彭孟緝接到南京電報:『8日前21軍可以陸續到台』的消息後,更加瘋狂起來了。2日(按:此日期可能有誤)晚下令高雄軍械庫,將庫存械彈盡盡裝備高雄傷兵,成立一個大隊,擔任高雄守備。自己指揮要塞部隊和獨立團部隊,對高雄、台南等地進行血腥屠殺;並說:『錯殺幾個人,沒有關係,一切由我負責。』因此不分什麼『暴民』、『順民』都成為他們邀功的對象。所以等到3月13日145師到達高雄隨後移駐鳳山時,所謂『台民暴亂』基本已經平息。先是145由鹽城、東台一帶開達雲港集結候輪開台的行軍途中,部隊晝夜行軍,一師七零八落,拖了幾十里長,三三兩兩,好似麻雀隊伍一樣。沿途官兵給養,到處劫奪民物,不給分文,還有強姦婦女的行為。紀律壞到極點,人民怨聲載道。而他們認為鎮壓台灣『暴民』的任務要緊,一切都顧不得了。

再者,中國記者王思翔,228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灣目擊記」,後改名「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3月8日以後的大屠殺的見證:

「3月8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視『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9日上午6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71-272。

大屠殺之後的大清算。

在「綏靖」之下,所謂「清鄉」又接踵而來。有些軍隊,假借「清鄉」之名,實行搜括勒索之實,試看王思翔這段報導:

「『清鄉』和『檢查』是綏靖的基本內容。自14日起,這種工作即在各地普遍展開,除經常而舉行的『突擊抽檢』(即不分晝夜、不通知、局部的檢查)外,台南市曾於17日特別戒嚴,全市交通斷絕,實施全面戶口檢查。凡戶籍錯誤及無身分証者,當然被列為『奸匪暴徒』,而家中缺少一人者也必追究歸案,由於統治者繼承了日帝的嚴密的戶籍基礎,幾乎沒有一戶一人能逃出魔掌。所有居住台灣的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被檢查,什麼東西將被當作『暴徒』的證據,誰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個仇人這時會引導軍警來加害。軍警、特務們和與其相勾結的流氓,『清鄉』其名『清箱』其實者不少,而且他們又善於為了詐財勒索而構罪陷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74-275。

怕有影響力的台灣菁英干政,就“殺”光他們。

在軍隊抵台進行的鎮壓與屠殺中,當局雖然捕殺了許多直接參與暴動與反抗的份子,但是許多未曾參與任何暴動的社會領導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師、作家、醫師、記者,也幾乎在同一個時段裡遭到整肅。根據學者的研究推斷,陳儀當局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畫的逮捕台灣的知識菁英,各地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公然處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參與任何暴動,但卻慘遭不測。

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教授,於3月10日清晨被情治人員帶走,一去不回。據聞,他的屍體被裝在麻布袋內,丟入淡水河裡。

同樣也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大公企業的創辦人陳炘,於3月11日清晨6時許,在病榻中被刑警叫走,也一去不回。

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灯被憲兵抓走,最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澆淋汽油,點火燒死。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79-280。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2013-11-13

台灣史101問──書評(6)


(source: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蔣渭水。)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06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為祖國而抗日的英雄,卻被祖國坑殺致死。

228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的打擊很大,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在事件中喪生,其中包括一起創辦「大東信託」、一起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陳炘;而曾經被他邀請擔任台灣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也無故被捕遇害。林獻堂因事發當時恰巧在主持彰化銀行的成立典禮,接待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逃過一劫,但事後卻也名列陳儀當局所開列的「暴動首謀」名單之中。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16。

其實,現在藍綠都肯定蔣氏,可說是「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我們長期肯定蔣氏,是因為他的反抗強權、追求平等、自由的正義感。但是國民黨現在為何開始推從蔣渭水了呢?說穿了,是因為蔣渭水當年曾肯定中國國民黨,並以「中華民族」的認同來抗日,這最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21。

假使蔣渭水不早逝,而能親眼看到他心中的「祖國」來臨,他會不會很失望?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道理很簡單;他的許多同志們在戰後都很失望,為何有正義感的蔣渭水不會失望?我甚至還可以更大膽地斷定,假使蔣渭水不早逝,也絕對逃不過二二八事件的劫難。何以見得?看看蔣渭水的家人和昔日同志們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就可明白。

