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7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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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5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到現在2010年,還是不放心台灣人民高喊民主、自由、人權,因為不利於中國黨的領導統御,過去用武力來壓迫學者,現在用合乎程序「不公不義」的檢調司法為工具,只抓台派不抓中國黨的大咖。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待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45-146。

我說過,中國黨並沒有國家觀念,只有統治台灣,奴隸台灣人的作為,故過去之反攻大陸、反共抗俄到現在的「反獨促統」「聯共制台」「終極統一」,正說明一件事,ROC是中國黨拿來騙台灣人的工具。

PRC過去是中國黨的死對頭,如今還是敵人,PRC到台灣,ROC的「國」旗不見了,中國黨立刻表現一付「龜奴才」的樣子,貼向Beijing的Ass。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為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1。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3。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卻是為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O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卻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為餬口掙扎而無餘力。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5。

阿扁受到政治迫害國際皆知悉,只敢講司法人權迫害的人,是太看不清楚中國黨的政治陰謀,我認為DPP或其他不挺扁的台派領袖,正陷入中國黨的醬缸之中。

我無休無止地被審問七十二小時以上。同樣的問題再三重覆地提出來。當場並無做什麼紀錄。但是我立刻察覺到我們頭上甘蔗天花板裝有錄音機,將一問一答錄音下來,或者傳送到另一房間,由別人監聽。大約每二小時,便有另一批審問人進來替換,那個矮小沈默的則大多時間都在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每隔幾小時便有一個自稱醫生的中年人進來,帶著醫具,測量我血壓,聽診我的心臟。他在檢查我的時間中,審問就停,等到他點頭示意而離開後,審問便再繼續。吃飯時間,休息約一小時。我吃的很少,想辦法利用這段時間睡覺,但五人審問小組總是又回來繼續審問。

在這無休止的審問過程中,漸漸有一個模式顯現出來。審問者似乎斷定我們準備宣言,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後面有強力的後台在支持著,「誰在背後支持你們?」,「有多少人?」,「什麼外國組織?」,「這只是你們的初步行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你們有外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後面不是麼?」,「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所有國家都有特別單位,推翻他們所不喜歡的政府,如李承晚、吳廷琰等,現在輪到蔣介石?」

現在我了解經過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審問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求諸肉體的酷刑了。犯人已經身心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輕微的苦刑,他就會讓步,會承認任何事,簽名於任何文件。他會大叫:「讓我休息,讓我睡覺。我會說任何你們要我說的話,會簽名或懺悔任何事。讓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67-169。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凡對我們的逮捕有幫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報酬。通報的旅館女服務生、盜印報警而拒絕印刷我們宣言的萬華印刷廠老板等,都獲得巨額賞金。替我們印刷宣言的赤峰街印刷廠老板,事後也立刻向警察局報告我們的行蹤。據說,他拿到賞金之後,變得很害怕「共匪」的報復,在床頭上裝了一部電話,以備於緊急時可以打電話到警察局求援。曾處理我們案件的治安人員卻獲得晉升。率領逮捕小組的警官晉升兩級,升任為分局局長,魏參謀也得到晉級和一枚獎章。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得到嘉獎。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1。

顯然,我失蹤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邀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知道我的下落。紐約時報通訊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證明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3。

中國黨要打擊一個人很容易,要包裝造神更是得心應手,阿扁執政8年,中國黨就很成功的把阿扁打成「貪腐」,而把馬騜塑造成一位「好逑」「煙斗」「性慾強盛」的溫、良、恭、儉、讓。

造謠是國民黨不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裡,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竭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4-175。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與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潰,而發狂了。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去管訓。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份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7-178。

我被帶到一排低矮木造營房中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木桌子,兩張行軍床擺在兩旁,也可權充椅子。壁上貼著印好的規則「肅靜」,另有一奇異的規定說,「不可同坐在一張床上」。

我進去不久,一個年輕的陌生人,剛洗澡回來。我們自己介紹。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名叫吳俊輝,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經二年,同時被捕的近二百名,是個 「大陰謀」案件,所牽連到的幾乎包括每所大專及一、二所軍事學校的學生。成百的人被訊問,有的已被槍斃了。吳曾聽過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與他共命運,非常震驚和興奮。在過去兩年中,他被用刑,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個單位,轉來轉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末受判決。他是被遺忘的政治犯之一。

吳俊輝是我所遇過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們談論一切,我們的家庭、社會、歷史、和台灣的將來。他在研究一種新的羅馬拼音,可將台灣話以現用的打字機和印刷機表現出來,這樣可以與傳統的中文書寫切斷關係。他對蔣家的憎惡極不尋常。他認為自己可能被槍斃。但是如果不被槍斃,活下去的快事,是要親眼看著國民黨和其政府的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8-17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6)

(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在海邊思故鄉)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4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只有台灣還有一個流亡政府,稱中華民國,因為佔有台灣的土地,勉強自稱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而已,故為了確保台灣人的台灣,必須制定新憲法,以合乎國際慣例與事際之必要。

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大家都認為政府揚言代表中國是荒唐的;蔣介石對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的主張也是荒謬的;對沖繩和琉球群島企圖作類似的宣稱,更是可笑的。我們感覺更嚴重的是政府對台灣本身所做的不切實際的宣稱:它代表中國和「自由世界」,以及島上人民一致支持「光復大陸」。雖然沒有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政府如果堅持其立場和政策,它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政府。

我已不可能繼續做為一個超然的旁觀者;對我來說,給人為國民黨支持者的印象是很尷尬的事。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31-132。

謝聰敏和魏廷朝,在我家裡的談論中,總是將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內外,分析得很清楚。我們覺得遺憾,未能使更多人分享我們的討論。我們覺得,目前台灣局面是那麼荒謬而不平,要使人們看出這點是極合理而輕易的事。

僅在觀點相同的朋友之間討論,反反覆覆,總是停留在原點未能為解決問題而進一步行動,我們已感到厭倦了。如要解決問題,必須重組政府,並全面改革,使台灣人全面參與於政府各階層。

在本質上,我們一再討論下列問題:

第一、在台北的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神話,也等於一個巨大騙局。

第二、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份開放給台灣人參與。

第三、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俾使逃離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

第四、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為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需要長期的「政治訓導」。

第五、在所謂「中央民意機構」中,台灣籍代表僅佔約百分之三,雖然台灣人佔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六、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維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

第七、國家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耗費在軍事方面,包括精心設計的秘密警察和特務組織,這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軍事開支,甚至比越南、韓國、以色列還要高;六十萬以上的軍隊,不足以進攻中國大陸,卻大得非台灣經濟所能負荷,只有大量的外援,使得這個規模能夠保持。

第八、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

第九、黨、政、軍,充斥貪污腐敗,台灣人民不堪其困擾和負擔。

第十、從幼稚園到大學,灌輸政治教條,扭曲學生心智,藉以製造對國民黨和領袖的盲目擁護。

第十一、青年救國團是國民黨準軍事性組織,大專學生被強迫加入,其效用類似德國納粹的「希特勒青年團」及其他極權政府的青年組織。

第十二、任何非傳統性行為、創造性思想、批評性思考、獨立的精神,不但受到限制和反對,甚至受到懲處;國民黨要使台灣人民回復古代中國的狹隘和固守,其後果是可怕的。

第十三、任何真正的工會,不許成立;而在「國家緊急」的法令下,勞工遭到剝削。

第十四、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國,台灣農工被政府重重剝削,如重稅、肥料換穀等;大肆宣傳的「土地改革」也無法粉飾。

第十五、每人要公開表示忠實於國民黨;愛國的唯一標準是效忠於蔣介石;任何考試,都要測驗效忠「三民主義、國父、總裁」的程度,甚至理髮師或駕駛執照也要考三民主義。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34-136。

台灣人不知有國際公法,KMT長期要封殺台灣人的國際觀,不可談論民主、自由、人權,ROC的憲法是牽制台灣人民的毒草,台灣人要安居樂業,就得斬草除根。

我們決定將這宣言稱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簡短的前言裡,它指出台灣島上的人民,既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己統治。基於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萬人民必須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以公共的福利為施政方針。我們提出八點基本主張:

一、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國民黨政權所以能夠倖存,只是因為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的政策也漸漸移向承認中共。

二、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國民黨軍隊只能防衛,其裝備完全依賴美國。其數目小得無法反攻大陸,卻大得不適合於和平時期,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民主自由,一邊卻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政幹制度削弱軍隊,並減低效率。被徵召的台灣兵正在取代逐漸老弱的大陸籍士兵,他們雖然穿著國民黨制服,卻是國民黨沈默的敵人。

三、「反攻大陸」的口號,成為國民黨政權的籍口,對外適合一些美國人對共產黨和中共的嫌惡、對內則可做實施戒嚴的理由,使得延續獨裁統治。

四、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一九四七年選舉後二年,即被驅逐出中國。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卻用各種手段分化彼此,使他們互相敵對,以防止他們彼此合作,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在此也延用到人民。

五、極繁重的軍事費用和極高的出生率,是二個極嚴重的問題。一九六四年的統計顯示軍事費用佔全部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其他許多隱藏和間接的開支。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主張節育者被視為失敗主義者。鼓勵高出生率據說是要用來充實二十年後的兵源!

