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471。這是從太空拍攝的東亞、東北亞夜晚空照圖。最亮麗的部位都是島國－台灣、日本、南韓。大陸史觀還要蔑視島國嗎？。）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27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呼應中國併吞台灣鋪路的所謂中華民國總統──阿九。
進一步就開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種「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現象，到了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開始明顯發酵，使得原本就充滿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馬英九，更加與中國北京當局配合。例如2009年「八八水災」時，馬英九考慮北京的態度而拒絕美軍入台救災；中共幹部陳雲林來台時，台灣民眾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竟遭取締；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的獨立運動領袖熱比亞，圖博（所謂「西藏」）的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得主達賴喇嘛，都遭馬政府拒絕，不得來訪台灣。
最明目張膽的，是2012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中國大辣辣地介入台灣選舉，例如鼓勵台商回台投票，機票可享受跳樓價（誰埋單？還用問嗎？有航空公司會樂於血本無歸嗎？）；台商可以在中國各地成立馬英九後援會，蔡英文則無此福分（哪個台商敢向天借膽？）；再如中共上海市委戰部公開輔選，皆是中共介入台灣選舉的例證。而一些在中國謀取利益的大企業商，王雪紅、張榮發、郭台銘等人，在此次選舉中，都明目張膽地出面喊話，必須支持馬英九的所謂「九二共識」，才能讓兩岸關係穩定，才有「和平」可言。過去，這些台商在選舉時都尚能沉穩內斂，但2012年的選舉，卻紛紛急著表態，論者多認為其背後是中共的推力使然。台商們出來為所謂的「九二共識」呼喊，就是出來為「一個中國」呼喊，這正是「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具體表現。
再者，有中國龐大商業利益的台商，購買了台灣的媒體，藉以操控台灣輿論，縮限言論自由；例如完全與北京中國當局站在同一立場，對外宣稱「64天安門沒有人傷亡」的旺旺集團企業主蔡衍明，已經擁有中國時報、中視、中天電視，在2012年9月還併購中嘉網路，進一步還要併購壹電視，台灣的輿論力量已逐漸受制於北京當局。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24-425。
中共的邪惡，在於其人民運用和平的死諫，亦無動於衷。
曾經參與謀刺希特勒失敗、引爆手榴彈自殺的德國將領Tresxkow說過：「一個人願為信念犧牲生命，其人才有價值。」馬丁路德．金恩也說過：「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
先烈們懷抱著高超的理想與無私的精神，用自身做火種，以炫爛奪目的火燄，向統治集團做嚴厲抗議，向台灣同胞做莊嚴的告白，確實令人感佩！1989年鄭南榕點燃自焚死諫的烈火，兩個月後的六月四日，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這兩個事件對台灣民眾起了作用，點燃了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曙光。
這種自焚抗議的行動，屬於非暴力（non-violence）的抵抗，是一種「不抵抗的抵抗」。提倡「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的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 Thoreau），及其後的實踐者，如印度獨立領袖甘地，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等人，都是提倡「非暴力」的「不抵抗的抵抗」哲學。所謂Civil disobedience的運動，是一種對於心目中不合理的政策或法律，所採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路線，以示抗議。梭羅曾因反對奴隸制度而拒繳人頭稅，甘願坐牢以喚醒大眾。他說：「假使在麻州裡能有一人停止持有奴隸，準備實際退出合股，並打算去坐牢，則美國奴隸制度將可廢除。」他甚至認為「在一個胡亂抓人入獄的政府之下，一個正直的人最該去的地方就是監獄。」甘願受罰式「不服從論者」的途徑，他們認為「非暴力之所以優於暴力，乃是因為它在掌權者身上加上了道德的擔子」。印度甘地的絕食行動、從容坐牢、非暴力抵抗，最後換來了印度的獨立；金恩長期的非暴力抵制運動，不僅換來了「民權法案」的通過，黑權的提升，如今美國更出現黑人總統。
