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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0-15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到現在2010年，還是不放心台灣人民高喊民主、自由、人權，因為不利於中國黨的領導統御，過去用武力來壓迫學者，現在用合乎程序「不公不義」的檢調司法為工具，只抓台派不抓中國黨的大咖。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待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45-146。
我說過，中國黨並沒有國家觀念，只有統治台灣，奴隸台灣人的作為，故過去之反攻大陸、反共抗俄到現在的「反獨促統」「聯共制台」「終極統一」，正說明一件事，ROC是中國黨拿來騙台灣人的工具。
PRC過去是中國黨的死對頭，如今還是敵人，PRC到台灣，ROC的「國」旗不見了，中國黨立刻表現一付「龜奴才」的樣子，貼向Beijing的Ass。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為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1。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當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3。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卻是為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O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卻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為餬口掙扎而無餘力。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5。
阿扁受到政治迫害國際皆知悉，只敢講司法人權迫害的人，是太看不清楚中國黨的政治陰謀，我認為DPP或其他不挺扁的台派領袖，正陷入中國黨的醬缸之中。
我無休無止地被審問七十二小時以上。同樣的問題再三重覆地提出來。當場並無做什麼紀錄。但是我立刻察覺到我們頭上甘蔗天花板裝有錄音機，將一問一答錄音下來，或者傳送到另一房間，由別人監聽。大約每二小時，便有另一批審問人進來替換，那個矮小沈默的則大多時間都在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每隔幾小時便有一個自稱醫生的中年人進來，帶著醫具，測量我血壓，聽診我的心臟。他在檢查我的時間中，審問就停，等到他點頭示意而離開後，審問便再繼續。吃飯時間，休息約一小時。我吃的很少，想辦法利用這段時間睡覺，但五人審問小組總是又回來繼續審問。
在這無休止的審問過程中，漸漸有一個模式顯現出來。審問者似乎斷定我們準備宣言，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後面有強力的後台在支持著，「誰在背後支持你們？」，「有多少人？」，「什麼外國組織？」，「這只是你們的初步行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你們有外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後面不是麼？」，「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所有國家都有特別單位，推翻他們所不喜歡的政府，如李承晚、吳廷琰等，現在輪到蔣介石？」
現在我了解經過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審問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求諸肉體的酷刑了。犯人已經身心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輕微的苦刑，他就會讓步，會承認任何事，簽名於任何文件。他會大叫：「讓我休息，讓我睡覺。我會說任何你們要我說的話，會簽名或懺悔任何事。讓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67-169。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凡對我們的逮捕有幫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報酬。通報的旅館女服務生、盜印報警而拒絕印刷我們宣言的萬華印刷廠老板等，都獲得巨額賞金。替我們印刷宣言的赤峰街印刷廠老板，事後也立刻向警察局報告我們的行蹤。據說，他拿到賞金之後，變得很害怕「共匪」的報復，在床頭上裝了一部電話，以備於緊急時可以打電話到警察局求援。曾處理我們案件的治安人員卻獲得晉升。率領逮捕小組的警官晉升兩級，升任為分局局長，魏參謀也得到晉級和一枚獎章。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得到嘉獎。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1。
顯然，我失蹤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邀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知道我的下落。紐約時報通訊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證明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3。
中國黨要打擊一個人很容易，要包裝造神更是得心應手，阿扁執政8年，中國黨就很成功的把阿扁打成「貪腐」，而把馬騜塑造成一位「好逑」「煙斗」「性慾強盛」的溫、良、恭、儉、讓。
造謠是國民黨不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裡，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竭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4-175。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與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潰，而發狂了。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去管訓。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份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7-178。
我被帶到一排低矮木造營房中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木桌子，兩張行軍床擺在兩旁，也可權充椅子。壁上貼著印好的規則「肅靜」，另有一奇異的規定說，「不可同坐在一張床上」。
我進去不久，一個年輕的陌生人，剛洗澡回來。我們自己介紹。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名叫吳俊輝，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經二年，同時被捕的近二百名，是個 「大陰謀」案件，所牽連到的幾乎包括每所大專及一、二所軍事學校的學生。成百的人被訊問，有的已被槍斃了。吳曾聽過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與他共命運，非常震驚和興奮。在過去兩年中，他被用刑，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個單位，轉來轉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末受判決。他是被遺忘的政治犯之一。