六、黨軍領導者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一九四七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人被屠殺了。隨著一九五○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卻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窮困。

七、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過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合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卻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負擔。

八、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實,建立一個小、但卻民主而繁榮的社會。有人說,蔣介石已成為一個皇帝,我們只好等待他死亡。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可能性,即絕望的小蔣將台灣轉手給中共;也不能一刻或忘,台灣可能再度成為國際強權政治下的犧牲品。我們不能被動等待「進步的改革」。國民黨的歷史清楚顯示任何與它的妥協,不是幻想便是欺騙,是個陷阱,藉以誘捕期待和平轉移的天真知識份子。我們必須警告任何與國民黨合作,以獲取經濟利益的台灣人。他們必有一天向憤怒的人民付出極大的代價。

我們將上述各點說明以後,摘要訂下三個基本目標:
第一、確定「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團結全島人民,不論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新的政府。

第二、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具有實效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

第三、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上述原則,在宣言中,清楚地提出來,國民黨政權的缺陷也明白地指出來。比如,我們強調民主原則必須確定,國家元首應依普選而產生,而他不應該是做為崇拜的偶像,既不可享有絕對權力,也不可免於受批評。他應該是一個專心致力於服務大眾的公僕,而且應該接受民意代表的控制。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37-139。

最後,宣言的總結說,我們既不要國民黨極右的黨綱,也不要共產黨極左的教條。我們呼籲大家支持台灣人自決運動,以打破國民黨的獨裁,使所有台灣人在具有建設性的民主政策之下,團結起來。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40。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2013-10-15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前輩參訪台灣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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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0-15


對自己人生逆境抱持正面的態度,對於後輩的討教虛懷若谷,留著一頭飄逸的白色長髮,走路抬頭挺胸,講話中氣十足,228大屠殺之後,由台灣中部青年所集結而成的抗暴組合──「二七部隊」,其部隊長,高齡93歲的鍾逸人前輩,終於排除萬難,於2013年10月13日應邀到「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參訪。看到一群這麼關心228歷史的年輕志工,鍾老前輩一上車便侃侃而談台灣的近代史。


挖苦地說,我交到了一群壞朋友,李喬、李筱峰、張炎憲......,都是他們一直鞭策(鼓勵)我要把228的歷史趕快寫下來,我又沒有漢文的底子,寫起歷史書籍真是痛苦......,鍾逸人前輩在2009年終於完成三大冊《辛酸六十年》回憶錄,內容超過2000頁,為台灣補上228前後,中部地區的歷史拼圖。他也補充提到,國共兩黨亟欲把228歪曲為由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下的解放鬥爭,所以要把知道的,看到的真實情況寫下來,並且持續找尋新的史料證據,讓《辛酸六十年》回憶錄的內容更加精確。


1947年三月中旬「二七部隊」在彈盡援絕的狀況下,被迫於南投「烏牛欄之役」後解散,鍾逸人被蔣介石軍隊逮捕,隨後開始長達17年的監獄生活。或許在綠島那幾年鍛鍊了我的意志與五臟六腑,我今天身體才會依然這麼強健,而不斷撰寫台灣歷史,也讓我的頭腦隨時保持清醒。我這麼老了,上天不知道何時要召喚我回去休息,所以每天盡力要幫台灣做一點事,鍾逸人前輩談到了自己目前的人生態度。


來到聖山,看到了園區內所展示的台灣神史料,鍾逸人前輩感動地表示這些都是台灣歷史上真真正正存在過的人物啊!裡面有我的老朋友,也有我很尊敬的前輩,很感謝有你們這麼一群人用心保留台灣的典範人物事蹟,鍾逸人前輩對於台灣神代表人物沒有國籍、省籍的限制,只有對於追求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所展現的道德勇氣之審議原則相當認同,而當看到鄭南榕的照片,鍾逸人前輩談起了一段往事說當年自己寫的書沒有出版社敢出版,只有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社」有膽量幫他出版,所以他真的很懷念鄭南榕。


朝山途中,經過志工的導覽,鍾逸人前輩直嘆有這麼好的地方,竟然都還沒有人告訴他,所以在休息的片刻立刻打電話給太太報佳音,並且表示希望下次帶好友李喬一起來聖山參訪。


來到「228自由鐘」鍾逸人前輩許下三大願望:「希望台灣人不要再受到外來『非法佔領軍』的誑騙,在此時此刻台灣人如果再不覺悟會死無葬身之地,也會對不起長久以來為台灣打拼犧牲奉獻的先烈,台灣人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希望台灣能在複雜的國際政治情勢下,找出一條適合台灣人走的大道,擺脫外來『非法佔領軍』對台灣人民的糟蹋,唯有這樣,台灣才有光明的前途,對子孫也才有妥善的交代」、「希望台灣人要自我反省,因為建國不只是站在演講台上吶喊,而是要走入群眾共同打拼,藉機啟蒙旁人台灣的歷史與台灣人真實的身分,讓大家覺醒,當大家能真實面對自己的身分與命運,該怎麼做,大家就會知道怎麼做,千萬不要再迷迷糊糊聽信國民黨文奸的謠言,來誤自己、誤國家、誤子孫」。


抵達228台灣神紀念碑與追思牆,鍾逸人前輩期勉志工去挖掘更多台灣神的史料事蹟,讓牆上的台灣神名字不只是簡單的三個字,而是有每一個台灣神的名字後面所代表的懿行懿德。鍾逸人前輩並在聖山祈福卡上寫下「台灣人要覺醒」的心願。


參訪尾聲鍾逸人前輩提醒台灣要與日本繼續保持良好的關係,日本的修憲對台灣也是多一層保護,因為台灣與日本是唇齒相依的兩個國家,但更重要的是台灣內部也要覺醒,以及台灣的轉型正義將來是否有能像德國持續追究前納粹屠夫責任的那種決心。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5)


(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在Oregon的家居近照)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0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良心學者到台灣,想走文明之道,然而「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中國黨只想控制學者,作為「御用」,以愚弄台灣人民;對於追求自由、人權、民主的學者,加以迫害,有些生存於夾縫中的專家、學者,皆必須昧著良心苟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也經歷著極大的混亂和剝削。這並不能歸罪於共產黨。當時在台灣無疑有共產黨特務存在,卻沒有重要的共黨組織。陳儀的繼任者魏道明,他之所以被選擇,主要是因為他頗為華盛頓政界所熟悉。事實上,他不過是傀儡而已。一般相信,魏太太在幕後操縱實權,並決定經濟政策。

雖然政治腐敗,台灣學術界卻開始顯露復甦的現象。因為共產黨在大陸上節節逼進,許多學術機構相繼瓦解,不少優良學者也四處流浪,輾轉到台灣來尋求一棲之處。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兩年,就有大約二百萬難民逃到台灣,一些公私立圖書館的藏書,研究資料以及藝術珍藏亦跟著搬來。一些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經因為躲避日軍侵攻而東轉西徙,如今又渡過台灣海峽,在台灣復建。中國最著名的學術中心機構-中央研究院,因為無處可去,最後只好搬到台北。台大是日人在一九二七年創建的,由國民黨於一九四六年接收,現在也開始擴充了。有數百名從中國各省逃來的流亡學生也進入台大。
彭明敏,1988,“留學加拿大和法國",《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87-88。

在這幾年中,實際政治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和著作。我開的課,國際公法,成為整個台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時。同時,我漸漸瞭解,台灣當前不安定的國際地位問題,與學術理論一樣重要。我們正生活在複雜混亂的變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敵友關係改變的時代。那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時代,美國隔著台灣海峽與中共對峙的時代,也是北京叫囂「解放」台灣的時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灣,協助滿清將台灣割讓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前後,也極力設法使台灣主權和國際地位留在未決的狀態。在舊金山和會時,他曾經排除中國代表,不論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但卻未經規定將台灣主權轉交中國。蔣介石憤怒地宣稱舊金山和約對他所代表的中國沒有約束力。在華府的壓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國民黨於一九五二年與日本另外簽署雙邊和約。而此和約仍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並未規定中國取得該主權。所以,從法律上說,台灣和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末確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國與國民黨所訂共同協防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談。