蔣渭水的胞弟蔣渭川,也是被捕殺的對象,在軍警人員前來捕殺時,因閃避得及而逃逸,但子彈卻打到身旁的女兒(也就是蔣渭水的姪女)身上,致使女兒最後不治死亡;蔣渭水的三子蔣時欽,也遭通緝,亡命天涯;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時代,蔣渭水的女婿鍾浩東(時任基隆中學校長),也因反抗國民政府遭槍決。蔣渭水昔日民眾黨或抗日陣營的同志,如廖進平、楊元丁、黃賜、阮朝日等人,都在二二八中遭殺害;曾經擔任台灣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的林茂生、陳炘,也遭處決;蔣渭水的北醫同學張七郎,連同兩個兒子在花蓮被處決;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的郭國基,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理事長陳旺成、台灣民眾黨中央委員兼書記長張晴川、筆名「鐵骨生」的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林糊等人,都在二二八事件時被逮捕坐獄,或遭通緝而流亡。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22。

誠如文化協會活躍人士柯文質的外孫女黃秀華所說:「我相信,以我外公和蔣渭水的個性,如果看到來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是如此德性,他們一定會起來反抗國民黨。蔣渭水和外公都英年早逝,否則228後一定會對抗國民黨,就像他們抗日一樣。看看蔣渭水當年的許多同志,後來也死於228,就可明瞭。」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24。

日本的皇民化運動,採自由意志,亦有全面歸化的作用。

改姓氏運動:其目的則是試圖從「形式」上,使台灣民眾成為真正日本帝國臣民的具體作法。不過,改姓名是採「許可制」,不具強迫性質,而且並非任何人都具有改姓名的資格,條件不夠,還不能當「真正的日本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30。

整體而言,皇民化運動推動的內容,並非全與造就「皇民」有關,例如微笑運動、禮貌運動,是在培養現代公民,提升國民身心素質,有其正面意義。除此之外,皇民化運動有相當的成分是在灌輸「皇民」意識,對台灣民眾、青少年學子確實發揮洗腦的作用。

皇民化運動下的國家神學,透過學校教育,發揮得最為透徹。學生的生活規範中,每日到校後,要像天皇肖像行禮,試圖將天皇的神格形象,灌輸在台灣學童心中。每天朝會升日本國旗後,學生必須面對皇宮方向遙拜,並遙拜皇大神宮。小學生被規定每月一、八、十五日,全校要參拜當地的神社。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31。

中國殖民的黨政思想,皆是實質的偶像崇拜。

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施的教育,雖然要學生祭拜的對象變了,但本質一樣。蔣介石為了鞏固其政權,教育系統和大眾傳播經常要塑造其英雄形象,渲染其領袖魅力。學校充斥著許多為他個人歌功頌德的教材,形容他是「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各校園內,都有他的銅像及大幅畫像,以及「效忠領袖」、「蔣總統萬歲」之類的封建標語。

從「天皇陛下萬歲」的教育,到「蔣總統萬歲」的教育,本質是一樣的。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3。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台灣史101問──書評(5)


(source: 台灣歷史學會。The national flag of Taiwan Republic -- an amber tiger on blue ground.)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04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虛假台灣獨立運動的荒謬。

台灣民主國以「永清」為年號,甚至劉永福在台南所發行的銀票和股票,還奉「光緒」之名,都可見其剪不掉大清帝國的臍帶。因此,以虎為標誌的國旗,用來和龍旗相呼應,應該就不足為怪了。

所以台灣民主國其實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所謂「全台紳民」,其實只是既得利益的官紳階級。他們要建立台灣民主國的主要目的,不在真正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而是在保守其既得利益。學者王育德就這樣評論:「台灣民主國是在混亂中吸取甜頭的殘餘清官、死守既得利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的合同劇。」(詳見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0。

割台後的抗日之役,張之洞以職務及舊交關係,聯繫唐景崧、劉永福等人抗日,儼然成為幕後指導者。簡單說,「台灣民主國」是滿清官吏打出的「台灣牌」。

總之台灣民主國只能說是一次「假獨立」,猶由如今日商場上一些商人因債務糾紛,而與妻子辦理「假離婚」(法律名義上的離婚)一樣。

檢討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因,有人認為是因得不到國際外交的支持。其實,這並非重點,須知道,要建立「台灣民主國」這個念頭,還是法國透過陳季同提醒的。法國曾告訴唐景崧,要替清國爭回土地,已經不可能,若台灣獨立自保,則還有希望。法國原先還派兩艘軍艦前來馬公聲援,但終而放棄支持。其他各國也都不願為台灣事而惹來一生腥,道理很簡單,試想,當時唐景崧對外宣稱這個「台灣民主國」與清國「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既然昭告世界說我的獨立不是真的,則世界上有哪一個愚昧的國家,會去支持一個自己都不願意獨立的國家?自己本身沒有真正獨立的意願,豈能期待國際外交的支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1-182。