這種不合作運動以「甘願受罰」來進行不抵抗的抵抗，自焚則是更激烈的方法。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38。
試再以一樁自焚事件觀察：2008年11月中，一群大學生為了抗議警察因為中共陳雲林的維安所造成的侵犯人權情事，進行「野草莓學運」靜坐示威，持續一週之際，一名中國國民黨黨工，80歲老伯伯劉柏煙，因不滿陳雲林來台期間，民眾拿國旗竟被警察毆打等政治現象，於「野草莓學運」的學生靜坐現場引火自焚！自焚事發之後，沒有一位馬政府官員對此事表示歉咎，倒是中國國民黨藉立委李慶華在電視上竟然不去談論老伯死諫的訴求內容，卻辯稱這位老伯沒有辦妥國民黨黨籍重新登記手續，所以已經不是國民黨員了。言下之意，不是國民黨員，燒死活該？所以這套想要「在掌權者身上加上道德擔子」地「不抵抗的抵抗」的哲學，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面，顯然作用有限。
若再觀察圖博（所謂「西藏」）及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在中國殖民統治下，此起彼落、前仆後繼地發生許多自焚抗議事件，但絲毫都無法撼動中國北京當局的高壓統治，也撩不起統治當局一點悲憫之情，反遭中國統治當局藉機羞辱與謾罵，就如同鄭南榕當年自焚之後，國民黨內部及其掌控的媒體一片污名化反諷，如初一轍。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39。
老蔣用一個人的喜好，就伐斷台灣的國際生路。
1971年蔣政權終於被逐出聯合國，此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私下向馬康衛表示，台灣政府退出聯合國後應成立「中華台灣共和國」，並透過全島公投和普選，決定台灣前途。楊西崑曾向蔣介石建言，要蔣宣告台灣的政府和在大陸的政府是完全分離的，同時將台灣的政府重新命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蔣在做此宣告的同時，也應以憲法緊急處分權解散國會，設立新的單一臨時民意代表機構，其成員由三分之二台灣人和三分之一的大陸人組成。楊西崑還主張蔣介石依緊急條款，應舉行「全島的公民投票，已決定台灣未來地位，及設置一個制憲機構」。（詳見王景弘，《慣看秋月春風》，頁188）
無獨有偶，差不多在此時，被蔣介石下獄十年剛出獄的雷震，也上書〈救亡國圖存獻議〉給蔣，一開頭就建議「從速宣佈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48。
後言：
台灣人要依靠國民黨黑金體制，得到真正的獨立自主不太可能。急統阿九，逼使台灣人依附中國路線，不久的未來，不但中國人大量殖民台灣成為主要人口，中國挾國營資本，在台灣包山包海，掌握台灣食衣住行育樂，台灣人會於不知不覺中再度成為中國奴隸。只有台灣2,300萬人的自覺，方能保台護台。
進一步就開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種「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現象，到了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開始明顯發酵，使得原本就充滿著中國民族主義的馬英九，更加與中國北京當局配合。例如2009年「八八水災」時，馬英九考慮北京的態度而拒絕美軍入台救災；中共幹部陳雲林來台時，台灣民眾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竟遭取締；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的獨立運動領袖熱比亞，圖博（所謂「西藏」）的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得主達賴喇嘛，都遭馬政府拒絕，不得來訪台灣。
最明目張膽的，是2012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中國大辣辣地介入台灣選舉，例如鼓勵台商回台投票，機票可享受跳樓價（誰埋單？還用問嗎？有航空公司會樂於血本無歸嗎？）；台商可以在中國各地成立馬英九後援會，蔡英文則無此福分（哪個台商敢向天借膽？）；再如中共上海市委戰部公開輔選，皆是中共介入台灣選舉的例證。而一些在中國謀取利益的大企業商，王雪紅、張榮發、郭台銘等人，在此次選舉中，都明目張膽地出面喊話，必須支持馬英九的所謂「九二共識」，才能讓兩岸關係穩定，才有「和平」可言。過去，這些台商在選舉時都尚能沉穩內斂，但2012年的選舉，卻紛紛急著表態，論者多認為其背後是中共的推力使然。台商們出來為所謂的「九二共識」呼喊，就是出來為「一個中國」呼喊，這正是「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具體表現。
再者，有中國龐大商業利益的台商，購買了台灣的媒體，藉以操控台灣輿論，縮限言論自由；例如完全與北京中國當局站在同一立場，對外宣稱「64天安門沒有人傷亡」的旺旺集團企業主蔡衍明，已經擁有中國時報、中視、中天電視，在2012年9月還併購中嘉網路，進一步還要併購壹電視，台灣的輿論力量已逐漸受制於北京當局。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24-425。
