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停止濫權羈押

除了「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之虞」外，不得以「串供」或「湮滅證據」等理由，羈押任何人。

／謝清志

七月卅日，曾因所謂的「南科高鐵減振工程弊案」被起訴的十位「貪官」、「奸商」與「學術蠹蟲」，一審全部被判無罪（廠商另因違反《公司法》被判徒刑得易科罰金），而我就是媒體曾形容的貪官。近來特偵組及部分地檢署的種種作為，無異押人取供，不禁讓我想起過去兩年多的折磨與煎熬，尤其是五十九天的收押禁見。

究竟誰在串供、湮滅證據？
二○○六年五月廿三日我到南檢應訊，經過幾個小時疲勞問訊後，檢察官說我涉嫌重大，要求當庭收押，我立即被戴上手銬；請注意，此時我還只是一位嫌疑人而已。

幾個小時後才開始的羈押審理庭上，法官質疑檢察官證據不足，檢察官眼看情況「不妙」，竟要求延後審理，我的律師抗議無效；再過幾小時，三位法官（又加入另二位法官）同意了檢察官的主張。於是，我被收押禁見，隨即送往看守所，開始在「五乘九台尺」的空間內與其他嫌疑人共同生活，每回進出還得檢查私處。請注意，在法院宣判之前，我還是一個無罪之身的人，但已開始接受「犯人」般的對待。

五十九天後，也就是二個月羈押期屆滿之際，檢察官還想繼續羈押我，提出的理由竟包括「還有一位證人尚未傳訊到案」。這回，法官不同意檢察官的主張，我因而順利交保。
台灣的檢察官辦案動輒以預防「串供」、「湮滅證據」為由羈押嫌疑人，當時我被收押禁見，檢察官也持同樣的理由。

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串供」；結果竟是檢察官在「外頭」，透過傳訊相關人士，開始編撰我們的犯罪故事。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湮滅證據」，因為幾乎所有資料都已被檢察官查扣了；結果竟是檢察官片斷、扭曲地拿出所謂不利於我的「證據」。後來，我在檢方未查扣的資料中找到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證據，我直呼阿彌陀佛，如果當時這些也被查扣，我的有利證據豈不被湮滅了？

直到今日，我已一審無罪，當初檢察官從我這邊所查扣的資料完全沒有歸還。一審過程，我曾向檢方索討銀行存摺，檢方竟要我直接向銀行宣稱「遺失」，藉以換發新存摺。換言之，檢察官羈押了我，結果卻是他開始進行他的「串供」與「湮滅證據」。

然而，更嚴重的是，我被收押禁見，不只無法串供、湮滅證據，我還在檢察官不斷偵訊、洗腦下，開始懷疑起自己，以為自己真的就像檢察官所稱做了什麼犯法的事。二千多年前，《戰國策》上「曾參殺人」的心理學問題在我身上應證了；曾參的母親在外人連說三次「曾參殺人」後，也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兒子真的殺了人。在看守所中，檢察官詢問某項決策是不是我做的決定，某項資料是不是我洩露的，第一次我還自信地否認，第二次我還是否認，但內心竟開始自我懷疑；直到我交保之後找出有利自己的證據之前，有好一段時間，我還不時懷疑自己可能真的做了什麼不法的事。

朱朝亮憑什麼「教訓」人？

目前特偵組檢察官之一的朱朝亮，就是二○○六年台南地檢署起訴我們時的檢察長，他後來在接受《今周刊》（二○○七年七月廿三日）訪問暢談其辦案經驗時竟說到：「檢察官辦案不一定是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

檢察官憑什麼權力來決定一個人該不該接受教訓？這不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未經審判即無端遭受「管束」的許多受害者的下場？

一個檢察官，有本事就該拿出證據來起訴嫌疑人，如果明知無法定罪卻還要以起訴來「教訓」嫌疑人，心態可議；檢察官在聲押嫌疑人時，何嘗不是朱朝亮這種「整人」的心態？
我在看守所五十九天期間，曾有三位「牢友」和我關在一起。我有三位律師，時時逼著檢察官儘速查案，好讓我這位當事人早日交保，但我那三位牢友命運全然不同。

第一位牢友被羈押近四個月後交保，第二位牢友被羈押五個星期後交保，第三位牢友在我交保時已被羈押一個半月，他們在這段羈押期間，檢察官從未就案情提訊過他們。檢察官在順利將他們羈押進看守所後，似乎就忘了他們的存在；在法院判決之前，他們還是無罪之身，檢察官能用羈押來「整」他們嗎？這就是朱朝亮所謂的「教訓」嗎？

「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主義」是法學ABC的入門知識。無罪推定，就是在法院判決之前，所有人，即使是嫌疑人，也要被推定是無罪的；證據裁判主義，就是檢察官要指控他人犯罪，法官要判人有罪，都要根據「證據」，而且，這些證據還不能只是一般的合理懷疑而已，也就是要「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例如，甲匯了一筆錢給乙。一般合理的懷疑，可能包括了：（一）甲「送」乙；（二）甲「還」乙；（三）甲「賄賂」乙；（四）甲受乙脅迫而支付的金錢等等。然而，在法庭上，檢察官有責任提出具體證據，讓人確認就只有上述某一種狀況，而不會有其他可能。

我與其他被告遭起訴，就是檢察官依其「臆測推論」而編撰了一個虛構的犯罪故事；而我們一審得以清白無罪，就是檢察官的這些「臆測推論」或「合理懷疑」完全經不起證據的檢驗。然而，我們的聲譽受損，如何補償，我們的公道，誰能還？

在法庭上公平競賽

假如，司法偵查與訴訟是一場「競賽」，代表國家的檢察官自始就居於優勢，因為他擁有搜索、調查、調閱（包括政府與民間資料、當事人隱私資料）、監聽、限制出境等手段；相反地，嫌疑人或被告，除了花錢請律師辯護外，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與之抗衡。更甚者，檢察官任意指控，完全不負舉證責任，被告還得找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是一個民主國家司法制度應有的「遊戲規則」嗎？我不相信！然而，這確實存在於所謂的民主化台灣社會中！

假如，這場競賽要趨於公平，檢察官的「權力」應受節制，檢察官的辦案「能力」該被提昇，而不是檢察官躲在制度的優勢裡來掩飾其無能與濫權。現行的羈押制度，只會讓檢察官便宜行事，嫌疑人卻因此喪失自由，被剝奪為自己尋找有利證據的機會，羈押變成對他們的另類刑求與逼供。

在此，我以切身慘痛經驗鄭重要求：「立即停止『濫權』羈押。」今後，除了「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之虞」外，不得以「串供」或「湮滅證據」等理由，羈押任何人。同時，在法院判決之前，所有人都是無罪認定，且應受人權保障與合理對待；檢察官要指控他人犯罪應負舉證責任；法院本於證據裁判主義，唯有在強而有力的證據下才可定人於罪。

（作者為前國科會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