對於研究國際法的人來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我不能在課堂上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到現代國家的組成要素時,我曾強調: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語,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民。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義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城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 經濟結構也互異。

當時,新加坡已經獨立,那是一個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基於共同利益和命運的意識而聯合起來形成的獨立國民。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04-106。

在這次歡送宴會中。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當他在客廳出現時,胡適先生即抓著我的手,領我到這位總統和國民黨主席面前,將我介紹給他:「這就是彭明敏。」其口氣好像以前已經提過我似的。蔣介石便問我:「你的家人怎麼樣了?」「有幾個小孩?」「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在我的答話和胡適先生插話之間,蔣介石僅只枯燥地說「好!好!好!」,未令人感覺有真實的興趣或關懷,反而使我覺得好像帝王在問我要不要什麼恩惠似的。蔣夫人卻在午宴時才出現。

在一次討論會中,國民黨政府當時派駐聯合國的大使蔣廷黻,突然提議研究如何改革國民黨政府,使得與會人士大為驚異。他一向被認為政府官員中最開明、最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有一度他甚至公開主張成立了一個真正的反對黨。然而,沒有人預料他會在這場會議中做這種建議。胡適先生,顯然非常尷尬,提議說這次會議不宜於討論這類事情,最好在其他場合再討論,而阻止了蔣廷黻。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09-110。

一九六○年夏天,給我更多思考的機會。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在台灣言論比較自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接著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嚴厲攻擊。任何人膽敢指出蔣介石反攻大陸僅是幻想,立即受到制裁。國民黨流亡台灣已經十年,思慮較周到的人認為應該正面努力使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團結合作。年紀日增的高級官員,數目日減,卻將金錢和子女送到國外。軍隊士兵,台灣人已佔多數。台灣人人口急遽增加,與流亡的大陸人的比例已達五比一。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的日子已經到了。

在我飛往西雅圖參加會議的前幾天,我以前的學生傅中梅(傅正)前來看我。他神情憂悶。他以前是國民黨青年軍,也擔任過政工,現在卻在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當編輯。雷震一直在建議政府允許反對黨的成立,將國民黨自由化,較實際地估量台灣真正的政治和軍事處境。他尤其主張大陸人和台灣人間的合作。傅告訴我,雷震的「自由中國」正受到國民黨特務日增的壓力,「隨時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發生了。我在東京看到報導,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這是一個令人寒慄的消息,也終止了成立反對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一類的談論。雷震,已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終於被宣判十年徒刑。傅正被送到綠島,單獨隔離監禁多年,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接觸。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12。

很少人能夠遠離KMT的魔掌,中國黨善於運用各種榮譽、人情與利益,來引誘老實的台派學人,由於不斷的柔情相隨,給足許多他人所沒有的好處與方便,就是鐵漢也難以自拔。

台灣的青年商會,模仿美國,決定選出「台灣十大傑出青年」,各地分會分別推薦。在公佈獲選者之前不到廿四小時,我才知道我也被選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這使我感覺很尷尬,因為我已將近四十歲,但要辭退已經太晚了。廣播電台和電視大肆宣傳,報紙也有連篇的專訪報導和花絮新聞,整個過程是徹底的商業推展企劃。最後,還有一項精心設計的正式頒獎典禮,在圓山飯店舉行,我應邀做一簡單的演說。

當時,蔣經國為青年救國團主任,他便邀請十位「傑出青年」茶敘。無疑,在這種場合,照例會拍攝團體照,而這些相片也必會被救國團拿來做宣傳之用。這些實非我所能接受。我仍然自認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純學者,我實不願我的學生看到我與眾人所畏怖的特務頭目而又自稱「青年導師」的人,公然在一起。

我寫了一封信請人送到蔣經國的辦公室,說明我有事往台中,不能參加茶會。隔日,當全島報紙大登團體照時,我的缺席顯得太醒目了。立刻有各式各樣的猜測,為什麼我要杯葛蔣經國的邀請?沒有想到,這事日後竟被列為我「反政府」證據之一。
彭明敏,1988,“台大學術生涯",《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15。

我從紐約回來後不久,又被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十名左右的安全、情報單位人員見面,報告我對聯合國大會的觀感以及在外國的觀察。他們一再要問在美國台灣人學生的立場、想法和活動,以及台灣獨立運動的情形。我很坦白直率地告訴他們海外學生的想法和主張。我說,他們獨立的主張並不是私人的或個別的嗜好,而是對於國民黨基本政策的整個反應;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體制和結構;他們不滿足於僅僅參加省政而被摒除於「中央政府」實際權力之外;他們認為台灣人有繳稅的義務,卻無參政的權利。

在中央黨部聽我說話的人,都表示很渴望改變留學生的觀點和想法,但我告訴他們,除非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改變,想要扭轉留學生的立場是相當悲觀的。這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問題。在場的人都很清楚國民黨的政策就是蔣介石的政策,我沒有說出政府應做什麼改變,也沒有必要說出。這些人不是傻瓜,他們約我來談談,是因為我是台灣人,又是國立大學的政治系主任,而剛由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回來。談話結束時,他們表示感謝,他們似乎真正地欣賞我的坦誠。
彭明敏,1988,“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26-127。

有一天晚上,台大法律系教授戴炎輝邀我到他家裡去晚餐。就在我們離開餐桌之後,一個緊急的消息傳來。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項會議上,心臟病猝發而倒地。我趕回家,並乘計程車到南港去,到達那裡時,他已經去世了,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我端詳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與他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就在那裡,台大錢思亮校長告訴我,曾給我經濟支持、使我能夠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完第二年的,不是別人,就是胡適先生本人。在我們將近十年的交往期間,這位最仁慈、最親切的學者,對我始終隱匿他私人幫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進修這個事實。我也太天真、太不夠經驗,毫無臆想到有這種可能。於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諒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輩和支持者。
彭明敏,1988,“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27。

我從學校乘車到這幢紅磚巨大建築時,有點緊張。我把義手從口袋中抽出來,讓它垂懸在外面。大家知道,蔣介石的衛兵奉命射殺任何在他面前有什麼可疑或突然舉措的人。不知道我失去左臂的衛兵恐怕會誤以為我用左手在口袋裡握有武器。我想起一些傳說,例如在一次軍校畢業典禮上,一位上前從蔣介石接受畢業證書的人,緊張地要從口袋拿出手帕拭前額汗水時,當場被射殺。又聽說,蔣介石的車隊在高雄附近小路上疾馳時,正好有一個農夫在路邊大便,這可憐的傢伙看到車來,想急促躲避起來,即被擊斃,因為他行動得太突然了。

我到了總統府,就被帶往一間接待室,在那裡聽取拜謁規矩的說明,在何時何地要鞠躬,要行多少次,如果被邀請坐,就可以坐下,然應警覺蔣介石要終止會見的時刻,他會讓你知道時間已到了,那時,在他面前告退時要鞠躬,到了門口還要轉回過去再鞠躬一次。
彭明敏,1988,“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28-12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4)

(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彭明敏之父母親)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0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把國共鬥爭與KMT內鬥的樣版,帶到台灣,依樣畫葫蘆,搞得民不聊生,現在2010的馬騜,也想走回頭路,台灣資源的貧耗逐漸成形。

一九四五年十月,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這個工作後來變成一場噩夢。他受到通知中國軍將於某日抵達。歡迎的準備工作立刻進行,包括購妥爆竹、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建臨時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等。然又有通知說抵達日期延後了。準備好的易腐敗的食物不得不想辦法處分。同樣情形發生幾次,使得花費多幾倍。

美國軍艦緩慢地駛入高雄港囗,在沈船之間勉強地找出通道。日本當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軍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格,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致敬。很多台灣人也好奇而興奮,到了碼頭幫助父親的歡迎委員會,並參觀這一盛會。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心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現在中國軍隊已經登陸,駐防軍也在高雄出現,較多的中國官員也開始冒險由台北南下。他們向父親徵求意見,又要他在接收時,代表台灣人。他立刻幻滅了。每一中國官員首先要問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銀行有多少錢?」。也許是任何政府都要問的問題,但這總是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還有他們問話的口氣,父親和其他台灣人對此印象極壞。顯然,這些由台北來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國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們穿起很好的衣服,強佔好的房子。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台灣人都心裡有數。他們都是強盜兼乞丐。台灣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樣的掠奪正在進行。在高雄閒蕩的士兵,乾脆由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高級官員由台北派來的新來者,在掠奪糖廠、倉庫、工廠設備和存貨。每天都有帆船裝滿糧食、廢鐵、機件、各種消費品,由高雄出發,載往大陸沿岸私自銷售。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3-65。

