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30

畫中有話－阿九執政8年製造數以萬計的余文，調查局的奉命辦事也至今不變

認為選到了清新小英，國會過半，要改革，要轉型正義，就很容易，其實不然，於ROC+KMT的習氣惡法裡頭，找出公平公正的公職很少，一般公職皆怕一旦配合小英總統行公理公義，會被同行清算。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10-01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請細細品味~~

改革或是轉型正義，就必須把擁有不公不理或佔有者推翻，民主是用情理法，而法律是前題，共產黨用鬥爭公審，故中國式的改革很快有效果，然易成為政治迫害，台灣的改革較困難，台灣人民習於在旁觀看看，認為選到了清新小英，國會過半，要改革，要轉型正義，就很容易，其實不然，於ROC+KMT的習氣惡法裡頭，找出公平公正的公職很少，一般公職皆怕一旦配合小英總統行公理公義，會被同行清算，也容易成為被牽連的共犯，KMT阿九執政8年，製造數以萬計的余文，調查局的奉KMT命辦事也至今不變。

看起來很邪惡，無用的嚇人粧扮只是虛性反應。
太多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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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9

畫中有話－赤化藍丁猴作祟欺負小英，叫囂跋扈，真是不知感恩

赤化藍丁以中國為依靠，看小英總統可以欺負就得了便宜還賣乖，叫囂跋扈，真是不知感恩，極頂無恥的一群小人，有夠勇就直接入籍中國，在中國推行自由抗議運動......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30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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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小英無罪，因為小英以寬容的心，用民主態度面對反對勢力，謙卑包容是她的和平特質，因為尊重多元的人民聲音，故能穩定傾聽民意，合不合理是一回事，但是本人看到的是赤化藍丁以中國為依靠，看小英總統可以欺負就得了便宜還賣乖，叫囂跋扈，真是不知感恩，極頂無恥的一群小人，有夠勇就直接入籍中國，在中國推行自由抗議運動，自在污辱元首活動，這才是大功大德，會成為中國的民主鬥士，得到國際讚賞，而受害證道為神，以榮耀列祖列宗，子孫代代受到推崇。

赤化藍丁猴作祟……
Animals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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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有話－考慮特赦阿扁了吧？轉型正義由司法來開始

DPP執政，掌多數民意就不可讓赤化的KMT繼續玩下去吧！執政考慮公平正義，討好諸方難！做對的事，堅持！！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9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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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特赦阿扁了吧？轉型正義由司法來開始，中國有所謂〝平反〞，台灣掛著鬼國ROC，也要〝輸人不輸陣〞，郭瑤琪案亦得重審，可嘆KMT玩法弄法，在台灣作威作福，掌握法治，過去如此，現在不可，DPP執政，掌多數民意就不可讓赤化的KMT繼續玩下去吧！執政考慮公平正義，看看吧@@ROC執政下的公職勞工、公職工會，先起來亂了，太看不起小英是吧？民間的呢？他們是台灣的大多數，因此較不懂如何出來要求公理正義，就選擇相信小英了，他們認為小英會替民間無特權的小民著想@@@討好諸方難！做對的事，堅持！！

台灣公民覺醒！！當家作主。
KMT保黨產，蚊蠅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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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7

2016-09-12 咱ㄟ故鄉 咱ㄟ家---國葬18%的謬誤

連戰李元簇十八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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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裡傳來陳文茜2011年的投書"國葬18%"，一貫的陳氏筆調論述裏夾雜感性，偏頗煽情。藉著指責別人挑弄族群來挑撥族群。文章充滿吐槽點，不值一哂，但既然傳來了，表示有人認同，只好來吐槽一下。

相對9/3上街討尊嚴的人。台北介壽國中退休教師陳彩仁值得尊敬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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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5 咱ㄟ故鄉 咱ㄟ家---執政百日台派憂心

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发表就职演说
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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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總統執政百日，台派憂心。新政府任用的人選有能力、有意願實踐小英對選民的承諾嗎？

謙卑能夠軟化死抱既得利益者的反噬嗎？沒有大破大立的氣魄能完成轉型正義嗎？會不會落得如陳前總統被既得利益者及國民黨反噬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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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黃金島先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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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9-28
時間：2016年09月24日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二七部隊警備隊隊長黃金島先生致詞：

我過去和謝雪紅女士，我20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和她有做夥，在她建立的學校（建國工藝職業學校）與她做夥，因為她的年紀和我母親一樣大，所以我都稱呼她歐巴桑。

在這之後，228發生後，她做為二七部隊的領導人，我是二七部隊警備隊的隊長，那時候和她有比較多的接觸，在謝雪紅女士的領導之下，她偉大的地方就是，她能為咱台灣戰鬥到底，維持咱台灣人將來一定要獨立，絕對不能被中國管，她的意志堅定，我也堅持遵循謝雪紅女士的意志，希望台灣人能繼續打拼，遵照她的遺願繼續為台灣打拼。

我希望台灣鄉親繼續努力，感謝各位鄉親給我這個機會在此表達我的心聲，感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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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有話－ROC的司法檢調特再次洗牌，台灣人民才有生機

有太多的惡法，牽到台灣人民的自由、人權、法制，沒轉型正義的民主，就是假民主，司法改革最重審判透明化，祕密審判就是獨裁，討回的KMT黨產可提供阿九掏空台灣的小補。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8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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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T是已經徹底被赤化的政黨，其作法作為離開台灣民意甚遠；最近的藍八奴到中國求告，就是典型，ROC在KMT的操弄下，搞得台灣人民活在飽受PRC威脅的狀態，小英總統須打破KMT執政的慣例，有太多的惡法，牽到台灣人民的自由、人權、法制，沒轉型正義的民主，就是假民主，司法改革最重審判透明化，祕密審判就是獨裁，討回的KMT黨產可提供阿九掏空台灣的小補，如果小英執政無法大立大破，必然的全民革命，就是致命一擊，ROC的司法檢調特再次洗牌，台灣人民才有生機，而勇於捍台被關，是苦諫了。

阿貴教授入獄的啟示。
把建國的戰略傳給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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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田再庭先生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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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9-27
時間：2016年09月24日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民視榮譽董事長田再庭先生致詞：

楊董事長、各位先進，我待會還要趕去另一處，最近大家都有看到《政經看民視》，政治經濟看民視在裏面評論的人，他對大陸（中國）看破之後，反大陸（中國），而跑去美國的曹長青要來，在台中難得也有一個跟「太陽花」同樣性質的叫做「基進側冀」的新政黨，同樣都是為了台灣建國，曹長青10月3日要回美國，特別到台中，為台灣建國要制定憲法的活動而來，所以等下我要先走。

今天（聖山）的活動，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見，因為她是共產黨，但是我跟各位說，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本來是非常崇高的意義呢！但實際上推動時，我才知道，理念會有理想，做法如果不同，所以就會發生很大的悲劇，像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主要是講「盡己所能」——我有多少的能力就盡量去做；「取己所需」——只拿自己需要的；而不是說我做多少就斤斤計較要拿回所有的報酬；盡自己的能力去做，只拿需要的，剩下都是大家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夫妻、家庭，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若要世界一家的理想實現，至今走來實際上是走不通的，至少要做相當大的修整，像美國、英國、法國他們走的是民主路線，民主路線才是世界的潮流，就是人權、民主。

謝雪紅女士，剛才楊董事長有講，說她的人生有很大的坎坎坷坷，但都克服了。若說人生如一場戲，她所演的戲可以說高潮迭起，最難得的是，她在以前華人的世界文化都是「男尊女卑」，女性被看不起，但她很有志氣，雖然在那麼艱苦的環境，她能夠自立更生、奮發圖強，做女性的楷模。尤其咱台灣的演變，台灣本來大家都認為跑來是為了逃難，所以誰管都一樣，但是讓日本跟中國國民黨來了以後，他們倒行逆施的作法，咱受不了，到現在才要建國，現在咱正在建國的路途中，要建國非常的不簡單，大家要有志氣。好在今年的1月16日小英能夠做總統，這是華人世界人類史上的第一次，無人能用民主的方式，一個女人做了總統！咱飲水要思源，喝水要知道水從那裏來，這是謝雪紅女士她做了很好的模範，讓後進有好榜樣可看。

今天在場都是對咱台灣建國非常關心的人，大家希望也能關心謝雪紅女士的遺願，也就是她想要實現的事情，咱是不是有可能做？我跟各位報告好消息，應該有可能！這個「可能」就是，咱非常不簡單的，經很多人的1萬、5萬、10萬湊出來所成立的「民視」，已經開播18年了，15年來收視率都是第一名。小英做總統以後，「民視」脫胎換骨，現在換一個董事長，我的肩擔就交給了他叫做—郭倍宏，他小我25歲，在30多歲時就是美國台獨聯盟（本部）的主席。他接棒後，你看，現在都不一樣了！《政經看民視》，民視在那裏說的話，同晚行政院就會召開會議採取對策，可見咱有很大的影響力。

咱現在活的這個世界，是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第二次的「資訊革命」，什麼叫做資訊革命？像手機，世界哪裏發生什麼事大家立刻會知道。尤其像民視，咱人民的聲音，不止立法院替咱說話，「民視」電視也可以每晚將咱的心聲來替咱說話，所以民視在這方面扮演相當大的角色，咱有國會的頻道，國會裏面在搞什麼花樣，大家隨時可以聽見，這非常了不起！好比在一個家庭，或像咱幾十個人做伙一起，這些聲音大家都能聽到，他們（國民黨）無從作怪。

最近你們看看，像討黨產那些是很困難的，你想跟他們（國民黨）討黨產還給人民，黨產本來就是人民的，他們就說還要發薪水什麼的，講那些都不是理由，講發薪水，若民進黨也說他們要發薪水又該怎麼辦？他們是土匪嘛！這件事現在咱就知道這是胡來。還有最近的「兆豐銀行」，那挖出來後，真是骯髒啊！像這些事，咱有民視可以發揮相當大的力量，來當台灣人的眼睛、耳朵、嘴巴。

等下我要先走，很高興我能夠來參加這個盛會。總而言之，建國不簡單！大家都要關心，咱應該要有很大的期望，你看現在的女性跟古代的觀念已完全不同，由許多女性在操盤。古人說「以柔克剛」，講不要對撞，要吞忍，忍能養福。現在小英做總統，大家要多支持她改革，讓台灣這個國家能正常化，做地球村的模範者。最後，我祝大家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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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有話－台灣人民要有自己的國家；台獨，台獨，台獨！

唉！台灣人就應該管自己的台灣，KMT或CCP皆是邪惡政黨，我父親和他們臨老皆成為台獨份子，不相信KMT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政權，死前還唸唸不忘台灣人要覺醒。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7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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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爸，在228發生前，認為台灣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終於光復了！！就由日本跟幾位愛國（China）學生回台，要為國奉獻心力，後來看到國民黨的軍隊在台亂來，228時殺了許多歸國志士；心就冷了；他自己罵幾句KMT的話，就被貼上標簽，後來成為被屈服的受害者；不久他看到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說了內心話：唉！台灣人就應該管自己的台灣，KMT或CCP皆是邪惡政黨，我父親和他們臨老皆成為台獨份子，不相信KMT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政權，死前還唸唸不忘台灣人要覺醒，台灣人民要有自己的國家；台獨，台獨，台獨！至死不變其志。