十日總統唐景崧。

六月四日,日軍還在基隆,總統唐景崧就化妝成平民,買通衛兵,漏夜逃往淡水,搭艦潛返中國,距就職僅十日,人稱「十日總統」,留給時人「託辭將作戰,脫身滄海滂」的諷刺詩句。唐景崧潛逃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城內的廣東兵焚燒總統府,官兵變成強盜,到處搶劫,變賣軍器,人人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威脅。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4。

保財、不保台的生意人。

騷亂至此,於是商紳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劉延玉、陳儒林,以及辜顯榮、德商Ohly、英商Themson、美國記者禮密臣、法商畢狄蘭……等人,乃商議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秩序,遂有辜顯榮前往基隆迎接日軍之舉。六月十四日,日軍輕易地進入台北城,距離日軍登陸僅十天。

反觀三峽以下的中南部台灣子弟兵,為保鄉衛土而奮身抗戰,犧牲慘烈。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期間真有天壤之別。

尤其是一介書生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得唐授予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隨即在鄉招募義軍,與姜紹祖、徐驤等諸先烈並肩作戰,從新竹作戰到彰化,且於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5。

台灣人就只有落地生根在台灣。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但同時給予台灣住民選擇國籍的權利。《馬關條約》第五條:「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所以,當時的台灣住民,有權利在兩年內決定是留下來當日本臣民,抑或離開台灣去中國(清帝國)或其他地方。據記錄,當時180萬人口中,選擇清國國籍者只有4,500人,佔人口的0.25%,之後又有多人回到台灣,真正留在中國的人數,只佔人民的0.23%。台灣住民多數有祖先來自華南,中國為他們的「祖國」,為何多數寧願成為日本國民,而放棄「祖國」?

雖然抗日運動遍及全島,但台人願意離開者卻極少數,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落地生根,房屋、土地、牛隻……都已定著台灣,離開台灣,別無生路。社會學家陳其南指出,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土著化」,逐漸從大陸祖籍的宗族認同轉向台灣本土的宗族認同,從祖籍意識轉變到新地緣意識。

所以,儘管台灣即將由日本統轄,但大部分的台灣人仍然決定留下來,那不是政治學的意義(亦即不是台灣住民選擇接受日本統治),而是社會學上的意義,亦即大部分的台灣人已經定著於土地之上,無法離開。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6-187。

台灣人拜台灣神是真信仰。

法號「證峰」的林秋梧,是192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提倡宗教改革、致力破除迷信極為用力的宗教家兼社運家,他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人,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1930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台灣民眾向來的迷信與雜信相當嚴重,林狄梧對於那種「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有著極淋漓的指陳:「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唸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式證明其背教的行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7。

如今,台灣每年大約燒掉28噸的冥紙,大約浪費新台幣130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18萬噸二氧化碳,需要1,500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琉碳化物、苯、甲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炎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8。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台灣史101問──書評(4)


(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157。中國自宋以後以女子小腳為美,要求女子自幼以布緊纏雙足跟制其發育,使足骨變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腳跟勉強行走,中國文人還用「三寸金」來形容,這種變態、不人道的中華文化在清代傳入台灣。)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30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人沒有所謂“內地”。

在清領時期的時空裡,台灣是清國透過武力併吞而來的邊疆尾省,因此相對台灣而言,清國大陸本部稱為「內地」,自無不當。然而,站在當今台灣的時空,台灣不在中國統轄之下,因此以台灣主體立場而言,稱中國為「內地」則極為不妥。所以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史觀,看清領時期台灣的「內地化」,應稱之為「中國化」較為適宜。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55。

日本人反而會保留中國古蹟。

日本當局雖然拆廢了台北城的城牆,但留下來東、西、南、北,以及小南等五個城門,以資紀念。可惜這五個城門在國民黨來臨後,僅有北門還留下原貌,其餘四個城門都在經過修理之後,失去原貌,全被改建為中國北方式的城門。古蹟遭此變故,亦足發人深省其背後的涵義。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3。

台灣人民勤於“生產各種物資”,殖民者在台灣大賺錢。

1860年代及70年代之間,大批外商湧入台灣,這些洋商帶著商業資本(不是產業資本)到台灣開辦商管或洋行,從事貿易,大稻埕商區因此更加繁榮。北部的洋行主要收購茶葉和樟腦,南部則以砂糖為主。糖、茶、樟腦業三部門的農業,隨著出口外資的增長而加速其產量,進而促進農業的商品生產以及整個台灣社會的商品經濟之發達。總之,清末的台灣經濟,雖然是在英國控制下的半殖民地農業社會,但是透過外商和外貿的衝擊,也促使社會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快速成長。日本學者也承認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的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程度,與日本相差無幾。