在這段時期,父親都處在矛盾的處境。因為忠於友情,他得協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來的中國人正掠奪日本人,包括日本醫生的醫療用具和醫藥品。有權勢的中國人覬覦一份產業時,他只需控訴那個產業業主曾在日治期間與日軍合作過,就可以達到奪產的目的。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67。

到這時,大部份台灣人都已瞭解,陳儀的行政機關在台灣所做的承諾,很少是可靠的,而台灣與南京之間的聯繫也很混亂。我們決定儘量不要冒險。中國的大學制度是從美國制度演變,以四年制和鐘點學分為基礎。日本的大學則由歐洲模式而來。我們細心研究中國大學有關法規,決定為保險起見應該依照中國法規,選讀所有必修課程,以取得學位。這樣既不為難自己,也不為難台大當局。

我們一再與台大當局討論我們的問題,立刻發現他們不僅對自己院系以外的教育部規定不熟悉,而且根本不在乎。這也反映了陳儀政府的混亂和無能。他的教育主管是在中國學界名不見經傳的小卒,他在台灣第一次公開演講時,很粗魯地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其他有關人員對於大學根本不關心,因為大學裡沒有多少錢可以榨取。大學怎樣做,對他們沒有多大興趣。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8-69。

228大屠殺,殺出台灣人的建國意識,當時對祖國特別熱情的老實台灣人,就認為只要向中國黨人示好,祖國就能捍衛台灣人在台灣的權益,哪知道…

台灣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國於一八九五年將台灣和澎湖割讓日本。日本讓島上居民二年時間選擇國籍。有數千台灣人選擇離開台灣或登記為中國僑民。可是,大部份住民並沒有那樣做,所以其後五十年,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在法律上是日本國民。他們如想移住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絕大多數都留在島上。在日人統治之下,他們倒也得到法治的好處。日本警察非常嚴厲,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當局將台灣人當做次等國民看待。不過,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導之下,台灣經濟有了可觀的發展,生活水準急速提高,在農工業技術、交通、公共衛生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亞洲國家中,台灣已僅次於日本。我們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這個僅在名義上屬於中國的島嶼,從落後、惡政和紊亂中,蛻變出來。他們並不喜歡日本人,但他們重視這和平的五十年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在同一時期,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在忍受著變亂、軍閥割據和內戰。

父親和我們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灣人始終支持台灣自治運動。他們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起來,因為美國總統呼籲世界承認少數民族權利而受到鼓勵。在整個一九二○年代,台灣人領袖不斷要求日本政府讓台灣人參與台灣的行政和立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讓步。由地方選舉成立地方參議會,投票權逐漸擴大。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政府終於宣佈台灣人可與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

但是這已經太遲了。日本已面臨著戰敗的命運,年輕的台灣自治運動領導者已知道美國對他們保證於戰後在民主的中國可以得到新的生活。對台灣人來說,這意味著參與台灣政治各階層的自由,並選舉代表參與中國中央政府。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71-72。

日本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將所有公共和私人產業作成一份精確仔細的清單,交給陳儀。據估計,這些被沒收的日人財產,其價值約合當時二十億美金。在重慶和南京,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人家族的豪門組織,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臨時省政府(長官公署)成立,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在其周圍則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陸軍、空軍、蔣夫人的集團等。宋子文曾僱用美國公司,為他私人調查台灣的工業資源,而這些調查隊遠在陳儀到達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達台灣了。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73。

中國大陸人傳統一向看不起台灣,認為只是一個蠻荒的屬地。新任的教育廳長抵達不久,向學生演講,便極粗魯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因而激起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台灣人則公開嘲弄這些新來者,因為他們經常表現出不熟悉現代器具和組織。許多中國人古怪的事例,廣為流傳。他們不學習,便想開車,大概以為如果愚蠢的台灣人都會開車,他們為什麼不會呢?由大陸內地被拉來充軍的中國兵,對現代機器,一無所知。他們許多人不會騎腳踏車,而又偷竊來以後,將其背在肩上揚長而去。

一九四六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陳儀的秘書長一口氣安插其親族七人在有利可圖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負責數百萬美元的茶葉外銷。台中鳳梨公司,戰前的產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經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從未看過一顆鳳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長據說安插了四十多個親族領薪。農林專員企圖沒收東海岸的許多私人船隻,藉口那些船隻在基隆政府監督之下可獲較好保養。其實,大家都曉得他的下屬正在那裡經營走私船隊。

一九四七年,緊張局勢瀕臨爆發邊緣。陳儀親族在公營機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生產者被迫以一定的價格將其產物賣給公營機構,其後那些產品則以更高價轉賣於福建或大陸各地。財務、交通和工業主管彼此之間設計出一套複雜規則,使他們能完全控制並榨取台灣的經濟。任何外銷或進口都得付些稅金、佣金或其他費用。

在一段時候,我們這些攻讀法律、經濟或政治的學生,即三三會,繼續鑽研於書本和抽象的理論。我們雖未熱衷於實際政治,對於日增的危機,也無法完全矇蔽耳目。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儘量養肥自己。

父親當時是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還未受到騷擾。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沒收台灣人產業的事件。不少台灣人在過去五十年中,與日人合夥經營事業,任何無恥的中國人,若想佔有那些台灣人的有利產業,只要抓住機會指控「漢奸」即可。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74-76。

陳儀和其重要手下,不時向民眾廣播,要求大家保持沈靜,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而會得到慎重的考慮。但是我們卻開始聽到謠言,隔著一百浬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因此,委員會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國民黨軍隊真的開來台灣,陳儀將根本不理會改革建議。

整個星期,報紙除了定期發行外,還有號外,讓讀者知道委員會進行的情形,中山堂的會議也常廣播出來。三月初一個星期,市民所談論的全是這個話題。三月七日,委員會主席,與十七個地方的處理委員會討論後(我父親也是地方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將改革建議交給陳儀。

一些學生也擬就一份改革建議送交陳儀。他們在陳儀辦公室受到有禮貌的接待。陳儀的手下稱該建議很有用處,很有禮貌地請每一學生寫下他們的姓名住址。他們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則在高雄身歷著一場殘酷的經驗。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做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設立在一個能俯視全市和港口的山上。當我的父親和其他代表一進入司令部營地,他們立即被逮捕,並以繩索捆綁。其中一個代表凃光明,是一個衝動的人,他是由大陸回來台灣,曾一度在蔣介石死對頭汪精衛之下做過事。此時,凃忽然破口大罵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陳儀。他便被帶離代表團,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涂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涂被槍殺了。

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著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孟緝出面干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79-80。

在這數週內,死了多少台灣人,沒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計是在一萬到二萬之間。處理委員會的委員首先失蹤。編輯、教員、律師、醫生等凡曾敢批評政府的人都被殺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攜帶改革請願書到陳儀辦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學生們,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殺害。數周前曾代理膽怯的中國人警員而維持秩序的許多中學生也被殺死了。從此,一九四五年以後,凡曾敢嘲笑中國人落後或批評政府腐敗的任何台灣人,都有性命危險。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82。

前任台北市長黃朝琴,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國民黨合作,而得到擔任該銀行董事長的酬勞。政府擁有該銀行股份的半數以上,因此可以說是半官方機關,但是允許黃朝琴專權經營,因此銀行幾乎變成他的私人事業。無疑的,我所以有這份工作,因為黃本人是父親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親的最好朋友,黃也把有錢的妹夫,納入董事會,他與我也熟識。另一方面,我亦被聘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做研究並協助系主任處理系務。

要選那一職業,真是一個難題。銀行的薪水約有大學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現不錯,可以升遷得很快。但是我的興趣實在不在於商界。儘管如此,我先決定進入銀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級實習班報到。有一個月之久,我每天都報到參加訓練。但是自己愈來愈清楚,我沒有興趣一生在銀行裡工作。高薪的誘惑力消失了。三十天後,我自動辭職,回到台大當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確定了。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84-85。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2013-10-12

阿九急於這兩年,完成統一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3

阿九急於這兩年,完成統一,對於民意,口是心非,不理立法院,做了再說,公民運動,必須有流血犧牲的準備。
(撰於2013/10/12)

幅射中毒,血液變質,癌症漫​​延,成活死人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2


長崎原爆點,先是中心點數公里,全面迅間蒸發,再是週邊震波,一切倒塌,全面熔解熱波來襲,皮肉不存,存活之人,幅射中毒,血液變質,癌症漫​​延,成活死人,長崎人囗剩下一半,依當時粗糙的輕微核爆,就如此慘烈,台灣核一,二,三,四,一旦爆炸,其嚴重性,大於千倍,依五十公里的逃命圈,台灣人躲不掉吧。
(撰於2013/10/12)

2013-10-11

十月十日 全民除害---公民心聲5

擦脂抹粉的臉再怎麼美也比不上兼具知性與感性,散發正氣光芒的臉龐動人!