覺醒吧！！台灣人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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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楊緒東醫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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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9-26
時間：2016年09月24日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致詞：

台灣國的貴賓、史明歐吉桑、田再庭董事長、黃金島228的戰士（今年90歲）、蔡寬裕先生（泰源事件受害者之一），今天大家的參與都是創造歷史、為了歷史留下影像。今天參與的人雖然不多，可能是對謝雪紅不甚了解，所以今天台灣神特別為各位加持，我們聽到這個歌聲，似乎就像與台灣神同在、與謝雪紅同在。

今日有發給大家一個手工紅色的包包，是來參與謝雪紅追思儀式的紀念品，要送給各位，可以說是代表謝雪紅的心聲，這個包包揹出去，走路都有風，不是一般的袋子，是側背包，旁邊還有一個拉鍊開口可以放手機，只送不賣，送完就沒有了，我自己也很珍惜，若沒有拿到的貴賓要記得索取，這是今天才有的紀念品。

我來簡單介紹謝雪紅，因為在座史明歐吉桑、蔡寬裕前輩、黃金島先生都和謝雪紅有直接的接觸。第一，謝雪紅可以說是一生被出賣三次，第一次在她小時候，因為沒唸書，教育程度不高，不識字，先被賣去當童養媳才能安葬母親，「賣身葬母」；第二次被賣去（贖身）當細姨，這過程她不斷在進修，她的先生把她帶去日本，看到日本種種的革命，再去了中國、蘇俄，她有一個理念「要由台灣人統治台灣、台灣要自決、台灣要建國」。她參加共產黨，毛澤東起先也跟她說，「台灣要獨立、台灣要自決」她對此深信不疑，第三次被出賣是她以為中國共產黨可以依靠。

她後來組織了「二七部隊」，裡面現在唯一的戰將，率領攻打國民黨軍隊的就是在座的黃金島先生，大家給他鼓勵。所以老兵不死，必有後福；老兵死了就變成為台灣神，受大家仰慕，這是不變的道理。但是國民黨過去將這些人視為暴民，進行暴動。謝雪紅在228事件發生時，共產黨下一個指令要她避走中國，說是因為國民黨要迫害她，那時候很多人也跟著她去，但是黃金島先生沒有過去，他要留在台灣繼續戰鬥，他不相信部隊要解散，繼續招兵戰鬥；而泰源事件和國民黨戰鬥的英雄－蔡寬裕先生也在現場。而串連謝雪紅歷史，了解謝雪紅的人，史明歐吉桑也在現場。

從事革命的事業，謝雪紅是窮人，和那些有讀書、家世很好的人都不一樣，沒有人可以依靠，她就找出自己的一條路，左派共產黨在招手，她覺得這條路可行，就認真的執行下去。到最後，謝雪紅第一次被出賣是賣身；第二次被出賣是當細姨；第三次被出賣就是中國共產黨，她一開始進入中國時，中國對她很禮遇，但她堅持台灣自治建國，而不見容於中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之時，謝雪紅受到很大的汙辱，而身體出了狀況，伴隨著吐血胃出血等症狀，經過一連串的鬥爭之後，她最終病死在中國的醫院，但不是在治療的地方，而是在醫院的走廊。

這就是堅持為台灣打拚很不簡單的一位女性，她覺得一生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被人看不起，但是沒關係，走自己的路，有夢最美。

史明歐吉桑跟大家說要有一個夢，夢好夢歹都是好夢，謝雪紅堅持這一條路不簡單，因此我們為她辦追思會，有些人說，謝雪紅沒什麼知名度又是共產黨，錯誤！她在當時的環境，為了理念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靠共產黨，台灣聖山要進行教育的工作，民視有特別來採訪，民視今天是趕了很多場，田董很重視這一場，說一定要來，這是大家的福氣，見證歷史人物與感受謝雪紅與我們同在的氣氛，今天的氣氛很不同，感覺她很貼心與我們同在，所以在座的大家都得到一個大紅包，到哪裡都可以背出去，這種氣氛揹到哪裡就帶到哪裡，我先報告到這邊，因為田董還要趕去另外一場，我節省時間，讓貴賓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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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6

堅毅不屈的台灣精神－謝雪紅紀念碑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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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9-25
時間：2016年9月24日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台灣人於2016年初歡慶以民主和平的方式選出第一位女總統，而將近90年前的台灣，也曾經出現一位讓當時少男少女視為英雄崇拜的女革命家－－謝雪紅。

謝雪紅（1901-1970），本名謝阿女，出生於彰化北門小西，從小命運多舛，13歲時父母先後過世，被家中長輩以「賣身葬母」的理由賣給台中洪姓人家當做童養媳，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被出賣，時常受到虐待的她，終於在1918年底，逃回彰化，結束5年的童養媳生活。

她第二次被出賣是1919年被騙贖身成親，不久被帶到日本神戶，看到日本窮人革命，中國的五四運動，俄國的十月革命，遂體認到人可以與命運對抗，革命就必定要犧牲流血、付出代價，因此將自己改名為「雪紅」。

1920年起，世界興起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潮，無強大經濟背景的謝雪紅，便參與社會運動，1923年到中國上海，找尋革命之道，1925年就讀上海大學，同年10月遠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共產思想，1928年於上海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確立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主張，緊接著用組織的團隊力量開啟台灣獨立運動，1931被日本關9年，1939年4月因肺結核保釋出獄。

1945年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謝雪紅看出陳儀政府的腐敗，藉由《和平日報》抨擊時政，並組織「人民協會」提倡民主自治觀念，及傳播「台人治台」「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思想。

1947年台北發生228事件後，國府軍開始濫殺台灣人，在一片議和聲中，謝雪紅力排眾議，主張以武力對抗軍隊，她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震嚇牽制國府軍，使得台中市區死傷人數大為降低，並引誘軍隊至埔里郊區，最終在共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指示下，避走中國；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表示，謝雪紅人生第三次被出賣就是被中共批鬥至死，毛澤東也曾支持台灣獨立，讓謝雪紅認為以社會主義達成台人治台尚有可能性。但1948年謝雪紅進入中國，因具有強烈台灣意識，遂體悟到中共的治理方式並不適合台灣，總是與中共對幹，後來她甚至對毛澤東說，如果中共解放台灣，會發生第二次228事件！也由於謝雪紅始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講話，不見容於中共，男性不服謝雪紅的領導，因此1952到1969年，謝雪紅屢屢被污衊、批鬥，仍不低頭認罪。最終於1970年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辭世。

楊緒東醫師說，謝雪紅在中國，儘管一再被鬥臭抹黑，但她仍然堅持她一生的信念，想翻轉台灣的命運，這是值得被追思紀念的。

民視榮譽董事長田再庭先生致詞時表示，當年共產主義「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概念被視為崇高的理想，但實際作法與理念不同，就產生了悲劇，後來才陸續有各種修正路線，而謝雪紅在當年男尊女卑的時代，能有那樣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勇氣，就是台灣當前建國路上可學習的一種志氣。

親自到場參加揭碑典禮的台灣活歷史還有台獨教父史明、今年90歲的二七部隊烏牛欄戰役指揮官黃金島先生、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先生，他們不約而同表示他們少年時就曾經看到或聽說過謝雪紅的英勇的故事，三位民主鬥士對於謝雪紅一生，不管歷經何種政權，皆能為台灣主體性而不屈服，表示相當大的敬佩。而台灣人也應當繼續追求謝雪紅當年的理想－－台灣獨立！




台灣聖山設立謝雪紅紀念碑，乃是要追思謝雪紅為台灣前途奮戰，如同踩不死的野花，堅毅不屈的精神。紀念碑造型正象徵女性撐起一片天！



本場追思會，每位參加者，也都拿到一只紅色的「走台灣路」背包，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謝雪紅對台灣的赤誠，以作為紀念。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碑文

霜雪傲骨雨夜花－謝雪紅（1901年10月17日－1970年11月5日）

謝雪紅，社會主義革命家，幼時家境貧寒，被賣作童養媳卻不向命運妥協，接觸台灣文化協會並遠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1928年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隨即回台從事革命與婦女運動。1931年日本發動台共大檢肅，謝雪紅被捕，判刑十三年。終戰後積極參與政治建設，組織人民協會與農民協會；1947年爆發二二八，領導台中地區武裝抗暴，主持市民大會、組建二七部隊，多方交涉下，以和平方式將空軍三廠警衛權移交學生軍；國府軍廿一師登陸後，為避免戰火波及台中市民，轉移二七部隊到埔里，最終在共黨（台工委）指示下，避走中國；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1952年整風運動，被打為反革命份子、1957年反右運動被汙衊為二二八逃兵，開除黨籍；1968年文革中，被紅衛兵抄家、批鬥、毆打，人生的終點，竟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她的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國民黨暴政與共產黨對她的思想再教育，實在是近代史上台灣人悲慘命運的縮影與拯救自己前途的勇氣實踐。「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是她常對革命伴侶楊克煌說的話。若問謝雪紅對後世的台灣有什麼啟發?就必須回到1928年台灣共產黨創立時的初衷：台灣民族、台灣獨立與建立台灣共和國。如同她的遺言：你們必須堅持戰鬥下去，最後勝利是屬於台灣人的！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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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為台灣奮戰的精神 謝雪紅紀念碑揭碑暨追思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設置謝雪紅紀念碑，紀念她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及國民黨、共產黨暴政，堅毅不屈為台灣前途奮戰的精神。（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提供）
/ 自由時報
2016-09-25
2016-09-24  20:02

〔記者佟振國／南投報導〕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今天在南投縣台灣聖山舉辦「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紀念碑揭碑典禮暨追思活動」，紀念她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及國民黨、共產黨暴政，堅毅不屈為台灣前途奮戰的精神。

謝雪紅紀念碑揭碑追思活動下午在草屯鎮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舉行，紀念碑三角造型，象徵女性撐起一片天，基金會表示，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一位傳奇女子，在日治時期就以社會主義觀點喊出「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她是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

基金會表示，1947年台灣發生228事件，謝雪紅組織「二七部隊」力抗國民黨政府軍，一路纏鬥至埔里，最終在共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指示下，避走中國；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1952到1969年，謝雪紅屢屢被污衊、批鬥，仍不低頭認罪，1970年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辭世。

基金會強調，謝雪紅的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國民黨暴政與共產黨對她的思想再教育，是近代史上台灣人悲慘命運的縮影與拯救自己前途的勇氣實踐。

source: 自由時報
2016.09.25 〈自由時報〉彰投焦點 A12
〈中部〉台灣女革命家 謝雪紅紀念碑揭碑

2016-09-25

〔記者佟振國／草屯報導〕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昨於南投縣草屯鎮台灣聖山舉辦「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紀念碑揭碑典禮暨追思活動」，紀念她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及國民黨、共產黨暴政，堅毅不屈為台灣前途奮戰的精神，紀念碑呈三角造型，象徵女性撐起一片天。

基金會表示，謝雪紅是台灣歷史上傳奇女子與女革命家，在日治時期就以社會主義觀點喊出「台灣民族」、「台灣獨立」。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謝雪紅組織「二七部隊」力抗國民黨政府軍，一路纏鬥至埔里，最終在共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指示下，避走中國。

