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9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歐洲人並不太相信美國政府，他們認為美國政府的作法，霸道又功利、自私又粗魯，但是美國人的生活價值觀，卻受到欽佩。
由移民凝聚而成立的新興國家，為了能夠和平相處，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共識，不會動搖。
我一直寄宿在伯納家裡，一切都很舒適愉快，但是不是就這樣在瑞典永住下去？我猶豫難決。
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國家，當局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相當關心。不久，接到通知，我被任命為人類博物館的正式研究員，待遇也算不錯。在這個美麗、人情又濃的國度裡，定居下來，安心工作，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引誘。可是海外台灣人，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強烈要求我應盡早想辦法，移居北美或日本，因為那裡台灣人最多，台灣人運動也因我來到海外而急速發展起來。
在我內心的奧底，無可否認，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使我深深感覺，我實在有義務為了台灣和台灣人的將來，盡一點力量。對於大多數台灣人來說，我在這「天涯海角」的瑞典，安逸久居，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
還有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雖然瑞典人大多能講流利的英、法或德語，我到達以後，不論要做什麼事情，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決定久留，還是要學會瑞典語，這在時間、精力和心理上，對我將是相當的負荷。
所以，我決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63-264。
在其後接著的長久通信中，我對於密西根一直對我有興趣，願意給我研究的機會，表示感激。密大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穆爾飛（Rhoads Murphey）教授也加入通信來往，最後決定，我的聘書由密大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發出，法學院提供研究室，中國研究中心則成為我的研究基地，我的 研究題目將是國民黨佔領下台灣的現行法律制度。
密西根大學問我能否自一九七○年四月開始工作。那時已是二月，而有許多手續要辦，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等。
當我的瑞典朋友們知道我打算到美國時，他們都極力反對。從瑞典人的觀點看，我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歐洲報紙每日載滿著美國城巿裡的暴力、法律和秩序的崩潰。他們認為我此時到美國是等於要自殺了，國民黨能容易計劃把我暗殺。我在與美國的通信中提出這個問題，也向前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詢問。他們卻都認為在美國許多城市裡街頭暴力雖是個嚴重問題，國民黨如想傷害我，則愚不可及，因為國際輿論的指責將會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名聲，甚至可能成為致命傷。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65。
中國黨的價值，在於「人治」，凡事須秉持上意、緊跟主流派、看人辦事，是生存原則。
忠於主子，比忠於國家，或是人民重要，此種帝制思想，中共與台灣中國黨一脈傳承，只要掌權執政就是要扮皇帝。
中國傳統觀念的「罪及九族」，起了作用。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自從創辦以來，一直由我姐姐擔任校長。自我被釋放以後，當局便開始加以壓力，要強迫我姐姐辭職。可是該校董事會，不管董事長蔡培火與國民黨的勾結，一直抗拒這種壓力。但是如今我逃離台灣，國民黨的態度，蠻橫起來。董事會接到通知，如果我姐姐不自動辭職，教育部將直接干預，命令解散董事會。國民黨有人告訴我姐姐，勸她自動辭職，暗示廖文毅的例子：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直到廖放棄在日本的政治活動，回到台灣接受等於俘虜一般的生活時為止。
這樣的暗示已夠清楚了。主辦該校的長老教會提早召開總會，於一九七○年十二月，接受了我姐姐的辭職，但拒絕當局的要求以「無能」做為理由。
同時，有位遠房堂兄的太太，她一向喜愛到國外旅行，忽然接到通知，她的護照已被吊銷，從此不准再出境了。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68。
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第一，就美國而言，如果它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二，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三，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台灣實行極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第四，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第五，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其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這種願望是自然、天性、正當的。在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必須接受一個基本前提，即：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歸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
真正解決台灣問題，應由台灣人自己來探求，也就是說，台灣人應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80-281。
當我旅行各地的時候，國民黨特務的反應，都有些共同的型態，不論在麻州，密西根州、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或加拿大。顯然，他們以為散發一連串的譭謗傳單，形容我為「共產黨徒」、「失意政客」、「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日本走狗」，這樣就能毀滅我。紐約一中文報紙，好幾天連載有關的專文，幾乎描寫我成為強姦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壞蛋。