守護民主,徹夜未眠的學生:

我一開始會注意到黑色島國青年,是他們在服貿協議出來的時候有北上抗爭,我覺得這很重要。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服貿是什麼,但其實它很嚴重,假如簽的話,受影響的台灣服務業,不只是政府公佈的那些,下游那些也影響到,希望大家都能去了解。

我平常在網路上會關注一些事情,除了服貿還有其他如核四、大埔,還有最近的違法監聽,覺得都還滿重要的。

從昨天晚上就來參加活動,其實大家都很辛苦,也沒有人想要這樣。但假如多一點人站出來政府會比較願意聽我們(雖然都沒在聽),也希望大家能拉身邊的朋友一起出來,讓更多人知道這些事,我們也鼓勵那些不知道事情的,跟著我們上街,這裡有很多學者和有經驗的人會教導、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反對、為什麼要支持。

問:警察有沒有對你們作出什麼舉動?
有,今天早上六點多的時候,在張榮發基金會前面,我們有一台宣傳車在管制時間前就停在路邊,我們也沒做什麼事。警察在晚一點的時候跟我們說要撤離車子,後來我們車子要撤離時,警方卻派出拖吊車要拖走。未到管制時間,沒做違法的事,為什麼要吊走?我們學生看到就衝上去包圍、保護我們的車子,然後警察就突然很暴力的跟我們發生推擠,有一些學生受傷,座駕駛座的人左手也受傷不能動,正在醫院裡接受治療。

最近這樣子看台灣的民主在後退,希望大家可以站出來。

十月十日 全民除害---公民心聲4



新莊與友人相招騎車來的先生:

總統實在無能又無法無天,在經濟上毫無建樹最厲害的反而是政治鬥爭,我們這些繳稅金的人民不能容忍這樣的政府。

像王金平事件,趁人在嫁女時這樣做真是令人感到可恥。自己民調只剩9%還不下臺,反觀陳水扁在位時民調有18%馬英九就一直要他下台,承諾過的633也沒達成。

台灣人已經覺悟了,台灣人必須要覺悟!選票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應該要選賢與能,為什麼這個人這麼無能我們還要讓他繼續當總統?還死不下台。應該要展現全民的力量將他罷免下台。

問:你生活週遭的人也有這樣的想法嗎?
那是當然的,民調9%就能說明一切了。薪水不漲物價一直上漲,現在沒錢過日子的人很多才會一直有人自殺。台灣不快點換總統的話就要一直悲哀去,下一代也沒有前途。如果馬英九還有一點羞恥心的話就應該馬上下台。

十月十日 全民除害---公民心聲3

柏拉圖2000年前說過: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張宏林:

這次活動可以看出大家對政府的焦慮,十月十日抗議的人比慶祝的人多,顯然國家出嚴重問題。這次遊行訴求多為「還權於民」─台灣憲法賦予的基本保障不見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選舉是較容易實行,罷免權門檻太高做不到,複決權也就是公投又稱鳥籠公投,整個憲法是鳥籠憲法人民得不到該有的權力,透過活動讓民眾覺醒重新思考把權力拿回來非常重要。

鼓勵民眾努力站起來;認為政治骯髒,不去碰,就如房裡有臭垃圾不清理,總要有人有點傻勁、有勇氣、辛苦點把東西清掉,否則只能永遠被動接受烏煙障氣的事。

柏拉圖2000年前說過: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透過民主運動改革過程,民眾的覺醒,主動行動,否則無法解決現在的問題。

問:對目前公民行動的力量、人數的看法
對所有運動界定為覺醒、觀念的交換,理念相同者群聚加油打氣、鼓勵。
所有倡議最終還是要回到制度面,甚至透過選舉方式處理,除非推翻政府或推行無政府國家,否則政府還是有運作機制的重要。

現在重點是把權力拿回來,門外叫,不願進到裡面拿回權力,還是會任由政客胡搞瞎搞。期待、樂觀看待更多民眾視參選為正常的事,不是有錢人、世襲的政治,一般公民應把政治拿回來,才能做根本的改變。

十月十日 全民除害--公民心聲2

感謝你,充滿正氣的年輕人讓公民運動更有力道更有勁,辛苦了!也感謝你的父母心臟這麼強、這麼捨得



從前幾天佔領凱道守夜起,很多人就幾天沒睡,會出來是因為最近黑色島國跟警察發生許多衝突,其實不是想跟警察戰,站出來是因為民意代表不出來,不聽人民聲音,或官腔回應敷衍,用那麼多警力保護他一個人,民意達不到。

聲音傳達不出去,才站上街頭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聲音,媒體的力量來傳達。

在張榮發基金會前守夜沒睡,都當天通車來回員林上課,車資完全自付。捍衛苗栗青年聯盟很多到場支持,苗青載音源設備的卡車來聲援黑色島國,當時還未管制,警方卻不准進凱道,今天凱道推擠事件,很多夥伴受傷,很難過,我們只是希望傳達民意。

國慶大典在慶什麼?大埔事件、張藥房事件、黑箱服貿事件.....發生這麼多事情,年輕在立法院站那麼久,都是警察在守,沒有代表出來聽我們的聲音,他們利用警察保護他們自己。

經過不合理對待,也不退卻,會更參與。很多人不採取行動,只在網路分享是達不到效果的,除非親自站出來,看到才會理解為什麼要站出來,希望用所看到的一切告訴大家,影響一個算一個。

現在擁有的民主自由是先人犧牲流血爭取來的不能忘記,歷史不是紙上的文字,公民課教的人權觀念也沒落實,大家習慣了以為人權就如現狀,其實我們有更多權力,更多自由,更多選擇,我們有權反對黑箱協議,有權阻止大埔拆房。若我們能做多一點,或許張森文大哥就不會過世。

十月十日 全民除害--公民心聲1

ㄏㄏ,生平第一次參加雙十「國慶」~在被警察人牆、拒馬、蛇籠包圍的區公所外的廣擴
闊空間!

為孩子而參加的爸:

馬英九政府執政五年多掌握所有國家機器,包括特務機關,還能做這麼爛!
做違法的事情又不承認,正常國家不該如此。叫別人守法,自己做不合法的事,變成獨裁。

自己不出來發聲就等著放任政府為非作歹,是漠視政府做事。台灣只有選舉投票那天才是主人,不利用這種機會出來講話,台灣人民沒有機會了。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3)


(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
彭明敏(右一)童年時與父母及兄姊們合影)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08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不斷的逃、逃、逃,血汗踏出光明路,不卑不亢,蒼茫道上何去何從?

我登上甲板,四處觀望,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突然聽到頭上一架飛機向下滑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它傾斜下來後,又以急角度朝上,帶著馬達遽然的吼聲。一瞬之間,我被巨音爆炸擊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復知覺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處在尖叫混亂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處也是血,屍體和炸裂的肢體跌落四處,人們在嘶叫著,呻吟著,掙扎著想脫離那裡。我試著要站起來,發覺左臂從肩膀炸斷了,使我無法置信充滿驚怖。僅有餘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膚碎片垂掛著。碎裂的骨頭暴露出來,鮮血洶湧而出。「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這裡了,而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

求生的本能是強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懸著的左臂,發現它很重、奇冷、毫無感覺。那是極非常的時刻。我在震驚,並不感覺疼痛,同時感覺左邊太陽穴一定也受傷,因為溫暖的血慢慢流入眼裡又流下面頰。我掙扎站起來,感到一種奇特的不平衡,勉力橫過滑溜溜的甲板,走下碼頭,蹣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眾中,感到極度的孤單。我一再地對自己說;「要趕快找一所醫院,要趕快找一個醫生。」

我對於長崎市區一無所知,所以試圖向慌亂來回奔跑的人說話,但有二、三個人一看到我的人,即驚惶地別過臉去,因為我已滿身鮮血,看起來太可怕了。突然,有一個中年男人對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罵我。我駭住了,無法了解,我在這樣的極端危急情況,竟有人要怒罵我。直到戰後好久我才開始猜想,那個人大概是使用日本軍隊的技巧,以吼叫、重擊或震動,使一個即將昏倒的人產生震驚和緊張而甦醒。但在那時,我根本不瞭解他的用意。在經過似乎是永恆,或許只是一剎那之後,有人指引我到碼頭附近街上的一個小診所。我蹣跚走進門,便失去了知覺。