謝雪紅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九年，謝雪紅屢屢被污衊、批鬥，仍不低頭認罪，於一九七○年在北京隆福醫院走廊辭世。

基金會也肯定謝雪紅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國民黨暴政與共產黨對她的思想再教育，是近代史上台灣人悲慘命運的縮影與拯救自己前途的勇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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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堅毅不屈的台灣精神－謝雪紅入祀台灣聖山


謝雪紅紀念碑落成，史明老前輩(中坐者，藍色牛仔衣，滿頭白髮)也趕赴南投參加揭幕儀式。
圖/王伯仁
/ 民報
2016-09-25
堅毅不屈的台灣精神－謝雪紅入祀台灣聖山
​王伯仁∕南投報導 2016-09-24 23:45

台灣人於2016年初歡慶以民主和平的方式選出第一位女總統，而將近90年前的台灣，也曾經出現一位讓當時少男少女視為英雄崇拜的女社會革命家－－謝雪紅，今（24）日在南投草屯「台灣聖山」豎立紀念碑，台灣革命先驅史明等人與會致敬。

1928年 確立「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主張 

謝雪紅（1901-1970），本名謝阿女，出生於彰化北門小西，從小命運多舛，13歲時父母先後過世，被家中長輩以「賣身葬母」的理由賣給台中洪姓人家當做童養媳，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被出賣，時常受到虐待的她，終於在1918年底，逃回彰化，結束5年的童養媳生活。

她第二次被出賣是1919年被騙贖身成親，不久被帶到日本神戶，看到日本窮人革命，中國的五四運動，俄國的十月革命，遂體認到人可以與命運對抗，革命就必定要犧牲流血、付出代價，因此將自己改名為「雪紅」。

1920年起，世界興起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潮，無強大經濟背景的謝雪紅，便參與社會運動，1923年到中國上海，找尋革命之道，1925年就讀上海大學，同年10月遠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共產思想，1928年於上海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確立「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主張，緊接著用組織的團隊力量開啟台灣自主運動，1931被日本政府關9年，1939年4月因肺結核保釋出獄。

1945年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謝雪紅看出陳儀政府的腐敗，藉由《和平日報》抨擊時政，並組織「人民協會」提倡民主自治觀念，及傳播「台人治台」「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思想。

228事件中 組織二七部隊對抗國府軍 

1947年台北發生228事件後，國府軍開始濫殺台灣人，在一片議和聲中，謝雪紅力排眾議，主張以武力對抗軍隊，她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震嚇牽制國府軍，使得台中市區死傷人數大為降低，並引誘軍隊至埔里郊區，最終在共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指示下，避走中國；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


謝雪紅紀念碑。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表示，謝雪紅人生第三次被出賣就是被中共批鬥至死，毛澤東也曾支持台灣獨立，讓謝雪紅認為以社會主義達成「台人治台」尚有可能性。但1948年謝雪紅進入中國，因具有強烈台灣意識，遂體悟到中共的治理方式並不適合台灣，總是與中共對幹，後來她甚至對毛澤東說，如果中共解放台 灣，會發生第二次228事件！也由於謝雪紅始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講話，不見容於中共，男性不服謝雪紅的領導，因此1952到1969年，謝雪紅屢屢被污衊、批鬥，仍不低頭認罪。最終於1970年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辭世。

謝雪紅一生不管歷經何種政權 皆能為台灣主體性而不屈服 

楊緒東醫師說，謝雪紅在中國，儘管一再被鬥臭抹黑，但她仍然堅持她一生的信念，想翻轉台灣的命運，這是值得被追思紀念的。

民視榮譽董事長田再庭致詞時表示，當年共產主義「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概念被視為崇高的理想，但實際作法與理念不同，就產生了悲劇，後來才陸續有各種修正路線，而謝雪紅在當年男尊女卑的時代，能有那樣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勇氣，就是台灣當前建國路上可學習的一種志氣。

親至到場參加揭碑典禮的台灣活歷史還有台獨教父史明、今年90歲的二七部隊烏牛欄戰役指揮官黃金島，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他們不約而同表示他們少年時就曾經看到或聽說過謝雪紅的英勇的故事，三位民主鬥士對於謝雪紅一生，不管歷經何種政權，皆能為台灣主體性而不屈服，表示相當大的敬佩。而台灣人也應當繼續追求謝雪紅當年的理想－－台灣獨立！

source: 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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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新聞－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 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


/ 民視新聞
2016-09-25
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 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  2016/9/24 17:17

南投草屯的台灣聖山，下午有一場非常特別的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 這是被稱為是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的謝雪紅。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立27部隊，堅持對國民黨部隊，採取武力抵抗，當年追隨她的27部隊警備隊長黃金島等人，也特地前來參加。

謝雪紅的追思典禮，由台獨大老史明、和民視榮譽董事長田再庭，擔任主祭。現場還演唱台灣名曲《雨夜花》，來詮釋謝雪紅的一生。

謝雪紅生於1901年，出身卑微，曾經被賣為童養媳，但她卻不向命運低頭。日治時期，謝雪紅跑到日本、中國，投入社會主義運動，1928年，她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認為，她堅持台灣獨立的立場，令人佩服。

1947年，謝雪紅看到當時的陳儀部隊，在二二八事件中濫殺無辜，她力排眾議，堅持以武力對抗中國部隊，在台中組織27部隊，當年擔任27部隊警備隊長的黃金島，曾經在埔里烏牛欄戰役，和她一起並肩作戰。

謝雪紅雖然是台共的身分，但她秉持左派的關懷精神，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堅持台灣政治主體性，被列為台灣神，尊奉在台灣聖山。（民視新聞李坤錫黃信儒台中報導）

source: 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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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夏日風情非典型音樂會－黃昏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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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9-24
活動時間：2016年08月12日（五）18:30-21:00
演出地點：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台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
主辦單位：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大地爵士樂團於今年四月份成團，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此次演唱的大地志工郭怡伶小姐（贊代），亦是曾經參與阿扁總統送備餐行列的愛心媽媽。團員們來自各行各業，利用工作閒暇時間於每周一晚上進行團練，成團時間雖短，表演時也有些羞澀，不過秉持對台灣音樂的熱愛，大家卯足全力打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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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5

畫中有話－KMT執政有九九神功留下的爛攤，小英就大膽用綠色大材吧

小英新團隊拼命清理，才知道裡頭臭不可聞，林全院長有些招架不住，就急須公民力量的聲援，選舉的支票於ROC＋KMT＋PRC的聯手打擊之下；小英寸步難行，依個人所知新團隊亦很用心，只是想討好各方真難，就大膽用綠色大材吧！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3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請細細品味~~

講氣話，批判小英人人會，由於小英執政客客氣氣，藍丁就大亂特亂，阿九時代沒有或不敢的抗議行為，現在則是百花齊放，由於KMT執政有九九神功留下的爛攤，小英新團隊拼命清理，才知道裡頭臭不可聞，林全院長有些招架不住，就急須公民力量的聲援，而評論力道可強不可弱；其原因在於初期的執政以不得罪中共，減少KMT的拉扯為主旨，故步步為營，卻忘了人民急切改革的期待，選舉的支票於ROC＋KMT＋PRC的聯手打擊之下；小英寸步難行，依個人所知新團隊亦很用心，只是想討好各方真難，就大膽用綠色大材吧！

小英無懼向前走。
虛性大隻的赤化台共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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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4）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3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赤化的台灣政黨組織或團體會採用如此的方法，積極的想推翻小英政權，極端台派得以大局為重，而赤化的KMT或附隨黨餘，有可能如以下所述，進行非和平的暴力恐怖行動，請台灣成熟的公民力量，須加以監視適時反制力量。

但在民主國家之中，保守的黨派常成功地把「政治」一詞的意義醜化了，因此造成政治性目標往往被套上非政治性外衣的現象。許多與某一政黨有關的團體，諸如青年團體、婦女團體、文藝或運動俱樂部等等，因此也利用非政治性的活動偽裝起來。許多事實上追求政治目標的壓力團體，也往往偽稱自己只是個經濟、社會、職業、哲學或藝術性質的團體。因此上述兩種偽裝之間，其實並無嚴格的區別。但在民主國家之中，兩種偽裝都有可能出現，因為反對勢力可以公開承認自己的政治性質。而在獨裁國家中，則因禁止公開政爭，所以可能只有一種偽裝，即以非政治性活動作為掩護，追求政治性目標。

在所有集權政體之中，此種祕密鬪爭常有突然湧現之傾向，但這種鬪爭必須滿足兩個條件才算成熟。一是全人口中必須有一大部份人是無法忍受現有政體，因為祕密活動必須依賴羣眾的支持。沒有羣眾支持，祕密組織除了製造少許個別的、無關大局的暴力事件之外，勢將一無所成。此外第二個條件是必須有相當的機會可能推翻現有政體。如果該政體看來十分穩固，則只有少數的頑固派有膽量從事地下活動。羣眾只有在看到勝利有望時，才會支持他們。1939年到1945年大戰期間的地下活動，以及1945年後各殖民地民族運動組織之所以能夠發展，便是有賴羣眾的支持。反之，1944年以前希特勒統治德國時代的反納粹運動，1962年法國「祕密軍組織」的恐怖行動，以及1963年加拿大的魁北克民族運動，便是因為缺少羣眾支持而失敗。上述最後兩個例子中，由於地下鬪爭活動是在民主政體中發生，反對派也可能採用其他方式表達意見，因此其組成之數目便不可能太大。因為羣眾基礎十分薄弱，它們多無望在大選或議會中產生作用。另一種情形是完全禁止這些黨派採用合法的方式活動。那便違背民主的作法了。

祕密運動與所有其他運動，在行動方式及結構方面皆不相同。除了祕密會議、製造謠言、祕密宣傳、散播無名印制物或書刊之外，它們尚使用暴力：包括滲透政府機構、陰謀不軌、暗殺及恐怖行為。由於它們是非法性質，因此都被迫採用同樣一種組織。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64-165。

KMT不但知法枉法，還違法亂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不把台灣人民看在眼裡，他們利用軍隊、黨產、行政法規綁住台灣人民的行為，現在失去政權，就會不顧一切依靠中國的赤化力量想奪回政權。
在獨裁國家中，針對政體的衝突根本不容許存在。沒有人能公開懷疑既存之制度，只能通過非法及暴力方式反對之。在民主國家則不然。民主政治的本質及優點，正是容許它的敵人發表意見，因此也容許針對政體之衝突存在。它是否因此而陷入不設防狀態？將自由給予自由的敵人，是否等於容許後者摧毀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則是否注定民主政治無法抗拒試圖毀滅它的人？至少有一點答案十分清楚：即民主政治只容許其敵人採用民主的方式表達自己。如果欲以強制手段將意見加諸於他人，則無須尊重這種意見。如果有人企圖以暴力方式毀滅自由，則唯有以暴力手段維護自由，即使是在民主國家中亦然。

反之，如果反對民主政體的人同意遵守民主政治的規則，在既存制度之範圍內進行競爭，則根據民主政治的原則，這些人必須給予表達意見的自由。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可能發生針對政體的衝突，但這種衝突也只可能到達某一個限度。而這一限度之大小，與理論學說無關，而是看雙方力量的大小而定。