中共的邪惡，在於其人民運用和平的死諫，亦無動於衷。
曾經參與謀刺希特勒失敗、引爆手榴彈自殺的德國將領Tresxkow說過：「一個人願為信念犧牲生命，其人才有價值。」馬丁路德．金恩也說過：「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
先烈們懷抱著高超的理想與無私的精神，用自身做火種，以炫爛奪目的火燄，向統治集團做嚴厲抗議，向台灣同胞做莊嚴的告白，確實令人感佩！1989年鄭南榕點燃自焚死諫的烈火，兩個月後的六月四日，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這兩個事件對台灣民眾起了作用，點燃了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曙光。
這種自焚抗議的行動，屬於非暴力（non-violence）的抵抗，是一種「不抵抗的抵抗」。提倡「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的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 Thoreau），及其後的實踐者，如印度獨立領袖甘地，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等人，都是提倡「非暴力」的「不抵抗的抵抗」哲學。所謂Civil disobedience的運動，是一種對於心目中不合理的政策或法律，所採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路線，以示抗議。梭羅曾因反對奴隸制度而拒繳人頭稅，甘願坐牢以喚醒大眾。他說：「假使在麻州裡能有一人停止持有奴隸，準備實際退出合股，並打算去坐牢，則美國奴隸制度將可廢除。」他甚至認為「在一個胡亂抓人入獄的政府之下，一個正直的人最該去的地方就是監獄。」甘願受罰式「不服從論者」的途徑，他們認為「非暴力之所以優於暴力，乃是因為它在掌權者身上加上了道德的擔子」。印度甘地的絕食行動、從容坐牢、非暴力抵抗，最後換來了印度的獨立；金恩長期的非暴力抵制運動，不僅換來了「民權法案」的通過，黑權的提升，如今美國更出現黑人總統。
這種不合作運動以「甘願受罰」來進行不抵抗的抵抗，自焚則是更激烈的方法。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38。
試再以一樁自焚事件觀察：2008年11月中，一群大學生為了抗議警察因為中共陳雲林的維安所造成的侵犯人權情事，進行「野草莓學運」靜坐示威，持續一週之際，一名中國國民黨黨工，80歲老伯伯劉柏煙，因不滿陳雲林來台期間，民眾拿國旗竟被警察毆打等政治現象，於「野草莓學運」的學生靜坐現場引火自焚！自焚事發之後，沒有一位馬政府官員對此事表示歉咎，倒是中國國民黨藉立委李慶華在電視上竟然不去談論老伯死諫的訴求內容，卻辯稱這位老伯沒有辦妥國民黨黨籍重新登記手續，所以已經不是國民黨員了。言下之意，不是國民黨員，燒死活該？所以這套想要「在掌權者身上加上道德擔子」地「不抵抗的抵抗」的哲學，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面，顯然作用有限。
若再觀察圖博（所謂「西藏」）及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在中國殖民統治下，此起彼落、前仆後繼地發生許多自焚抗議事件，但絲毫都無法撼動中國北京當局的高壓統治，也撩不起統治當局一點悲憫之情，反遭中國統治當局藉機羞辱與謾罵，就如同鄭南榕當年自焚之後，國民黨內部及其掌控的媒體一片污名化反諷，如初一轍。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39。
老蔣用一個人的喜好，就伐斷台灣的國際生路。
1971年蔣政權終於被逐出聯合國，此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私下向馬康衛表示，台灣政府退出聯合國後應成立「中華台灣共和國」，並透過全島公投和普選，決定台灣前途。楊西崑曾向蔣介石建言，要蔣宣告台灣的政府和在大陸的政府是完全分離的，同時將台灣的政府重新命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蔣在做此宣告的同時，也應以憲法緊急處分權解散國會，設立新的單一臨時民意代表機構，其成員由三分之二台灣人和三分之一的大陸人組成。楊西崑還主張蔣介石依緊急條款，應舉行「全島的公民投票，已決定台灣未來地位，及設置一個制憲機構」。（詳見王景弘，《慣看秋月春風》，頁188）
無獨有偶，差不多在此時，被蔣介石下獄十年剛出獄的雷震，也上書〈救亡國圖存獻議〉給蔣，一開頭就建議「從速宣佈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448。
後言：
台灣人要依靠國民黨黑金體制，得到真正的獨立自主不太可能。急統阿九，逼使台灣人依附中國路線，不久的未來，不但中國人大量殖民台灣成為主要人口，中國挾國營資本，在台灣包山包海，掌握台灣食衣住行育樂，台灣人會於不知不覺中再度成為中國奴隸。只有台灣2,300萬人的自覺，方能保台護台。
（全文完，撰於2013/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