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診所黑暗走廊的水泥地上,還有其他受傷者在我周圍。只有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正在竭盡所能給所有的受傷者做初步急救,以等待長崎醫科大學派來的緊急醫護隊。

我躺在地上,忽而昏睡,忽而清醒。一些醫生和護士跑進來了。使我大為驚喜的是其中發現有哥哥的同學好友,眼科專家楊醫生。上次我到長崎時,曾在哥哥家裡與他長談。這簡直是奇蹟!每次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踢他的腳踝,喊他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我自認為是大聲地喊,但可能我只是在呢喃低語:「楊醫生!楊醫生!我是彭。」

他在我身邊經過三、四次之後,終於俯身看出了我,雖然我全身又襤褸又是血跡。「什麼?你在這裡了?」他驚愕大喊,似乎無法相信。他立即召來護士,給我緊急檢查,盡力給我施救,直接對心臟打了兩次強心劑。當他把我送到醫院時,我顯然已失血過多,命在旦夕了。

我至今不能清楚知道其後的經過。我恢復知覺時,我已躺在手術台上,外科醫生正要切除左臂,左臂關節處被炸碎了。我在生死之間徬徨著。
彭明敏,1988,“一九四五年的長崎",《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48-50。

日本的醫院都嚴重地缺乏醫護人員和各類醫用品。包紮我傷口的繃帶只能每隔幾天才能換一次,而藥品和器具似乎也末徹底消毒。我的傷口發現蛆蟲,使我驚愕。尤有甚者,我雖失去左臂,卻不時感到左臂極癢,然而無法搔起,有時簡直使我無法忍耐。由於繃帶未常換或消毒不夠,我終於感染了血毒,發高燒了。醫生們幾乎要放棄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輸血。

在那時候,日本人民普遍營養不良,既無血庫,也沒有人賣血。然而我非常幸運,長崎醫大的一些台灣留學生聽到我的需要,而自願輸血給我。我的血是O型,有四個學生願意輸血而拯救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排灣族,是平地山胞。
彭明敏,1988,“一九四五年的長崎",《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51。

八月八日,長崎報紙登載一則簡短的官方新聞,說「昨日廣島被轟炸,美軍使用了新武器,有重大的破壞」。但是對這類例行的轟炸新聞,已無人特別注意。許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第一顆原子爆炸時,十五萬男女和兒童,一瞬間被消滅了。

三天後的上午,我在室內看報紙,聽到頭頂飛機嗡嗡之聲。突然間,有眩目的亮光,好像房裡按下巨大的鎂光燈。差不多同時,有金屬性的巨響,彷彿整個地球被一把巨大的鎚子擊中了。房子劇烈的搖動。我不覺叫出「那是什麼?」。接著,往外看到長崎上空有黑白雲昇起,而從晴空裡忽然飄起細雨。

不久,大哥衝進屋子,他接到緊急命令,所有醫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點,等待乘車進入長崎。他匆匆吃了午飯,整理了醫療用品,便又衝出去了。

那天下午,我們聽說長崎已完全地被摧毀了。美軍又再使用新武器了。傳言說長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當天深夜大哥回家時,他仍處在一種震驚的狀態。他簡直說不出話來,必須掙扎才能吞吞吐吐告訴我們他所目睹的景象,我們所熟知的長崎市全滅了。整個城市都死了。

原子彈爆炸的後果,實在難以描寫。有些水泥建築物仍屹立著,但是,裡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頃刻間化為烏有。據說在學校教室內,從整齊排列的白灰燼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間正坐在書桌旁的每一個學生。熱度竟有那樣強烈。大部分的醫科學生都罹難,其中包括四位曾經慷慨輸血給我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有用的生命被消滅,我卻仍活著,這真是悲劇的命運。

大哥至好朋友之一,林忠實醫生和太太,當原子彈爆炸時,正在長崎市區中心。然而,奇蹟地,他們卻安然無恙。雖然在戰前他們未能生育,戰後倒生育了幾個正常的小孩。

那正是仲夏時候,不久這座死亡的城市散發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氣。善後工作,對於當事人是一種異常的考驗。大約有七萬名死難者,而許多受傷者只能搬動到市外附近。幾天之內,又有新的恐怖發生。許多生存者忽然開始由口鼻出血,毛髮脫落,不久便死亡了。大哥和其醫師同僚們對這種未曾有的新景象,深感迷惑。
彭明敏,1988,“一九四五年的長崎",《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54-55。

日本投降,台灣人想回到自認為的中國人身分,卻必須面對比日本人更為凶狠的「KMT軍隊」,這些中國人文化水準差,學問卻很大,把台灣打成「日本鬼子的小鬼」,搜刮日產、台產,屠殺台灣菁英,踐踏台灣文化,用槍砲子彈威迫台灣人成為「中國人的奴隸」。

日治時代的成果,不久成為「泡沫」,「中華鬼國」為中國人民唾棄,逃亡到台灣佔地為王,不思反省親民、愛民、護民,以當時1945到1947KMT在台灣,很容易擄獲台灣人的民心,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是熱情擁抱祖國,幾乎不存在統獨問題。


在天皇投降的廣播後,立即有美國飛機經常低飛我們上空。我們聯軍戰俘已被釋放,而美軍飛機正在空投糧食給他們。大家都相信美軍即將登陸。許多村裡的婦女躲避到山裡,帶著她們削尖了的竹矛。她們曾聽說,而且相信所有的美軍都是魔鬼、野獸、強暴者。

日本投降後不到一個月,美軍開始在村裡出現了。我們在鄰近的山路上看到吉普車,而對這種新式車輛都感到驚異和興趣。白膚或黑膚的美軍開始來到村裡,而人們對美軍的形象立刻有了急遽的轉變。日人對美軍觀感從一個極端投向另一極端。大家所預期的魔鬼,原來是極友善而樂於助人。小孩得到糖果,老人得到香煙,還有許多初遇時的不尋常的故事。偶爾,也有一些強暴或搶劫的案子,但是,就整體而言,日本人對於征服者之竟然如此善體人意,很感驚異。比如,有一晚村裡的老舊卡車在山路拋錨,路過的美軍吉普車很小心地運轉以車燈照亮現場,並幫助那個倒楣的日人司機修妥卡車。卡車司機和乘客們都感激得不知所措。

村裡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干擾。美軍巡邏車時常在村裡街上開過,但是村民未受到任何擾亂。有一天我在路邊與吉普車裡的二個美軍談起話來。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我自己很吃驚,第一次能這樣公開而驕傲地說明這種區別。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58。

在長崎火車站遇到二、三十個台灣人,倖免於難的醫科學生、楊友香醫師和他的家族,以及其他人,大家都渴望回到台灣。日本人軍官在美軍指揮下負責安排一切。在特別為撤離者和其行李而保留的車廂裡,我與一個正要回漢城的韓國少女攀談起來。我們都處於人生戲劇性轉捩點。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不再是二等國民, 但卻不知道未來到底是怎樣的。朝鮮已得到獨立的保證,台灣人也被保證在新的、改進的戰後中國下獲得自由,而被交給蔣介石手中。與韓國少女通夜的交談,非常愉快而親密。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59。

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黃昏時抵達基隆。仍然沒有父母的消息,也沒有什麼親朋來歡迎我們。基隆的破壞程度令人驚愕,原來在琉球戰役期間,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壞。它受到徹底的轟炸,以阻止日軍在那可怕的戰役中利用該港市。

下了船後,我們在碼頭僱了人力車,向一位有名的邱醫生的家出發。他是父親的同學和老朋友。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60。

如今我們發現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基隆與高雄之間,每日只有一班火車聯繫。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佔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1-62。

此後數星期,親戚朋友來探望我們,我們也去拜訪他們。漸漸地,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父親在戰前從未參與政治,但在日本投降後,高雄的日本官員立刻找他,邀請他出來擔任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在中國人前來接管以前能夠維護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資深市民,日本人和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他。與其他台灣人一樣,他很高興日人統治終於結束。儘管在日人統治之下,在經濟社會上有極大進步,有自尊心的台灣人莫不痛恨在社會和政治上所受的歧視。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領袖和學生一直不斷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聯軍戰勝,美軍以廣播和傳單向台灣人保證戰後在中國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親便毫不懷疑地接受這些保證,答應擔任委員會的主席,相信這樣可以協助實現這個光明的新時代。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3-64。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2013-10-08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2)


(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彭明敏回憶錄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07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人,若能以理智宏觀的方式,應付日治時代的不公平待遇,於困境中能夠忍受煎熬,自然會有成就,這與中國黨在台灣的行徑,形成極端的對比。