雖然面對一反對民主政體之力量，但仍能充份作用如常。如果共產黨獲得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選票，但在其他方面受到有效抵制，則須採取某些預防措施，即不應讓共產黨人掌握權威職位，或參加組織政府，或縱使參加也是掌握無關緊要的部門。在這些條件之下，民主政體仍可作用而無大礙。1945年以來的法國及義大利便是例子。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67-168。

人民對政府的合法產生質疑，或是對國家的定位產生不信任，這種國家或執法的政府就很危險，先有內鬥，而外國勢力亦會侵蝕，台灣須抛棄ROC，消滅KMT吧。

通常，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國家之內，人民對於政府之形式、權力轉換及行使之程度、以及政爭之規則，都有一定程度之認同。就此而言，符合一般人所認可之合法性概念的政體，便可稱之為合法政體。例如君主政體在17世紀的法國算是合法，民主政體在今日的法國合法，自由政體在美國合法，社會主義體制在蘇俄合法一樣。只要被統治者認為他們的政府合法，便自然會聽命於這一政府，而政治性的反對便是在政體的範圍之內發生，政體本身則非爭執之對象——既使不指終極目標，至少也指手段方面。

很少有一個政府在所有百姓的眼中皆是合法的。如果沒有一致的公意存在，最常見的情形是有許多種有關合法性的對立觀點，政府只不過代表其中一種觀點。於是政治衝突便是針對政體性質。在此情況之下，沒有一個政府是被所有的百姓視為合法。

這種情形往往醞釀革命。它意味著有相當多數的人對既存的各種社會結構表示懷疑，因而形成一種社會結構的危機。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70-171。

執政前和執政後會有一些微調，是因應現實問題。

此外，幾乎所有的意識型態都認為：衝突導致整合，敵對的結果將帶來真正的社會秩序。每一個政黨在野時，都將政治看作一種衝突；但一上臺後，便皆又認為它是種整合的過程。我們在西方國家的人，往往認為整合縱非已經完全實現，也是即將到來，所差的只是如何攪公共關係、糾正人們觀念態度的技巧問題，而且只有極少數孤闢、反常的人才反對整合。在東方國家，則即使有一個無產階級已經上臺，人們仍然認為需要一段很長的過渡時間，才能建立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這兩種看法之不同，並不在於是否有個過渡階段，而是在這一階段之長短罷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73-174。

衝突是整合的方法，國家要安定得先有衝突再有協商，訂定具有共識的遵守法則。

所謂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是指組織化權力——即政府與國家，在這一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整合有正反兩個層面。為求社會之統一，必須首先壓制分裂社會的各種衝突及鬪爭。但若不經過衝突，社會也不可能真正凝成一體，社會裏的成員，將好像是一羣臨時聚合的羣眾一樣，彼此互不相干也漠不關心。要有整合，不僅要壓制衝突，而且還要促進團結。但在實際的作法上，兩者有時難免會有混淆不清之處。

但政治也可以定義為一種不斷的努力，目的在消滅暴力，並使得個人或社會性質之衝突，可以通過較溫和、較不殘暴的途徑進行之。政治是內戰之延續，只不過它所用的手段不同吧了。

因此，所謂民主程序便是指以一種較溫和、文明而不暴烈的方式，表達政治上之歧見。有人批評民主政治將歧見、辯論及衝突公開化，其實是誤解了民主政治之一基本目的，即以討論代替戰爭，以對話代替動武，以講道理代替耍刀槍，以選票之多少代替拳頭之大小或槍砲之優劣。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75-177。

國家再亂亦須團結，若沒有休戚與共和生命共同體的意識，這種國家必然滅亡。

即使一個沒有衝突、鬪爭或歧見的社會可能出現，假若其所有成員彼此不相往來，亦無連繫各人之共同紐帶，則這一社會仍然不能算作已經完全整合。這好像週日晚間在美國公路上所見到的情景一樣：每個人關在自己的車子裏各自奔馳，默默地遵守每一個交通信號燈誌以及行車速限與規則，也全無侵犯他人或與他人競爭之心理，而且甚至彼此近到前後只有呎尺之距，像一長列的大甲蟲。但是他們之間卻是那麼孤立、孤獨及遙遠。因此，沒有團結或休戚與共之心理，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整合。

團結性主要是種羣居生活制度之產物，每個人都需要其他人之幫助，而且彼此守望相助，相沿成習。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83。

組織團體須有整合的能耐，法律是人民和國家的契約，若法律執行不公、不合乎時宜須馬上修改，KMT控制的台灣法律只及於一般和KMT權貴無關係的憨百姓。
一國的政府、或任何團體的組織化權力機構，若要達成社會整合之功用，首先的一種方法便是製訂一套構成法律的規則及程序，並適用之。無疑的，有些法律是以習俗為基礎，有些則根據協定契約而來。但前者主要是在原始社會沿用，在現代社會之作用不大，重要的是後一種法律，雖然其影響也經常受到政府法令之限制。但不論是那一種，皆必須受到政府之認可及支持之後方有效力。在法院或行政部門之中爰引習俗，只有當法律容許人們這麼做時才行得通。同樣的，契約之效力也僅止於立法者所訂之範圍之內。歸根究底，法律是由政府所諦範。所謂法律，就是政府所制訂、承認及支持的各種規則及程序之總合。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87。

用暴力統治人民的政治，雖然可以達到一時性的社會秩序，但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就會被羣體團結的力量消滅。

政府整合社會之終極手段是利用警察、軍隊、監獄及劊子手。即存之權力機構壟斷暴力、並禁止個人或其他團體使用軍事武器之現象，也代表整合之第一階段，因為它至少阻止了人民及各種團體在政治衝突之中使用暴力。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94。

人民會接受國家的存在是因為想要安定，活在沒有恐怖暴力的環境。

人們之所以通常把國家看成不折不扣的整合者，乃是基於一種安於現狀之心理。尤其是耳目可以直接、立刻感覺到的和平及秩序，對所有的人都有種自然的吸引力。反之，暴亂則使人心存恐懼與不安。而國家總是保障某一種「安定」，即不見偷、搶、奸、殺的那種安定——也即是沒有內戰與武裝衝突的和平。

此外，現代國家也享有一種源自宗教及迷信的原始權威。在遠古社會，統治者是主宰萬物諸神之代言人，是所有神怪力量之解說者，而惟有服從這些超人力量，才能產生社會秩序。權威受到尊重，乃是因為它代表了神的旨意或是某些神怪力量之表徵。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200-201。

執政後的權力得公開透明，可供人民來檢視。

政治權力及強制手段皆不再有存在之需要。因此，無產階級爭取本身利益之際，事實上也是爭取全人類之利益。於是，在革命勝利，由無產階級控制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這一階段之中，國家是促進真正、完全的社會整合。通過國家及無產階級專政之手段，一個基於公平、和諧及合作的人性化社會——也因此是一個完全整合的社會——將因而產生。

這一理論所遭受到的主要評擊是：它本身也是基於一種錯覺。因為，每一個政黨往往都認為：只要自己執政，便是為全體公益而服務；只要是他黨掌權，則權力之運用必然是以謀私利為目的。這種看法的確不錯。但一個政黨是否為全體人民謀福利，還是多少可以加以鑑別。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204。

在台灣軍公教年金改革大吵特吵，追求公平性是人類共存、整合的目標，雖很困難，必須堅持。

科技進步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促進社會整合：一是減少因為資源不足所導致之緊張現象。二是使得所有的人都可能對彼此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獲得較佳之瞭解。三是造成一個社會所有成員彼此之間的團結意識。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求，兩者之間供不應求的現象，始終是社會不安與政治糾紛之一根本因素。所謂「僧多粥少」，便足以說明人類有史以來及至20世紀今天之處境。無疑地，如果在資源之分配方面採取絶對公平之措施，可以減少衝突之嚴重性。但這種做法只出現在思想家的理想中，我們不到一個社會，曾將它真正付諸實現。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208。

兩性的戰爭，世代的代溝，年老人不退休，年青人沒工作，是各國皆會遇到的問題，科技的進步必然有解決的方法。

男人一樣外出工作，則她除了職業以外，還要負責家務，等於是兩份工作。因此，美國那種男人受女人指揮的男女關係，不見得就比法國女人完全依賴男人的那種關係好，也不比義大利那種表面男人至上其實不然的情況為佳。有關男女關係之爭執，雖然與政治無直接關係，但在整個的社會生活中卻佔有一席重要之地位。

代與代之間的衝突，似乎也不可能完全消滅。當年青人走進社會，成為社會的一份子時，總是多少要與年老人對抗。而年老人自然也不願意把棒子交出來給年青人。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長壽，只有增加兩代之間的衝突性。一方面，提供老一代的養老金，是從年青一代的所得中扣除，因此對後者是一沉重的負擔。但另一方面，老一代又處處受制於年青一代，變成了被壓迫階級。古老的文明使老年人享受威望並受到尊重，因而減少不少年老的悲哀。而在高度開發的社會中，老年人的悲哀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又加上了一層社會的因素，因此年老也變得加倍可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一個過了四十五歲的人，一旦失業便很難再找到另一份工作，因而很可能就此潦倒半生。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223。

資本主義成為國家的支撐力量時，必然會有少數特權財閥的〝剝削〞，然而於民主制度的當下，此種過度不合理剝削會有所節制。

富國即使是慈悲為懷，也不能終止這種剝削現象，正如慈悲胸懷沒有使19世紀的資產階級終止剝削勞工一樣。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動力是經濟性利益，所有其他的考慮皆屬次要。西方國家的政府縱然可能藉耶穌濟世救人或對抗共黨之名，說服自己的納稅人捐輸給落後國家，也永遠無法造成一種情勢，使得大資本家的公司停止以最低的價錢，向這國家收購原料，或防止這些大公司操有最終決策之大權。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不願見到落後國家自其過渡發展階段中之各種矛盾解脫出來，因此本質上並不願提供任何真正對窮國有利的國際性援助。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從衝突到整合”，《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230。

後言：
協商是為了減少衝突，生活亦是在不斷的衝突中產生協商的必要，由人體的細胞到全世界各國際皆然。台灣最慘的地方，就是向國際協商的權力被中國阻擋，而邪惡的KMT只因為想謀奪台灣人民利益，胡作非為，依靠紅潮祕密協議，一切的一切，只為了〝鞏固在台特權〞，樂得與狼共舞。

（全文完，撰於201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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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有話－藍營縣市首長到中國訪問得小小利益，報以台奸叛台的惡名

英政府，不但得接阿九的爛攤，還須面對民意壓力；加上赤藍丁的拉扯，除了無米為炊之外，南海火氣炎炎，得加緊〝備戰〞保台，故錢脈的永續，台灣得重新佈署財經走向...相信小英的壓力甚大，非一般人所想像。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2
楊緒東醫師手繪插圖「畫中有話」
畫中有什麼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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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營地方縣市首長到中國訪問，求東告西，是必須有〝被統戰〞、〝出賣〞台灣〝主權〞做交換；得小小利益，報以〝台奸叛台〞的惡名；損及全體台灣人民的自主自立和永存永續的期待；中國知道利用少部份的台灣藍丁頭頭，就可以打亂小英執政的佈局；現在的英政府，不但得接阿九的爛攤，還須面對民意壓力；加上赤藍丁的拉扯，除了無米為炊之外，南海火氣炎炎，得加緊〝備戰〞保台，故錢脈的永續，台灣得重新佈署財經走向...相信小英的壓力甚大，非一般人所想像，故公民力量再現，方能對新執政有所作為，保台就大家一起來。