每當公佈我將在某地出現，國民黨特務便事先散發這類傳單，接著是動員該地中國留學生。國民黨領事和其他代表會邀請中國留學生吃飯，會中說明我的「叛國劣跡」，鼓勵學生抗議我的出現，其方法包括舉牌遊行、騷擾會場、打斷討論等。在每次場合，都有中國學生提出相同的問題來問我，使我感覺這些騷擾計畫缺乏創造性、不富於想像力。他們所問的，千篇一律，有的簡直莫名奇妙：「你說台灣沒有自由，那麼，你怎麼能夠逃離？」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設法逃出了監獄，這並不表示監獄裡存有自由或民主，恐怕只是證明逃出的人比看守的人，較聰明而已。」聽眾總是會大笑起來。
當獲悉這些中國學生，每一質問可以從國民黨得到四十美金的報酬時，我並未感覺驚訝。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84-285。
有一天，我在紐約應邀參加一個教會組織主辦的午餐座談會。主辦者太晚才很尷尬地發覺，國民黨駐聯合國大使也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們相見了，握了手，但是那次午餐對於該大使來說，是個極難堪的場合。他對於直接的問題，避而不給直接的回答，寧願漫談些什麼「共產黨的罪惡」、「自由世界與奴役世界」等。主持者頗不客氣地想要迫他談得較具體，並討論台灣問題，但是沒有成功，他還是不肯談論正題。
不久以後，「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的幾位著名幹部，想要與國民黨駐聯合國代表團官員約會，但是反應非常冷淡，因為國民黨官員一聽到「人權」兩字就覺得滿身不舒服，而且也不清楚這個約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一再拖延之後，終於不得不接見「人權同盟」的三位代表。這三位代表便正式要求國民黨代表團向台北當局轉達一項請求，即，基於人道的立場，准許我的家人出境，讓他們到海外與我團聚。接待他們的國民黨官員粗暴而憤怒地回答：「彭是個罪犯，他遺棄了他的家人，違反中國倫理道德！」這激怒了訪問者之一，他反駁說：「難道拆散人家的家庭就沒有違背中國倫理道德嗎？」這個請求未受理會。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88-289。
國民黨一向煞費心機要摧毀台灣人的意識。最近幾年，要離開台灣的每一個留學生都受到警告，不得在國外參加任何台灣人的組織團體。他們被告以應該參加「中國人」的團體。儘管如此，在較大的校園都有台灣人的社團組織，而這些團體的負責人或幹部都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另一方面，卻有許多中國人的團體以中國某特定地區作為基礎，例如同鄉會等，而它們並不受敵視；只有台灣人社團為國民黨所禁止。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91。
後言：
台灣人，不可把日治時代日本人的思想，套在中國黨身上，自古以來，中國軍隊專門用來鞏固政權、製造內鬥、打打殺殺、分分合合，皆是「地盤的爭奪戰」，合作是為了互相利用，分離對峙是因為「利益擺不平」。
中國黨成立一個國家，不會服務人民，而先佔有土地，再利用土地上的人民，來服務執政者，而自古以來，執政者不是封建世襲，就是黑金流氓，而大地主因供品繳保護費之故，會變身為地方首長。現在談民主選舉，這種毒素還是存在於中國黨的DNA，利用選舉的制度，種種利益交換，加上地方角頭的威嚇，於台灣人苟安求和的情境中，就可以得到高票當選的好運道。
絕大多數的台人，還是無法抹去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的陰影，阿扁8年總統任內，有其功勞，新的年輕力量會崛起，中國黨之硬是收押阿扁，事出有因。
由移民凝聚而成立的新興國家，為了能夠和平相處，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共識，不會動搖。
我一直寄宿在伯納家裡，一切都很舒適愉快，但是不是就這樣在瑞典永住下去？我猶豫難決。
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國家，當局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相當關心。不久，接到通知，我被任命為人類博物館的正式研究員，待遇也算不錯。在這個美麗、人情又濃的國度裡，定居下來，安心工作，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引誘。可是海外台灣人，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強烈要求我應盡早想辦法，移居北美或日本，因為那裡台灣人最多，台灣人運動也因我來到海外而急速發展起來。
在我內心的奧底，無可否認，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使我深深感覺，我實在有義務為了台灣和台灣人的將來，盡一點力量。對於大多數台灣人來說，我在這「天涯海角」的瑞典，安逸久居，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
還有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雖然瑞典人大多能講流利的英、法或德語，我到達以後，不論要做什麼事情，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決定久留，還是要學會瑞典語，這在時間、精力和心理上，對我將是相當的負荷。
所以，我決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63-264。
在其後接著的長久通信中，我對於密西根一直對我有興趣，願意給我研究的機會，表示感激。密大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穆爾飛（Rhoads Murphey）教授也加入通信來往，最後決定，我的聘書由密大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發出，法學院提供研究室，中國研究中心則成為我的研究基地，我的 研究題目將是國民黨佔領下台灣的現行法律制度。
密西根大學問我能否自一九七○年四月開始工作。那時已是二月，而有許多手續要辦，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等。
當我的瑞典朋友們知道我打算到美國時，他們都極力反對。從瑞典人的觀點看，我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歐洲報紙每日載滿著美國城巿裡的暴力、法律和秩序的崩潰。他們認為我此時到美國是等於要自殺了，國民黨能容易計劃把我暗殺。我在與美國的通信中提出這個問題，也向前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詢問。他們卻都認為在美國許多城市裡街頭暴力雖是個嚴重問題，國民黨如想傷害我，則愚不可及，因為國際輿論的指責將會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名聲，甚至可能成為致命傷。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65。
中國黨的價值，在於「人治」，凡事須秉持上意、緊跟主流派、看人辦事，是生存原則。