父親在大甲行醫十八年,將積蓄投資於稻田,買了約四十甲田,依當時標準,這算不少產業。他想給每一子女十甲田。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時常搭火車北上時,他總是指著黃色的稻田,驕傲地說:「那些稻田都是我們的。」

我出生於大甲,是三個兄弟和一個姐姐中最小的一個。我們長大後,發現父親確實是非凡的人,以及為什麼他贏得大甲地區廣大的尊敬和愛戴。他喜愛馬,有時畜養四匹,常有一名馬伕照顧。他會在大清晨騎馬到遠處出診,這在台灣是很不尋常的事。我清晰地記得有一天他騎馬狂奔回家,後頭有一匹憤怒的水牛一路追趕他。還有一次,他的馬真的被水牛角牴傷了。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7。

記得有一個問題,擾亂我們家庭的和諧。當時台灣有一普遍風俗,就是較富裕的人家「收養」女孩,在實際上,是做為僕人。這些養女在五、六歲時就被帶到家裡,她的家人拿到一筆錢,做為她做僕人直到婚嫁年時的代價。在有些家庭,這些女僕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在有些家庭,她們則受到虐待。我們家裡常有這樣的女僕,甚至當我的姐姐結婚時,還有一位親戚送了她一名這樣的女僕。我的哥哥進入高中以後,便攻擊這種習慣是一種奴隸制度,有時甚至說:「你們自稱為基督徒,而這些人在此當奴隸!」雙親因此發窘,試圖辯護,指出在我們家裡的女僕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從來不曾為此感到舒服過。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8。

那時情況,對於台灣人小孩,是非常特別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為著在台日人子弟,採取與台灣人隔離的小學教育。在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兒童不懂日語,這種隔離政策還算有正當理由,但二十五年過去後,情況不同了。然而,隔離政策仍基於偏見而繼續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台灣人發動第一次有組織地要求實施地方自治並廢除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歧視。歐洲戰爭中日本加入聯軍,刺激了日本工業的異常擴展,隨著城市人口和工人貧民區也相應的增加。與革命運動開始橫掃歐陸同時,日本都市的新無產階級也要求更廣泛的選舉權。俄國帝制被推翻,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殖民統治也受到挑戰。美國威爾遜總統宣揚個人平等,並強調少數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這情形下,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要求國際正式承認種族平等。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學校的種族歧視。一九一八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平民首相,而東京當局在台灣也開始稍做讓步,例如經過二十五年的軍人總督之後,第一位文官總督受派任了;而於一九二二年,學校的種族歧視在理論上廢止了。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代台灣人開始成熟了,而他們大都懂得兩種語言。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9-30。

首次到日本,將我帶入一個前所未知的世界。在台灣日人自覺是少數,約卅萬日人統治著四百萬台灣人,而兩個民族的差異是無法掩藏的。在東京我們一家人則迷失於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無人注意到我們是台灣人。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31。

自從孩童時代,身為台灣人,使我在心理上愈來愈感複雜。我講的日語完美無缺,在學成績也不錯,但總是太清楚地自覺與日人同學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尷尬。中文「彭」字,在日語發音為「何」,每次在課堂被叫到,總引起哄堂大笑。母親穿的是旗袍或洋裝,每當有公開場面,她來到學校,總令我尷尬不已,因為她看起來與其他日人學生的家長那麼不同。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33。

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線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卻頗受學生歡迎。他為人直爽,毫無偏見,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過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古達卡諾 (Guadalcanal),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但第四年結束後,學生有權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而要這樣做則須得到校長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長申請他的同意和成績證明。可是他拒絕了。他不准任何學生這樣做。父親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學生應該有權這樣做。校長反駁說:「那麼,你的兒子辦理退學吧!」我的父親回答:「好。退學吧!」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34-35。

日本自由派崛起,與軍閥派的交衝、自由思潮與革新、嚴管與戰爭,各種色彩組成當時的學界浪漫。

我們有一位非常特異的哲學教授,士井。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穿著隨便,舉止散漫,公然反抗心身上的種種束縛,這等於向我們宣揚反抗精神,贏得了我們的欽服。一般說來,全體師生大多有強烈的反軍國主義的傾向。我們欲維護獨立的象牙塔,軍國主義者則要摧毀它們。因此,學生與軍訓教官之間,有一種緊張關係。

心理學教授是一個安靜拘謹的人,曾在陸軍服役過。他的授課有系統,但相當沈悶。有一天,很意外地,他要我們寫一篇切身的文章,坦誠自由地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他答應為我們守密,我即開始寫一篇譴責日軍侵犯中國的文章,而一旦入筆,我便不停地寫,一口氣寫了十頁以上,責難日人對中國人和台灣人的歧視和輕視。雖然知道這篇文章如果發表於外界,我一定會被逮捕,我仍然將它交出去。幾天後,那位教授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悄悄地向我保證不會有人看到我的文章,並對我所痛訴的情況表示遺憾。可是,他仍然警告我,以後還是要將我的想法隱藏,不要對人提起。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40-41。

有一位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的學生與我在同一房子寄宿,他是東京的一個富家子弟。儘管我們的年齡和學校不同,我們成為好友。十二月有一天,他突然從樓上衝下來,大叫:「東條這個傻瓜!他做了最糟糕的事。這樣,一切都完了。」他剛剛聽了廣播,說日本攻擊了珍珠港灣,獲得大勝利。

從那天起,學校陷入絕望氣氛,與校外馬路上喧鬧的群眾遊行,成正對比。對一般日人來說,在中國多年無結果的戰爭之後,珍珠灣的大勝,確實令人狂喜。每個人都聽到多少美國艦船被擊沉,多少飛機被擊落,而到處都洋溢著驕傲和澎湃的狂熱。到處都有提燈遊行和慶祝活動。可是,在我們校園裡面,教授和學生卻不那麼樂觀。關於美國,我們讀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我們心裡都感覺,將來還是完全的未知數。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42。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自學團體展現對台灣土地的愛-農耕課

  
 許姿妙醫師 | 敏體
2013-10-08
在華德福學校有一門特別的課,從幼兒園開始有計畫的貫穿到十二年級,那就是農耕課,這是一門非常有療癒性的課程,特別是對都市中接受太多聲光刺激而很少親近大自然與土地的孩子,或者不會善用身體去做有用的事而喜歡打架這種肢體碰撞的刺激感的孩子,農耕可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幫助。
當然幼兒園的小小孩與十二年級的青少年進行的農耕是不一樣的。在幼兒園階段,僅就讓孩子們注意大自然的奇妙,走在田埂中邊唱些歌謠,或在原野中與老師和農夫圍成一個圈,就是很美好的農耕活動經驗。

對於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先不用進行太多農耕的事務,而是先喚醒孩子們對大自然的好奇及內在對土地的尊敬。孩子們會自然而然的運用其十二感官去體會大自然的事物,並觀察植物各種生命過程像種子發芽、植物的向光性、開花、結果,還有植物的死亡成為堆肥等等。
 
到了三年級,農耕課則是核心課程,三年級的孩子開始離開純真的童年進入世界,真正開始發展地方感而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地球上。所以三年級是一個實作的年齡,孩子透過農地上的生活與工作的實務操作,來與這個世界和這個地球產生親密的連結,並學會信任這個世界,在未來的人生中若遇到極大困難時仍能信任自己可以克服困境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孩子並透過農耕課來瞭解人類與動物對土地的仰賴,及如何辛勤工作來獲得珍貴的食物,經歷這些實務操作更可以得到到責任與感激等內在能力。

四年級尾聲到整個五年級,孩子會學習動物學,觀察、照顧、清理動物,將有關消化、分解、施肥等事情的關連性建構成生命的圖像。並在植物學中學習植物發展的各階段,是真正在研究植物。
 
隨著孩子們長大到六七八年級,農耕的工作會多一些,孩子們要學會耕耘泥土並種植蔬菜和水果,透過這三年的耕作經驗,孩子們會瞭解到四季的輪轉和植物的輪作,老師會帶入更多與農業有關的科學原理像是氣候與天文的觀察。

到高年級時,這些渾身是勁的青少年真的能像農夫那樣有意志力的在烈日下辛勤工作,雖然他們以後不一定成為農夫,但是這些從小就開始與土地親近而與大自然有深厚的情感的孩子們,對大地之母的愛就像農夫一般深深的蘊藏心底。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1)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07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簡介:
彭明敏(1923~ )
彭明敏,原籍高雄,出生於台中大甲,留學日本東京帝大時遭空襲美機炸斷左臂,戰後返台入台大政治系,1953年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航空法碩士,1954年取得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反台後任教台大,1961年任台大政治系主任,1964年與門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判刑8年,1965年蔣介石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下令特赦,獲釋後遭嚴密監視,1970年化裝逃亡瑞典,旋抵美國,曾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會長。