安心好睡，得努力捍衛台灣主權。
不可坐令ROC＋KMT吞噬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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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3）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2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美國打敗獨裁恐怖活動的國家，其人民反而陷入假民主的大混亂，因為羣雄四處，社會秩序失控，國家潰散，喪失以前人民於專制控制下的秩序和福利，變成鬼國，這也是值得檢討的地方。

羣眾式政黨的結構似乎與社會上新階級之出現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傳統的幹部式政黨反映出貴族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而此二階級之人數皆十分有限，地方望族已可充分代表之。這種政黨也代表一種範圍有限的政治活動，以及一種事實上排除大多數人民參與的民主。反之，羣眾式政黨反映出民主的範圍已經擴大，幾乎包含全體的人民。只有當人民的參與不限於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選舉，而是經常左右國家的行政工作時，他們的權利才算獲得完全行使。新式的政黨組織也使得這一現象成為可能。

其次，現代政治組織是套在傳統結構之上，而未完全取代後者。它往往是改造傳統結構使它們成為主要的支持力量。部落、種族、封建關係、宗教信仰以及祕密會社等等，常用來作為培養對某一政黨效忠的基礎。黨徽有時被認為是代表吉祥或有種魔力。這種現象在最現代化及工業化國家的政黨中也同樣存在，只不過較不顯著及重要罷了。反之，對落後國家——但也非全無例外——的某些政黨而言，這種現象有其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組織鄉村百姓時如此。在城鎮裏政黨則較現代化。

有人認為在落後國家中，政治領袖的權威主要取決於個人魅力。換言之，領袖個人的威望是政黨團結、黨員效忠的根本要素，主義內容及政黨綱領則幾乎毫無作用。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19-121。

想爭政權的野心家很多，很會搧動人民出來反抗，若是理由充份，資訊透明，沒有政治野心較能得到全民支持，當然被政客利用包裝欺騙的抗議行動也會很多，故公民教育的可貴在此可見。
壓力團體的活動有許多形式。它們有時是直接對政府、高級文官及國會議員施以壓力，有時則通過百姓間接影響權威當局。製造輿論、大型罷工、阻礙交通、示威遊行等等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壓力團體的活動有時是公開、明白而無飾地進行，有時是祕密、偽裝而謹慎地進行。它有時是用直接、恰當及合法的手段，有時則採非法、暴力的方式。在民主國家，壓力團體常與政黨一同作用。有些團體只是政黨用來擴大影響力的外圍組織。政黨通過它們所控制的青年運動、婦女團體、文化、體育協會及合作社等，可以影響不願成為正式黨員的人。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0-131。

落後國家，軍隊是權力的主要份子，誰養得起軍隊，誰的力量大，於是各自立法各自為政。而現代國家，軍隊不能國家化，只效忠一人，就毫無〝民主〞可言，這種國家很危險，常有暴衝亡國現象。

政治鬪爭以暴力方式解決的第三種情況是：當軍隊不再效忠國家，聽命於統治者，反而自己企圖奪取政權之時。在第3世紀時的羅馬帝國，軍隊便有權塑立及更換皇帝，經常是把皇位交給一位將領，以換取金錢賞賜或其他好處之保證。每過一時，軍隊便把自己所立的皇帝殺害，另換一人。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中東以及其他地區，軍隊也是擁有操縱、更換政府的力量。1958年到1962年期間的法國，也幾乎面臨同樣的局面。有時軍隊裏又分派系，彼此在奪權過程中相互競爭。在羅馬帝國時代，禁衛軍與邊防軍之間，以及各省的地方軍隊之間，便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這些不同派系最後都是在戰場上一決勝負。在拉打美洲，衝突常發生在陸、海、空三軍之間。在阿爾及利亞，1961年時又發生過職業軍人與民間徵召部隊之衝突。

軍隊一旦自成一政治力量、不再效忠政府，則表示國家已面臨解體之邊緣。但軍隊就其本身性質而言，對國家始終是種危險。擁有武力的人常會濫用這種武力，正如擁有權力的人，容易濫用權力一樣。而武力又是權力的終極形態，而且是短時期內最有效的一種形態，也是最不容易立刻抗拒的一種力量。掌握刀槍的人，不論是誰，自然而然地想都把它作為權力鬪爭的法碼。武裝的軍人對於無武裝的統治者及百姓而言，永遠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這種威脅，也有一些辦法，首先是培養軍官對國家的絶對服從感，不論是在任何情況，不論政體形式為何，也不論當權的統治者是何人。義務兵役制也減低了上述危險，因為它把百姓訓練成兵，因而使軍隊平民化。但威脅仍舊存在。統治者及百姓必須經常注意軍隊的動向。在軍事政變已成一種傳統的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國家，組織民兵是可能防止軍隊操縱國家的唯一方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4-135。

KMT的黨產太多，來自各種民間掠取，用來控制金融、經濟和鞏固政權，所造成的特權，皆位居國家高層，是全世界最邪惡的政治團體。

金錢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武器。這一事實可以從權威的型態是隨著財富的型態而轉變看出。在農業社會時代，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係由擁有土地的階級所掌握，於是造成貴族政體。權威之擁有，與土地及武力(騎兵)兩者之所有權不可分。這種權威也同時具有封建及軍事雙重性質。在工商業社會時代，工廠、商店或銀行，便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落入中產階級之手中。不用說，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之轉變過程是緩慢的。在工商業社會，財富的作用較為顯著，因為金錢在這種社會的價值系統中地位甚高。

財產之獲得若由世襲而來，將完全改變競爭的形勢，因為競爭本身已失去民主之性質。金錢之力量也因而大體上變成與生俱來的力量，雖然兩者原來並非同一回事。自由社會愈往前發展，則致富之道愈要依賴資本，而不是依賴努力。既使我們不完全接受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徹底赤貧化的理論，我們也很難否認相對的貧窮化現象存在，因為在國家總所得增長之際，工人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常有下降而非升高趨勢，而生產工具所有者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則日愈升高，也就是仍舊由後者掌握了金錢的力量。結果所形成的兩極化現象不只是經濟性質，而且也是政治性質，因為當增加的財富由工人轉到資本家手中時，工人對權力之影響——也就是他們所有的政治武器，也被部份剝奪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7-138。

媒體影響政治的方式，就須客觀中立，實話實說，講求證據。雖然有立場，但是對話的評論則須具備國際觀，宏觀法則和民主素養。

廣告是媒體生存的來源，若廣告量不足以支撐媒體，媒體會自動調整編輯，以合乎大眾口味。在台灣的媒體業，因長期受到KMT黨產眷養，內容偏頗失真，成為御用〝統媒〞；於民智開展，資訊透明的當下，國民黨報成為假報，因此各種報導，很難欺民、騙民，而廣告商亦反而成為附隨工具，不得不支持〝講真話〞的媒體。

一個英國人每天若看「電訊報」(Telegraph)、「衛報」(Guardian)及「太陽報」(Sun)這三種報紙，便可知道各方面不同的言論，從而建立自己的意見。這些報紙以及所有其他報紙，都同樣試圖向讀者灌輸自己的主張，而且手法也頗類似。但正由於它們之共存，結果沒有一種報紙可以達成這一目的。多元化現象使得它們不敢漫天撒謊。如果沒有人反駁，則真相不易獲得，於是也容易進行矇騙。如果隨時可能有不同意見出現，糾正錯誤，撒謊就很難了。在一個基於自由企業與自由競爭的傳播系統之下，隱瞞事實是非困難之事。但我們也不應過份強調這種系統下消息的多樣性。在蘇俄固然找不到一份贊同資本主義的報紙，在美國也同樣看不到贊成共產主義的報紙。

以金錢控制新聞與其說是種所有關係，不如說是種使用關係。因為大眾傳播媒介若非是免費供給大眾（如無線電、電視），便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售給大眾（如報紙）。每一份日報的成本，至少值兩份的售價，有時更高。入不敷出之部份便由廣告商補償，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也是以廣告費支持。現代新聞事業的主子因此是廣告人，事實上也就是廣告公司。由於廣告人及廣告公司都是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公司，它們顯然都不願看到反對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現於大眾媒介。它們往往利用廣告人向人們灌輸保守的思想。

大眾傳播媒介之內容，事實上逐漸淪為廣告的附帶節目。無線電或電視的節目、報刊的社論、新聞或專題報導，都是用來吸引最大可能數目的公眾，以便販賣廣告。廣告也因此構成資本主義式消息的原動力。賺錢是新聞事業的目標，正如其他私營企業一樣。為了達到最有效的宣傳，則必須吸引最大數目的讀者、觀眾或聽眾。因此也必須把包在廣告藥片外面的糖衣，製作得適合最多數人的口味。一連串的後果因此也產生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40-141。

資本家的文化侵略，加上網路遊戲的風行，成為宅男女虛幻國度的滿足，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寶可夢（Pokémon）形成的怪現象，風行全世界，這種虛擬白癡化的現象，是一警訊。

最後，雖然現代技術已使得一種真正的文化可能散播到全球各角落，但資本主義的傳播系統只會導致所謂大眾的「白癡化」，因為它把人們局限在一個智力很低的嬰兒世界。典型的作法是向顧客推銷各種浪漫式神話。於是國王、皇后、王子、公主以及其他半真不假的人物，便成為上選的題材。他們的服飾、住宅、一舉一動也成了半神話的故事，充斥於報刊雜誌、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之中。觀眾或讀者沉緬於這些半神話故事之中，都變成了大兒童。

電影、戲劇及各種娛樂性節目，也同樣可以造成這種「白癡化」的效果。通過這些方法，大眾被投入一個不真實、人工化、想像化的世界，也因此與現實世界的問題脫節。因此資本主義式的傳播系統無法培養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的策略，即資本家故意利用花邊新聞、愛情故事、皇族羅曼史、娛樂性節目及電影來麻醉羣眾，使他們忘記自己身受剝削，從而癱瘓他們的反抗意志。客觀地看，在自由政體之下的新聞機構，確有造成這一後果之趨向。但從主觀角度來看，這一趨向則不像是資本家刻意期望、製造的結果，而是他儘量滿足顧客需要的產物。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3。

資本發達的國家，會因應勞工成長和社會落差現象，制定所謂〝良心條款〞，這是資本主義走向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其主要在於維持資本企業的形象而得永續發展。
誠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偶而也會有某種特設的制度，旨在保障消息的真正獨立性，不受國家或資本家的干擾。例如「良心條款」（conscience clause），使新聞從業者可以拒絶寫作他們不以為然的東西，甚至事後要求報社提供可觀的賠償費。但實際上要引用這項條款卻不容易，而且新聞人員若求升遷，也最好避免引用此種條款。還有一些新聞從業者已為自己建立聲譽，而且使大眾對他感到需要。於是他們便處於一個有力的地位，可以任意發表文章。美國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便是個典型例子。其他還有別人。但在任何國家，這種人都不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5。