忠於主子，比忠於國家，或是人民重要，此種帝制思想，中共與台灣中國黨一脈傳承，只要掌權執政就是要扮皇帝。
中國傳統觀念的「罪及九族」，起了作用。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自從創辦以來，一直由我姐姐擔任校長。自我被釋放以後，當局便開始加以壓力，要強迫我姐姐辭職。可是該校董事會，不管董事長蔡培火與國民黨的勾結，一直抗拒這種壓力。但是如今我逃離台灣，國民黨的態度，蠻橫起來。董事會接到通知，如果我姐姐不自動辭職，教育部將直接干預，命令解散董事會。國民黨有人告訴我姐姐，勸她自動辭職，暗示廖文毅的例子：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直到廖放棄在日本的政治活動，回到台灣接受等於俘虜一般的生活時為止。
這樣的暗示已夠清楚了。主辦該校的長老教會提早召開總會，於一九七○年十二月，接受了我姐姐的辭職，但拒絕當局的要求以「無能」做為理由。
同時，有位遠房堂兄的太太，她一向喜愛到國外旅行，忽然接到通知，她的護照已被吊銷，從此不准再出境了。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68。
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第一，就美國而言，如果它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二，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三，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台灣實行極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第四，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第五，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其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這種願望是自然、天性、正當的。在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必須接受一個基本前提，即：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歸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
真正解決台灣問題，應由台灣人自己來探求，也就是說，台灣人應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80-281。
當我旅行各地的時候，國民黨特務的反應，都有些共同的型態，不論在麻州，密西根州、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或加拿大。顯然，他們以為散發一連串的譭謗傳單，形容我為「共產黨徒」、「失意政客」、「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日本走狗」，這樣就能毀滅我。紐約一中文報紙，好幾天連載有關的專文，幾乎描寫我成為強姦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壞蛋。
每當公佈我將在某地出現，國民黨特務便事先散發這類傳單，接著是動員該地中國留學生。國民黨領事和其他代表會邀請中國留學生吃飯，會中說明我的「叛國劣跡」，鼓勵學生抗議我的出現，其方法包括舉牌遊行、騷擾會場、打斷討論等。在每次場合，都有中國學生提出相同的問題來問我，使我感覺這些騷擾計畫缺乏創造性、不富於想像力。他們所問的，千篇一律，有的簡直莫名奇妙：「你說台灣沒有自由，那麼，你怎麼能夠逃離？」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設法逃出了監獄，這並不表示監獄裡存有自由或民主，恐怕只是證明逃出的人比看守的人，較聰明而已。」聽眾總是會大笑起來。
當獲悉這些中國學生，每一質問可以從國民黨得到四十美金的報酬時，我並未感覺驚訝。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84-285。
有一天，我在紐約應邀參加一個教會組織主辦的午餐座談會。主辦者太晚才很尷尬地發覺，國民黨駐聯合國大使也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們相見了，握了手，但是那次午餐對於該大使來說，是個極難堪的場合。他對於直接的問題，避而不給直接的回答，寧願漫談些什麼「共產黨的罪惡」、「自由世界與奴役世界」等。主持者頗不客氣地想要迫他談得較具體，並討論台灣問題，但是沒有成功，他還是不肯談論正題。
不久以後，「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的幾位著名幹部，想要與國民黨駐聯合國代表團官員約會，但是反應非常冷淡，因為國民黨官員一聽到「人權」兩字就覺得滿身不舒服，而且也不清楚這個約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一再拖延之後，終於不得不接見「人權同盟」的三位代表。這三位代表便正式要求國民黨代表團向台北當局轉達一項請求，即，基於人道的立場，准許我的家人出境，讓他們到海外與我團聚。接待他們的國民黨官員粗暴而憤怒地回答：「彭是個罪犯，他遺棄了他的家人，違反中國倫理道德！」這激怒了訪問者之一，他反駁說：「難道拆散人家的家庭就沒有違背中國倫理道德嗎？」這個請求未受理會。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88-289。
國民黨一向煞費心機要摧毀台灣人的意識。最近幾年，要離開台灣的每一個留學生都受到警告，不得在國外參加任何台灣人的組織團體。他們被告以應該參加「中國人」的團體。儘管如此，在較大的校園都有台灣人的社團組織，而這些團體的負責人或幹部都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另一方面，卻有許多中國人的團體以中國某特定地區作為基礎，例如同鄉會等，而它們並不受敵視；只有台灣人社團為國民黨所禁止。
彭明敏，1988，“從美國看台灣＂，《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91。
後言：
台灣人，不可把日治時代日本人的思想，套在中國黨身上，自古以來，中國軍隊專門用來鞏固政權、製造內鬥、打打殺殺、分分合合，皆是「地盤的爭奪戰」，合作是為了互相利用，分離對峙是因為「利益擺不平」。
中國黨成立一個國家，不會服務人民，而先佔有土地，再利用土地上的人民，來服務執政者，而自古以來，執政者不是封建世襲，就是黑金流氓，而大地主因供品繳保護費之故，會變身為地方首長。現在談民主選舉，這種毒素還是存在於中國黨的DNA，利用選舉的制度，種種利益交換，加上地方角頭的威嚇，於台灣人苟安求和的情境中，就可以得到高票當選的好運道。
絕大多數的台人，還是無法抹去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的陰影，阿扁8年總統任內，有其功勞，新的年輕力量會崛起，中國黨之硬是收押阿扁，事出有因。
（全文完，撰於2010/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