前言:
彭明敏為台灣近代史的大人物,歷經第二次大戰時的慘烈、日治時代洗煉,交織複雜之「台灣情結」 與日本維新的質變、228大屠殺(228 Massacre),台灣起了激烈的震盪,他是觀察家、學者、理論與實踐者。


這本書原以英文於一九七二年在美國紐約出版,已經十六年了。初次中文則是由林美惠女士翻譯,於一九八二年起,連載於美國洛杉磯「美麗島」週刊上,其後再由我加以修正和補充,於一九八四年由洛杉磯「台灣出版社」以單行本出版,於一九八六年再版。聽說於一九八五年後,在台灣有幾種翻印,而有不少人對這本書感到興趣。現在「台灣出版社」終於將這本書「正式」委託前衛出版社在台灣刊行。從英文而中文,從連載而成書,從海外而島內,從地下而公開,從盜印而正式,這段曲折迂迴,也象徵台灣政局的實情和變化。無論如何,一本有關台灣和台灣人的書,終於能夠在台灣和台灣人之間公開刊行,實在使著者和出版者感覺無限的高興。
彭明敏,1988,“台灣版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7。

台灣人400年來,未形成一個國家,對於擁有主權,以護我人權、生命權、生存權,毫無概念,因為受漢文化帝國沙文主義的影響,甘心苟活於各種「領袖」來台統治,零星戰鬥,只及於個人對財產、地域的保護,對與國際接軌的資訊非常欠缺,無法得到國際的認可。

這本書對台灣民主、自由的啟發,幫助很大。

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過去十四個月的牢獄和近五年的監視,使我實在無法相信我終於能夠從囚禁脫出。

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更使我興奮的是想到我現在已能公開否認我曾被迫承認而國民黨用來羞辱我的那些「自白」和「懺悔」。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這個事實,就已完全否定了那個政權和它想毀滅我的各種宣傳。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

在一八七五年以前跨海到達台灣邊疆的華人,在北京朝廷的眼中,大都是「罪犯」或是「叛徒」,這是現代台灣與大陸許多不佳關係的背景。這個海島,當歐洲人最初來探險時,是個蠻荒叢林的地帶,只有獵人頭的印度尼西亞或馬來亞系的蠻人定居著。在第十七世紀,荷蘭人和西班牙人開始拓墾,發展農業,設立教會和學校,在西南部開拓道路,又從鄰近的福建引入廉價的華人勞工。於一六六三年,他們被一個叫鄭成功的冒險海王所驅逐,他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國姓爺。鄭是華人和日人的混血,夢想征服大陸諸省,卻被驅趕到金門和台灣。他未曾實現野心之前就死了。但他的兒子統治了台灣二十年,發展成為一個海洋王國,完全與中國分離,卻積極與日本、菲律賓和東南亞貿易。他也懷有與其父親同樣的夢想,直到最後,北京於一六八三年派遣一支遠征軍到台灣。這支軍隊摧毀了獨立的鄭氏王國。清廷在台南設置台灣兵府之後,又敕令嚴禁華人渡海移民。

這些敕令雖然一再重申,直到一八七五年仍等於空文,貧苦的農民和漁民根本無視之,因為他們覺得福建和廣東的情況簡直無法忍受。他們有些到了東南亞和南洋群島,有些到了菲律賓,成千上萬的卻潛往台灣。台灣是個開闊的拓荒地,管制不嚴,任何人只要膽子夠大,便能趕走原始土著,清理樹木叢林,取得一片新的土地。

我的曾祖父,那位沒有衣衫的窮人,就是那些成千上萬的移民之一,切斷過去與中國的關聯,冒險到台灣南部,尋求新的生活。他在東港沿海小村,大約在今高雄以南三十哩,定居下來。他在這荒僻的地區,娶妻成家。東港位在該區最大一河流的出口,距離縱貫台灣南北的中央山脈不遠。其時,從華南來的客家移民正向東推進,越過狹長的沿海平原,向鄰近的山腳處開拓,而不斷與較開化的原始住民排灣族發生爭端,這些原始住民仍然堅守祖先傳下的部落土地。往南沿海是一些「劫船者」和海盜所住的法外村落,他們有時耕種,有時捕魚,並劫掠不幸在附近擱淺的船隻。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9-20。

很明顯的,我的祖父跟外國傳教士和醫生相處得很快樂,對於西洋文化和他周圍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也很感興趣。經歷兩次革命性期間,他逐漸地遠離傳統華人的生活。一八五○年到一八九五年間,台灣常成為國際爭議的焦點。西方航海國家和日本要求清廷,如果後者宣稱台灣為其領土,則應在海岸點燈劃圖並維持法律秩序。他們也要求清廷取締台灣海域的海盜,並控制居住東岸深山裡獵人頭的原始土著。當清廷滿口答應,卻不採取行動時,外國列強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提出各種對付辦法。一八七四年,日本曾派了一支遠征軍,佔據了台灣南端,直到北京勉強地付出大筆賠償並採取一些改革措施為止。

一八七五年開始,兩位較進步的巡撫曾設法取消禁止華人移往台灣的敕令,並撤除了許多對於擴大墾居和經濟發展的阻礙。可是北京清廷未幾又失去興趣,台灣人再任由一群貪婪的中國人擺佈了。一八八四年,我的祖父青年時,法國封鎖了台灣,法國外籍軍團佔領了基隆。清廷再度派遣相當進步的巡撫到台灣,而法軍撤退了。其後五年,巡撫劉銘傳致力建設台灣成為大清帝國內最現代化的地區。他建築了一條由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引進郵政和電報制度,購買輪船以利台南和東南亞的貿易,從淡水到廈門佈設電線,嘗試引進電燈,在台北開設「西學堂」,試辦「官醫局」,並且清丈士地和清理賦課。一八八七年,台灣道昇格為中國的一省。

這些改革所以成為可能,因為台灣人比大陸華人較無傳統的負擔。外商推動海洋貿易,外國領事又駐在港口,這刺激了經濟,使其有了可觀的收穫。但是,一八九一年,劉銘傳被召回,而傳統的、既無效率又極腐化的由大陸來的官僚又使得大改革都歸空了。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1-23。

日本在台灣,與中國黨在台灣不同?

中國KMT的軍隊對待台灣人,與日本皇軍對台灣人的方式,很不一樣,日本治台有步驟,先是打擊抗日活動,再是整治衛生與秩序,而終於「法治」與「同化」。


一八九五年,北京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那時,日軍已在滿州擊敗中國軍隊,正準備向北京進軍。台灣乃被用來抵償消災。一八九五年四月,馬關條約簽訂了。同年五月,在日軍抵達接收之前數日間,台灣曾紊亂而又無組織地嘗試建立「台灣民主國」。這個企圖失敗了。六月,日本國旗升起於台北後,日軍便向南推進。成千台灣人躲入山區,加入武裝集團,展開游擊戰,絕望地試圖抵抗日軍。中國官員和士兵卻已從北部潛逃回大陸。在南部台南一帶,清軍將領「黑旗軍」劉永福堅持到十月,而有組織的抵抗全部崩潰,劉永福則化裝成一名老婦,逃到了廈門。

北京決定將台灣割讓日本,事前未曾與任何台灣人商量過,日本卻給所有台灣居民兩年時間選擇國籍。願意離開台灣者,可以帶走財產。願意繼續做清國國民者,可登記為「旅居外人」。但是,任何人在兩年期間不辦理上述登記者,則自動成為日本帝國臣民。數千台灣人回到大陸,數千人登記為外僑,但是,絕大多數--約三百萬--則決定繼續留在台灣。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23。

在一八九八年,當東京派第四任總督男爵兒玉源太郎將軍時,這位具有非凡見識的軍人便帶了一位醫生後藤新平同行,做為民政長官,掌管軍事以外的所有事務。有六年之久,這兩人嚴格執行一個政策,用來改組台灣行政、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一個台灣人家庭不受到影響。後藤的最先步驟之一,便是在台北設立一所醫學校,提供短期課程,訓練人才,投入於全島衛生清理運動。他招收學生,每月提供少數補助金。

日本人很難贏得台灣人的合作,因為其軍人和警察都太嚴厲了。台灣島民過去就常企圖推翻中國人的統治,而且在一八九五年亦曾抵抗日本軍隊。而今將十年了,他們在城市裡仍然採取消極的抵抗,在較偏僻的鄉野則訴諸破壞和游擊行動。一般說來,雙方都互不喜歡、互不信任,這種情況持續了許多年。
彭明敏,1988,“我的台灣人遺產",《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24-25。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