生活水準低落，知識水平不高，對外的資訊不足，封瑣消息外傳，是當權者的愚民手段，但是被奴隸者喪失生存基本條件會群起反抗，導入血腥戰鬥。

數千年來，權力鬪爭是在一個小圏子中進行，廣大的羣眾並無機會參與。由於生活水準低落，他們無法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因而無法認識、也無能力組織自己的力量。同時，由於當權者及其武裝部隊之嚴密監視，他們也不能有所行動。有些時期，在極其特殊之情況下，因為奴役、貧窮及壓迫的程度太大，羣眾會忍無可忍，衝進政治圏裏，像一羣笨拙的野獸，橫衝直闖，四處破壞，但卻無法有建設性之表現。這便是許多時期中奴隸叛變、農民暴動以及城市暴動之特質。特權階級則因心存恐懼，往往對這些暴動進行殘酷鎮壓，而這種鎮壓行動，又使得新的反叛企圖，在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內不再出現。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羣眾叛變的領袖史巴塔克斯（Spartacus，義大利奴隸，死於西元前71年）起事失敗時，便有6萬名奴隸在盧卡尼亞城（Lucania）被集體屠殺，其中有6千人被釘死在羅馬城南亞卑安大道（Appian Way）兩旁的十字架上。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7。

台灣有建國的理想派，須要的是戰略結合，不可用極端的排斥方式，亦不可用脫離現實環境，免而為之，運用時代環境，結合輿論來行動，就可以成事。

極端派由於只是偶而提供支援，本身對政府並無真正的影響力，並且在兩翼之中多少被孤立，因此自然有日愈極端化之傾向，其黨員因而有種疏離之感覺。英國工黨中的左派黨員或保守黨中的右派黨員則無此現象。中間黨派所操縱之政治，常帶有現實色彩而與理想、原則無涉，因為兩個中間黨派之理想、原則迥異，無法協調，因此也造成一種理想與現實分離之現象。理想的政策既然可貴而不可行，則只有束之高閣一途，甚至不求原則上之協調。這種情況也使得兩翼的極端派對中間黨派表示猜疑及不耻。但兩個極端派只有一個辦法對付這種情勢，即聯合起來與中間派聯合陣線對抗，因為後者只有在需要它們助陣時才拉攏它們，並未使它們獲得真正的影響力。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56-157。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民主不民主皆然，公民自覺運動的正確方向，須有高明的領袖來引導。

在高度開發社會中，人們仍舊可能為偽裝的現象所矇蔽，因為人們可能不能看透某些人的觀點，而大眾傳播媒介也常使用其他的偽裝方式，諸如添油加醋，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類。同時，偽裝本身並不只是一種蓄意的扯謊，而且多少也是一種自我欺騙或陶醉，即將自己不願面對的現實隱藏起來。在政治上尤其有許多人是故意瞌上眼睛，自欺欺人。偽裝很可能會逐漸減少或日愈技巧化，但完全自政治衝突之中消失的可能性則不大。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60。

政治鬥爭是進步還是退步，在於公民教育的成熟度，國家崩裂須有強人來重整，國家民主化則須全民來參與。台灣的國不成國，民主化的過程少了脫胎換骨，故成為和稀泥現象，現階段，以消滅KMT在台勢力為首要目標。

在民主政體中，直接衝突可能在任一層次上發生，而在集權政體中則只可能在較低層次發生，因為最高權力之爭奪，只能採間隔方式，使用陰謀詭計對掌權者施加影響力，而不能隨時更換之。有趣的是，就低階層的權力而言，在民主政體中，情形有時正好相反，因為低層的權力常交由一批專業化文官組成的行政機構來行使，而這些文官由於工作受到長期保障，當權者幾乎不可能解除他們的職務。因此，爭奪職位的直接鬪爭便不常發生。而上層政治領導人縱有更迭，其波及之範圍也十分有限。反之，在獨裁政體之中，君主可以自由選派及撤換所有大小官吏，因而這些職位反而成為直接衝突之對象，而且在範圍上十分廣闊。但因為獲得君主寵信的人無往而不利，故一旦改換親信，其影響常較大選更換政權更為深遠。

最後，應該注意的是，在民主政體中，權力的爭奪有一種週期性，在獨裁政體中則無。大選的作用便是定期地將整個國家變成競爭的對象。失敗者將整個政府的強制機構及執法機構，交與勝利者。勝利者本身遭遇敗績時，又將它們交給新的勝利者。大選因此自然成為決定性一戰發生的時刻。政治衝突因此也有一定的規律性，每4年或5年進入一段活動緊張時期，其他時間則趨緩和。獨裁政體便無這種張弛交替、而是一種不斷勾心鬪角的現象，其高潮之有無，全看某一時的情況而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61-162。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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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2）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1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人口壓力是否必然是戰爭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物競天擇，放到人類身上，有損人為萬物之靈的說法，如果人類只認識到叢林法則，不知智慧科技的突破，則嗜血的人性，當然會耗損地球的資源而自取滅亡之道。

很久以來，一些思想家便認為：人口壓力是大多數嚴重衝突之根本因素。一個古老的觀念是：在人口過剩的國家，必定經常發生暴烈的社會衝突、革命及戰爭。反之，在人口稀少的國家，政治衝突之性質便較溫和，統治者受到挑戰之機會較少，太平之世也較容易維持。古代的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Plato）便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政治暴亂。蒙泰恩（Montaigne）在其「論文集」(Essays)第二冊第二十三章中，用他那時代的醫學字眼提到戰爭，形容它是種「國家的放血現象」，即將過剩的青年人之血排除掉，以維護國家這一生物體之健全。這也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說法。許多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皆將當時的社會動亂，歸咎於人口之增加。例如胡登（Ulrich von Hutton）在1518年便寫道：「戰爭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使年青人離開國家，因而使人口減少」。佛蘭克（Sebastian Franck）在1538年又補充道：「若非借助於戰爭及死亡，我們都將離鄉背井，變成吉普賽人四處流浪。」到了18世紀，所謂人口壓力使得政治衝突惡化之說，更直接為馬爾撒斯的理論提供靈感。馬爾撒斯認為：人口增加若發生在貧窮階層之中，一方面將使他們更為貧困，另一方面也加深他們對富裕階層之忌妒，進而起來摧毀現有之社會秩序。

但這些人口壓力學說之缺點，在於過份簡化了問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未必是好戰的國家，否則荷蘭該是全歐洲最好戰的國家，因為它的人口密度最大。又如中國，雖然數千年來皆是人口過剩，但卻極愛好和平。而北美洲的印地安紅人，雖然散佈在廣濶之土地上，卻是彼此不斷發生戰爭。法國大革命除去人口過剩之外，尚有其他原因。此外，1905年及1917年的兩次俄國革命，都是在人口稀少的國度裏爆發，完全無法適用人口壓力之說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46-47。

生殖力是平衡人口增長或削減的自然因素，人類大可不必太擔心過多的人口會吃掉地球，而是貪婪的人性會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當然人類不必怕人口會太多，多少資源就能養多少人，耗損地球資源、浪費糧食、生活靡爛、貪慾不足，自然會有天災、瘟疫、生殖力不足、到極端的自相殘殺，或外來的磒石一擊，人類死光光。

在高度開發的工業國家中，不同之處有二。衛生環境之改善、豐富及營養均衡之飲食、以及醫藥之發達，減低了死亡率，但出生率也同時下降。由於目前尚不可知的生物學原因，營養不良及生理上嬴弱的人，當有旺盛之生殖力，而食物改進、體力增強之後，人的生殖力反有下降之勢，因此與常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此外，生活享受之提高以及教育之普及，加上個人主義之流行，也促使人們自動節制生育。結果低出生率配合低死亡率，同樣可以達到人口的穩定。人口縱有增加，也是十分緩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49。

哀兵必勝，窮國自強，寒帶貧地，掠奪性強，反而領有強大的軍力，會侵略南方富有土地，是否自由安定的生存是唯一值得捍護的財產？

 在遠古社會，經濟對地理之依賴性很大，但隨著科技之進步，這種依賴性逐漸減小。有關自然資源的政治學說，與有關氣候的政治學說一樣，長久以來都是只涉及個人心理，而且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即一方面資源豐富似乎是權力的泉源，因而也是社會及政治發展之本錢；但另一方面，財富卻有腐蝕體力及膽量、造成麻木及退化之作用。

古代的人似乎偏愛後一種看法。例如，孟德斯鳩便認為：土壤肥沃及資源豐富容易導致奴役。資源匱乏反而促使一個民族獲得自由、免於外族之奴役。在富庶的國家裏，「佔全人口最多數的農村百姓，並不刻意維護自己的自由，因為他們終日為生活及工作而各自忙碌，無暇兼顧其他。富庶的地方只怕搶掠及軍人。」反之，在貧困的國家中，「自由是人們惟一值得捍衛的財產。」而且，「由於土地貧瘠，人們較為勤勞、理智，慣於吃苦，而且勇敢善戰。因為他們必須補償從土地所得不到的東西。而國家富庶所帶來之安全感，常造成一種懶惰及只求自保之心理。」這種將勤勞與民主連上關係的價值論斷，古代的思想家諸如凱圖（Cato），都已充份發揮過。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58。

現代人出國旅行，參觀各國的皇宮寺廟、各種景點，大多為過去歷史皇家獨裁的產物。文化、文明，於多元文化的現象已經不侷限在皇室或是極為豪華的建築。

 絶大多數的西方思想家則認為，衝突的現象由於技術之進步而漸趨緩和，因為技術進步將逐漸改善資源不足的現象，後者也是衝突的主要原因。我們上文提過，人類一直是生存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而且需要量永遠超過供給量。所謂「低度開發」一詞似乎表示一種不尋常的情況，而「開發」則被認為是種正常現象，其實反過來說才對。在20世紀以前，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何處都是「低度開發」的社會，因為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保證滿足所有成員的基本需要：食、衣、住。今天此一情況不過僅僅開始有所改變而已。工業化社會多少已能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夠滿足人民的「次要」需求（如舒適、閒暇、文化）。但這種工業化社會只佔極少數，甚至不到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由於低度開發國家的人口增加率遠超過這些國家，其比例尚有日愈降低而非增高之趨勢。

資源不足通常導致不平等之現象，即少數特權階級享受到富足，大多數百姓則不能獲溫飽。往往一般人民愈貧窮，少數的統治階層愈是顯得奢侈豪華。在饑荒連年的國度裏，腦滿腸肥本身便是權力的象徵。百姓衣不蔽體時，特權階級是金衣玉褸。百姓擠在污濁的貧民窟甚至露天而睡時，富有者則興建金璧輝煌的宮殿。這種大多數羣眾生存在饑餓線上、少數人享受富裕、生活奢侈的情況，本質上便具有爆炸性。不平等造成強烈的敵對感。老百姓仇視特權階級，特權階級則恐懼老百姓。政治活動於是常採暴力形式。一方面是羣眾的暴力行為，因為他們心存反叛；另一方面是特權階級針對羣眾的暴力行為，目的在求保護自己。但在貧窮的社會中，似乎也唯有讓特權階級壓榨廣大羣眾，文明才可能發展。因為如果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求社會平等，則社會上所有的人勢須終日辛苦工作，以求苟延性命。因此，只有當一部份人享受必要的閒暇，因而加重其他人的工作負擔時，才可能有思想、藝術及文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77-78。