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唯一貿易順差的地區。當時台灣的進口區,竟然以鴉片一項為最,如果台灣人不感染這項中國舊文化的陋習,無需以毒品為進口大宗,則台灣的貿易成績當更可觀。足見台灣的海洋文化性格,如果能夠擺脫大陸文化的羈絆,真是海闊天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6-167。

由於樟腦、茶葉的拓展,侵犯原住民的生存,必然引起反抗,豪紳因為擁有私人武力,在從事茶園與樟樹的開發時,可以鎮壓原住民,豪紳的私人武力遂常為官方所倚重,官方往往以官職或樟腦開採特權來交換援引私人武力,因而豪紳在開港之後,勢力亦加強大。著名豪紳及其家族,如板橋林家的林維源,為劉銘傳的撫墾幫辦,擁有廣大的茶園租給茶農,而板橋林家在清末日治時期,為全台最有錢的家族;又如霧峰林家的林朝棟,曾幫助劉銘傳鎮壓大嵙崁的原住民反抗,曾獲得樟腦的專賣權。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68。

海洋性格的台灣人,與中國陸地國家封閉保守的心態不同,容易接受“新科技”。

台灣何以能夠後來居上?學者許雪姬分析其中因素之一,認為:「因台灣物產豐饒,茶、糖、樟腦的外貿暢旺,且因地處邊陲,來自中央的羈絆較少,地方大員能放手建設事業,再加上台灣是海島,島民之民智者普遍早開於內地,因此不僅未形成改革的阻力,反而是促使現代化的幕後助力。」(詳見許雪姬,《漢大人的最後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於此,我們又再度發現,海洋文化濃厚的台灣,與大陸文化之間的差異。

試以鐵路的興建為例來比較,本來清國的第一條鐵路,出現在1865年(同治四年),有個英國商人為了做生意,在紫禁城宣武門外建了一里多的小鐵路,試行火車,然而火車噴火而行的怪狀,引起群眾害怕,結果馬上被拆毀。

第二條鐵路是在1876年(光緒二年)築成的松滬鐵路,由英商怡和洋行發起搭客載貨,還是有人認為是妖。不久發生火車撞死行人的事件,輿論大譁,最後總理衙門的盛宜懷只好買下這條鐵路,將鐵軌、火車全部拆毀。這些拆下的鐵軌,大部分被運到台灣,被劉銘傳用來鋪設基隆到新竹間的鐵道。

清國本來的第三條鐵道,是為了運礦而開的唐胥鐵路,1880年(光緒六年)興建,全長18里,施工順利但卻規定不准用機關車,只准用驢馬拉車,洋人給它取了個名字叫「馬車鐵道」。

劉銘傳在台灣開辦鐵路工程,和清國大陸一樣,一開工也遭到民間反對,劉銘傳說服當地紳商,只要南北縱貫鐵路修好,一定可以刺激商業,帶動建設。地 方紳商才答應出錢合資興建,阻礙的力量未久即化解。第一段從大稻程到松山的鐵路完工通車,德國製造的第一個火車頭「騰雲一號」剛出時,圍觀民眾不像大陸人起來反對,而是驚喜萬分,紛紛稱呼火車頭為「黑色妖馬」。民情意外反應的不同,彷彿註定近代化洋務運動成果的興敗。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74-175。

虛性高等國民,管理高水準的台灣公民?其結果可想而知。

之後的日治時代,和戰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都繼續以台北為政治中心。前者日治時代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後者中國國民黨政權(1949年以後)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詳見本書第24、64問)。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例如:基隆河上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台灣神社變成圓山大飯店;「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這些符號,前後變易,但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標記。

在這樣充滿殖民氣氛的都市裡面,聚集著一群充滿優越感的統治者依附族群(日本時代的日本人自認為一等國民;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所編印的《台北導覽》英文版,也承認這裏的「外省人」被稱為「台灣人」會uncomfortable)。此外,這個都市的本地人,也有不少人係以外來統治者的價值觀作為思維標準,他們講著統治者規定給他們,自以為高尚的「國語」(日本時代是日語,國民黨時代是北京語),居住在這個「去台灣化」的都市,卻享有得天獨厚的國家預算。所以南北失衡,重北輕南的政策,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77。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