1979年出版的這本書，早就看到未來科技進步過度被開發會有極端的衝突，而向外展現國力或侵略會成為緩和國內不滿壓力的方式。

快速的開發則產生相反的後果。社會結構上極端的變革，往往使既存秩序顯得不自然。而且既然實際上已經發生變革，更證明變的可能性。結果，以往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又不公現象，現在便無法再為大家所接受。於是貧困的羣眾與少數特權階級之間的衝突便趨尖銳化。而且，高速開發往往摧毀了傳統的結構，使得許多人失去憑藉及所有。他們覺得在自己的社會裏反而成了外人，因而有種名符其實的「疏離」感。而傳統結構之破壞，也使人們更易感覺到貧窮及不公，也因而更易萌生反叛之心。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0。

國內的流浪遊民會越來越多，其原因在於生活步調無法跟得上現代科技腳步，而所得到的生活補貼，無法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當前因自我放逐的心理缺陷亦是原因之一。

 在同一階段，傳統文明也因與現代科技術接觸而解體。由於技術文明之突然引進，以一種平衡的人際關係制度為基礎、經過千百年逐漸形成、而且往往有根深蒂固文化的社會，於是驟然發生崩潰。古老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古老的價值觀念也被否定，而且沒有新的價值及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取代之。狄倫（Germaine Tillon）在法文裏發明了一個非常傳神的字眼——「遊民化」（clochardisation），來形容這些社會所遭遇到的局面。它們真的都變成了一羣羣無家可歸的遊民與乞丐，一方面受到舊式社會的排斥，因為它們已不再能接受舊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也不容於新式的社會，因為它們在生活程度及文化上與新式社會仍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1。

人類的政治行為，並非可以簡單用馬克斯主義的化分成各種階級，而是彼此不斷交衝、互補的結果。流行文化也是某些族羣的遊戲，人性由虛榮產生的變化，充滿無常性質。

西方的理想主義往往只是掩護特殊物質利益的一道烟幕。但制度、文化、意識型態及價值系統也不只是社會經濟環境的副產物。相反的，它們不僅決定政治衝突的形式及範圍，而且更影響這種衝突之形成、惡化或緩和。在所有政治衝突之中皆存在著文化的因素，而且迄今我們所談過的所有因素，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文化因素。凡是有關個人能力、生存競爭、種族、人口壓力、地理環境或階級的看法或信仰，與這些物質因素之本身皆屬同樣重要，而這些物質因素本來又無法與文化孤立開來。除了極少數的沙漠成原始森林以外，地理環境都已經過人的改造；種族之別也是一歷史而非生物學的現象；宗教及信仰更影響人口之成長；心理學的對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某一社會在某時某地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往情形；個性（personality）之形成也取決於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地位(status)與角色(role)都是說明個人與其文化環境的某種關係；階級意識及對階級鬪爭之立場皆可加劇也可緩和實際的階級鬪爭；科技進步與文化更有密切的關連；階級與文化兩者也不可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83-84。

兩黨政治、多黨政治，依民主規則，亦含有虛偽欺民的作用，然於今日資訊發達的現況，會有誇大而難行的主張。

在兩黨制之下，兩個政黨常甚相像，其相似之原因也很容易找出。以今日的英國為例但撇開已不重要的自由黨不談：試問由誰決定保守黨或工黨贏得大選？顯然不是兩黨的忠貞信徒，因為這些人不論本黨的表現如何都會加以支持，而是大約一兩百萬張的遊離票，也就是那些政治立場介於兩黨之間，有時支持保守黨、有時支持工黨的選民。為了爭取這些人選票，保守黨必須洗刷自己的保守性格，工黨也須緩和自己社會主義的立場。兩黨皆必須擺出溫和引人的姿態，必須提出偏向中間立場的政策。因此在實質上兩黨便非常相似了。在此情況下，兩黨之衝突化為最小程度，所謂「兩大陣營」之說，便與事實不符了。

多黨制的效果正好相反。每一個政黨只有設法削弱立場最近似自己的敵對政黨勢力，才可能增加其在議會裏的席次。因此各黨便不惜儘量小題大作，避而不談與敵對政黨的主要相似處，而只強調彼此在細節上的不同。結果立場相近的政黨，彼此間的鴻溝反而加深了。主要的爭執雖未惡化，但也不如兩黨制有趨向緩和之現象，而是被掩蓋在小問題之後，因而多少造成政治活動的虛偽性質。在多黨制之下，政黨之間常須聯合行動但這種聯合只有增加局面之混亂，因為立場中間的政黨有時加入右政黨，有時加入左派政黨，態度並不穩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7。

台灣人的意識分析，不在於生命或生活的價值，而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各種尖銳化的衝突，有極大裂痕，統派或反台派，想依靠中國的赤化來坐享台灣利益，必然成為奴隸會死得很慘。

意識型態的另一功用是鼓吹一套價值系統。所有的社會都需以某種善惡是非之標準為基礎，而這些標準之界定便構成價值系統。這些界說本身是種信仰，因為善惡是非的觀念與經驗無關，而是基於信念及自的遵守，因此在本質上便是種意識型態。其實，所有的意識型態或多或少皆是種價值系統，即使那些自認為具有客觀性者亦然。並非所有的現象及所有的社會活動價值判斷之對象，但至少有許多都是。在某些類事務中，判斷的範圍及程度又較其他事務為廣為深，尤其是涉及宗教、家庭、兩性關係、以及政治之事務。從什麼是有益或有害、順眼或不順眼，到什麼是公平與不公平、好與壞的過程中，政治衝突的程度也逐漸加深而愈加難以協調。因此，意識型態常使各種衝突趨於尖銳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92-93。

台灣有多元化的婚姻存在，生活方式亦有高度的融合，是他國少有的現象，顯然台灣人對外來的文化較沒有排他，故和保守的所謂中華文化有所差異，是好的現象。

 但以文化來界定民族，範圍最廣也最正確。這樣定義並未排除其他因素，反而包容而且充實了其他因素。各種社會現象在某一社會出現的成分及形式，基本上便構成了一個文化之特色，而這種成分及形式之差異，則決定於歷史經驗。這個界說同樣適合「民族」，也兼容了以上所舉各種不同的因素。因此，民族本質上是歷史的產物，正如心理分析學家所說。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5。

自由和不自由，和經濟並沒有很大的關係。唯自由度大的國家可以得到較為公平的民間企業發展空間，特權制的經濟方式，容易形成暴起暴落的風險，成為國家崩裂的主因。

形成強烈的對照，但若仔細加以觀察，則經濟發展的程度與「自由化」的大小，其間並無絶對的平行關係。這尤其可從波蘭與南斯拉夫的情形看出。這兩國在「自由化」之程度方面皆超過蘇俄，但在經濟及工業方面卻較蘇俄落後。此一反常現象似須以民族因素解釋之。原來波蘭與南斯拉夫皆有為自由而奮鬥之悠久傳統，無疑使兩個民族培養了對自由的需求感，而且兩國的政界人士泰半曾在西歐大學接受教育——尤其是在法國，因此多少受到自由思潮之薰陶。歐洲各國政黨制度在19、20兩世紀中的不同發展，是民族文化影響政治鬪爭的另一例子。下文我們會看到，每個國家正如一塊同樣的布料，結果因為特別的因素而繡上了不同的花紋。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7。

資本主義好？獨裁主義好？共產主義才好？依各國建國的歷史因素決定。然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人與人得到保障，而人民公民教育成熟度就成為國家安定的力量。

 馬克斯主義者強調政治體制與生產制度之模式不可分，認為國家共有四種類型：古代的奴隸國家（slave state）、封建國家（feudal state）、資產主義國家（bourgeois state）、以及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每一類國家正好符合一種生產方式及財產所有制度。但在各類國家之下，又可分成若干「形式」，也就是若干政治體制。例如奴隸國家可再分成東方獨裁制（Oriental despotism）、暴君制、共和國、帝國四種；封建國家可分作領地制（seigniory）及中央集權王國制（centralized monarchy）；資產主義國家可分成西方民制及法西斯制；社會主義國家亦可分成蘇俄式及其他的所謂「人民民主國」式（people’s democracy以東歐各國為主—譯按）。因此，在同一種生產制度及財產所有模式之下，可以有不同的政治體制。這些不同的政體，也反映出同一種生產制度內部的差異。

試以中古的生產制度為例。因為是以原始的農業技術為基礎，所以造成地主與農奴之間的對立。大體而言，它也有先後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它出現於一種封鎖式的經濟，每一塊領地生產其居民生存所需的幾乎一切必需品，只有十分原始的商業或交易行為。與這種封建制度搭配的是一種權力極端分散的政體，政治權力由各封建領主所分享，彼此之間僅有鬆懈的層次地位之別。其後，由於交通及商業的進步，封閉式經濟為交易經濟所取代，各封建領主在地方的獨立地位逐漸沒落，於是才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王國。

同樣的，資產主義國家也因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內部之差異，而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流行之時，大地主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時資產主義國家往往是以法國路易菲力浦時代的議會王國形式出現。反之，當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受到工人運動的衝擊而動搖、使得社會主義的潮流有居上風之勢時，資產主義國家便常出現法西斯式的暴力及流血。因此，議會王國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擴張的初期，法西斯國家符合其衰微的階段，而以政治自由、多黨制度、及選舉競爭為基石的西方民主國家，則出現於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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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9

2016-08-29 ( 咱ㄟ故鄉 咱ㄟ家 )

2016年預測：人民幣全年貶值4％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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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執政嚴重傾中，看似正確的資訊充斥，台灣人押寶人民幣升值蔚為潮流。兩年來三波人民幣大貶後，3700家中小企業虧損高達兩千億元(相當去年全體本國銀行獲利的三分之二)，深陷財務危機，有的企業主選擇落跑，債留台灣。企業因投資TRF而財產遭銀行假扣押、強制拍賣的法院裁判書，近一年內暴增逾十倍。會造成本土金融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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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1）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0
政治之解析—我讀我見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對「政治之解析」此書的評論

出版社：長橋出版社
著者：莫里斯.杜瓦傑
譯者：張保民
初版：1979.7.10

華人政治，是一種愚民管理方式，官民之間有很大的地位差別。孫中山的把政治當成〝管理眾人之事〞，就忽略〝人權〞的意義。

我們中國人總是喜歡把「政治」看作是：（一）少數人的事，與廣大的羣眾無關；（二）政府的事，百姓們不應過問；（三）危險的事，因為它往往涉及忠貞問題。這種觀點充份地反映出兩千多年專制思想之包袱。五十年前，孫中山先生把政治定義為「管理眾人之事」，也是給人偏重「管理」之印象，而未強調「眾人」之積極作用，仍舊未能超脫傳統「治國平天下」一觀念的框框。政治既然等於統治或至少偏重統治，則「政府」、「統治者」與「國家」三者便難免混為一談，而「忠君」、「忠黨」或「忠於政府」也自然易與「愛國」同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或元首的權威，便永遠是高高在上；百姓永遠是處於被動、被支配的地位；而人民之福祉、國家之太平，也因此往往繫於統治者一人之操守之上。民主於是必然流為空言。

西方人對同樣的「政治」一詞，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他們一開始便把「政治」（Politics）與「政府」（government)區分開來，前者指決定政策之過程，後者執行政策之機構或活動。換言之，兩者代表兩個不同的階段。政府只是負責推動人民所參與制訂之決策，而無權越俎代庖，任所欲為。而且，政府既然只是人民之代理人，自然可以隨時撤換、任意批評，與國家之存亡，完全是兩回事。而且為了順應民意而改換政府，往往是對國家有利而無弊。在這種基本前提之下，人民參政便是十分自然、應該之現象，而且毫無忌諱可言。百姓之幸福、國家之安危，也因此是操在人民自己的手中。所以，對西方人而言，「政治」與「民主」兩者之間，本來便有其極為密切之關係。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譯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2。

公民素質決定國家的前途，教育內容的國際化，可以使人民有客觀的判斷能力。當前國際糾紛來自資源不足、糧食不夠，有來自人類貪求無度對環保無知，尚無法簡約共享地球資源，必然自取滅亡。

在所有的價值系統及所有的個人判斷之背後，通常可以找到兩種基本的態度。自從人類開始探討政治之本質以來，便一徘徊在這兩種根本相反的觀點之間。一個是認為政治是種衝突，是種鬪爭，因為權力使得擁有它的人能夠維持對社會之控制並因此蒙受其利。另一個看法則把政治視為締造和平秩序及公理的努力，而權力便是用來保障大眾公益不受私利之侵犯。就前者而言，政治是維護少數人對大多數人之特權。就後者而言，政治是將社會全體人民凝成一體，實現一個亞利斯多德（Aristotle）所幻想的理想國之手段。

此二說法何者被人接受，則多少取決於特定的社會環境。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緒論-守護神的兩張面孔”，《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0-11。

永遠會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害怕失和的心理會大於和平共存，人民意識的凝聚力量，和公民運動常會是折衝的關鍵。

而對權力的反抗總是來自其他團體、其他家族，或其他階級，其目的是在取代前者的地位。但是在統治階級之內，還有一群少數人真正控制政府機構，因此在這羣少數人與其他大多數人之間也有一種衝突，而這種衝突又有異於整個統治階級與所有其他百姓之間的衝突。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發施號令者與必須服從號令者、撐握權力者與無權百姓之間的分野，在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可見到。

各種意識型態之差別，不僅涉及它們認為衝突與整合兩者孰重孰輕一問題，而且也涉及它們對衝突本身及其成因如何看法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政治上之歧見皆因社會經濟結構而產生。生產方式——不論是遠古或中古的農業或是近代的工業，皆取決於技術發展的程度。而生產方式又導致各種社會階級之出現，由於有些階級是統治者，有些是被統治者，於是便產生衝突。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6。

生存法則並非全是苟安為主體，過度的腐敗或許可以看起來平靜，但是羣體的團結力量，就可以很快改革現況，有衝突才有革新的機會，公民教育的提高則是關鍵點。
整個生物體幾乎是自動地相互配合、規律地運作。如果蜂后死亡或失踪，雌蜂工便會特別小心飼養某些幼蟲，將牠們變為新的蜂后。牠們之所以這樣作法，並不是因為牠們已發現蜂后的死亡或失踪，而是因為由蜂后所分泌出來的一種「體外荷爾蒙」不見了。因此即使是在一蜂窩中，把活的蜂后隔離在其他蜜蜂仍然可見的一透明膠袋之中，蜂工仍會開始對幼蟲特別飼養，好像蜂后已不存在一樣。反之，如果將蜂后自蜂窩中取出，但以一片浸有「體外荷爾蒙」的布片置入其中，蜂工便不會對幼蟲採取特別行動，好像蜂后仍然健在一樣繼續其正常活動。這與人類或其他脊椎動物體內荷爾蒙，會自動調細胞及器官作用的情形，並無不同。

但這種將昆蟲社會視作一種集合有機體（composite organism）的看法，也不應過份加以誇大。因為首先，牠們那種自動調節的系統，遠不如人類或其他脊椎動物體內之嚴密。有時雖然蜂后仍然健在如常，也正常地分泌體外荷爾蒙，但蜂工卻也會進行培養新的蜂后，因而造成社會衝突。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21。

動物或是植物分工，是為了生存共營，沒有大小，只有分工，故能夠長久存在，是生物界的民主生活。

在某些動物社會中，領袖不只是代表最高階層，擁有其他成員所沒有的好處，而且也指揮整個團體為集體利益而行動。這種領袖可能是個牧者，會帶領全體外出覓食、返回宿地並以身作則領導大家。牠也許是個將才，長於攻守之術。有時領袖只在交配季節出現，通常是由雄性之中產出。在有些家庭式動物社會中，雄雌兩方對子女皆有管束權力，但彼此之間則無絶對服從關係，只有一種分工關係。有些情形，政府的組織則更複雜，甚至包括守衛、散兵、戍邊衛隊等等。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22-23。

種族主義是自古以來的惡質性格，教育的發達與否，才是決定種族的知識優劣，而偏見或歧視才是種族主義罪惡之源。

所有的種族主義學說都有一共同看法，即某些種族在能力方面劣於其他種族，尤其不能組織及維護一現代化的社會。如果聽其自生自滅，這些種族只能進步到很低的一個社會水準。但有些這類種族又較另一些種族稍有進步，因此愚劣又有程度之別。例如說黑人很難超脫原始的部落結構，黃種人雖然會發展出複雜的國家組織，但卻無法走向民主，他們最多只能進步到17、8世紀歐洲國家之型態。猶太人雖然聰慧異常，並天生有從事商業、銀行業、藝術及進行惡意批評之本領，但卻無能統治他人或有效地組成為一政治力量。事實上，根據種族主義學說，只有猶太人以外的白種人，才有能力建立現代化國家並令其有效作用。但其他種族本身並不認為自己愚劣，結果在他們與非猶太人的白種人之間，便存在著一種根本的對立，這也構成政治衝突的一個基本動力。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25。

人類有相同的DNA，只因為地理環境、生活條件、教育差異，才有種族的落差。

至於真正的種族（不論是黑、黃、白），科學證明他們之間只有生物學上的差別，諸如皮膚、眼睛、頭髮之顏色，體型大小，頭骨形狀，血型之種等等。從未有人證明這些遺傳上之差異，造成智力、或社會、政治方面能力之不同。在美國，有些社會學家聲稱他們以智力或性向測驗方式，證明白種人較黑人優秀。但已經有人指出，這些測驗的內容都是以白人文明為基礎，因此在另一種文明之下生長的人回答的能力較差，便不足為奇了。於是在1931年，美國科學家又以嬰兒為對象，按照年齡大小、逐一的測驗，結果又發現白種嬰兒較為聰明。但他們同時也指出，接受測驗的黑種嬰兒之營養及健康皆較差，而在出生後開始數月，營養及健康狀況對嬰兒之發育有甚大影響。二次大戰期間，又有人以養育方式完全相同之黑、白種嬰兒為對象，再次進行多次試驗，結果發現兩種嬰兒並無不同，因此也證實了以上說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30。

凡所有政治衝突，皆起於想控制他人的野心，而弱勢易於接受被統治，乃苟安於能夠受到保護，能有基本上的生活需求。

對馬克斯主義者而言，政治衝突基本上是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鬪爭——即階級戰爭；心理因素僅屬次要。西方思想家則把政治衝突主要視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權力競爭，或無權者抗拒當權者的鬪爭。在他們的眼中，心理因素便成為主要因素。最早試圖說明這些因素的理論，多少都受到中世紀神學所標榜道德觀念之影響，將控制他人的慾望看作人類之一種本性，正如性慾或求知慾一樣，因此也反對肉體、精神及權力三方面的慾求。其中第三項——權力慾望——便是政治衝突之基本因素。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33。

自信心決定人性的勝負，其結果不在於成不成事，而是一種肯定。自滿的人，往往是弱勢者，他們有集權矮化現象，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皆是虛性反應。

構成政治衝突的明顯成分，諸如攻擊性、暴力、控制慾等等，也都可能是種追求心理補償之結果。心理分析學特別強調感覺及態度之模稜兩可及矛貭性。例如喜好性愛的傾向，若非被視為性慾旺盛的結果，便是被看作性無能之產物——即當事人正因為身體本身有缺陷，才要設法特別表現出自己的能力。同樣的，控制慾是種集權主義心態，它可能表示一個健壯而有野心的人真正希望擁有權力，但也可能象徵一種心理的病態及軟弱，即代表一種內心的困惑、一種無法控制自我並獲得他人尊重、因而必須以正好相反的態度來隱藏這種無能之現象。在這方面，美國的阿德諾（T.Adorno）在1950年曾從事一項所謂「集權主義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著名調查，內容亦大同小異。該調查證明：保守的政治態度，與某一種心理狀況有連帶關係，而所謂「集權主義性格」即表現於對客觀環境之百般遷就、對傳統價值模式之盲目接受、對權威之無條件服從，以及對所有的社會與道德價值採取一分為二的簡單看法(如非善即惡、非黑即白、非德即罪等)。具有這種性格的人，認為世間一切事物皆有其規律及道理，有權者獲得權位是因為他們屬於最優秀者，無權者被人主宰是因為他們處處差人一等。換言之，個人的價值，完全是以外在的標準、社會之地位而決定。

具有這一政治行為模式特色的人，主要是那些缺乏自信、從未真正樹立及穩定自己個性的人——也即是那些對「自我」（ego）產生懷疑、無法自立的人。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37。

修行的成就在於對人心的洞悉和覺悟，不論其人偉不偉大、行為如何超乎常人，皆得逃脫人類成長進程的矛盾現象。

從追求歡樂到迎合現實，是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經驗。在此一轉變過程當中，父母扮演了一重要角色，因為他們是首先訂下規矩及禁忌、要小孩習慣遵守的人。就某一層意義而言，父母代表手持利劍的天使，起先引導人進入一個人間樂土並指出所有可享之樂，而後又把人趕出這一樂園並禁止他們重拾歡樂之生活。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先後既有不同，於是在子女心目中便產生一種對父母的矛盾心態。起初，子女從父母——尤其是母親——所獲得的完全是鍾愛與歡樂；逐漸地，父母變成他們追求歡樂及享受之障礙。然而他們仍舊需要父母，而且在羽毛豐滿之前必須依賴父母。這就造成了一種基本的又愛又憎、又感激又怨恨之矛盾心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39。

宗教信仰的行為，受教會的教導有很大的不同，強硬和溫和心態受到信仰的影響很大，其威脅力量比軍事力量強大，因為它無時無刻存在生活週邊。
如果進一步研究強硬及溫和兩種心態所問的問題，我們更會得到一種印象，即這一區別是基於道德上而非政治上的標準：強硬心理似乎多少是指通常所謂的意志倔強或思想自由、不受傳統道德束縛之意，而溫和心態則似乎是指具有基督教新教傳統的道德與宗教意識及高度的個人主義，即基於個人之意志而非外力之約束，履行本身之義務。擁有這種心態的人信仰上帝，態度虔誠，具有嚴格的性道德觀念，相信人生而平等，主張和平及非暴力手段，提倡基督教的慈善行為，以及認為每個人有不受國家拘束之自由，只受宗教與道德之規範等等。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44。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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