吳俊輝是我所遇過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們談論一切，我們的家庭、社會、歷史、和台灣的將來。他在研究一種新的羅馬拼音，可將台灣話以現用的打字機和印刷機表現出來，這樣可以與傳統的中文書寫切斷關係。他對蔣家的憎惡極不尋常。他認為自己可能被槍斃。但是如果不被槍斃，活下去的快事，是要親眼看著國民黨和其政府的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8-179。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待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45-146。
我說過，中國黨並沒有國家觀念，只有統治台灣，奴隸台灣人的作為，故過去之反攻大陸、反共抗俄到現在的「反獨促統」「聯共制台」「終極統一」，正說明一件事，ROC是中國黨拿來騙台灣人的工具。
PRC過去是中國黨的死對頭，如今還是敵人，PRC到台灣，ROC的「國」旗不見了，中國黨立刻表現一付「龜奴才」的樣子，貼向Beijing的Ass。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為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1。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當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3。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卻是為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O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卻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為餬口掙扎而無餘力。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5。
阿扁受到政治迫害國際皆知悉，只敢講司法人權迫害的人，是太看不清楚中國黨的政治陰謀，我認為DPP或其他不挺扁的台派領袖，正陷入中國黨的醬缸之中。
我無休無止地被審問七十二小時以上。同樣的問題再三重覆地提出來。當場並無做什麼紀錄。但是我立刻察覺到我們頭上甘蔗天花板裝有錄音機，將一問一答錄音下來，或者傳送到另一房間，由別人監聽。大約每二小時，便有另一批審問人進來替換，那個矮小沈默的則大多時間都在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每隔幾小時便有一個自稱醫生的中年人進來，帶著醫具，測量我血壓，聽診我的心臟。他在檢查我的時間中，審問就停，等到他點頭示意而離開後，審問便再繼續。吃飯時間，休息約一小時。我吃的很少，想辦法利用這段時間睡覺，但五人審問小組總是又回來繼續審問。
在這無休止的審問過程中，漸漸有一個模式顯現出來。審問者似乎斷定我們準備宣言，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後面有強力的後台在支持著，「誰在背後支持你們？」，「有多少人？」，「什麼外國組織？」，「這只是你們的初步行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你們有外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後面不是麼？」，「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所有國家都有特別單位，推翻他們所不喜歡的政府，如李承晚、吳廷琰等，現在輪到蔣介石？」
現在我了解經過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審問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求諸肉體的酷刑了。犯人已經身心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輕微的苦刑，他就會讓步，會承認任何事，簽名於任何文件。他會大叫：「讓我休息，讓我睡覺。我會說任何你們要我說的話，會簽名或懺悔任何事。讓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67-169。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凡對我們的逮捕有幫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報酬。通報的旅館女服務生、盜印報警而拒絕印刷我們宣言的萬華印刷廠老板等，都獲得巨額賞金。替我們印刷宣言的赤峰街印刷廠老板，事後也立刻向警察局報告我們的行蹤。據說，他拿到賞金之後，變得很害怕「共匪」的報復，在床頭上裝了一部電話，以備於緊急時可以打電話到警察局求援。曾處理我們案件的治安人員卻獲得晉升。率領逮捕小組的警官晉升兩級，升任為分局局長，魏參謀也得到晉級和一枚獎章。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得到嘉獎。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1。
顯然，我失蹤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邀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知道我的下落。紐約時報通訊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證明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3。
中國黨要打擊一個人很容易，要包裝造神更是得心應手，阿扁執政8年，中國黨就很成功的把阿扁打成「貪腐」，而把馬騜塑造成一位「好逑」「煙斗」「性慾強盛」的溫、良、恭、儉、讓。
造謠是國民黨不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裡，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竭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4-175。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與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潰，而發狂了。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去管訓。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份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7-178。
我被帶到一排低矮木造營房中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木桌子，兩張行軍床擺在兩旁，也可權充椅子。壁上貼著印好的規則「肅靜」，另有一奇異的規定說，「不可同坐在一張床上」。
我進去不久，一個年輕的陌生人，剛洗澡回來。我們自己介紹。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名叫吳俊輝，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經二年，同時被捕的近二百名，是個 「大陰謀」案件，所牽連到的幾乎包括每所大專及一、二所軍事學校的學生。成百的人被訊問，有的已被槍斃了。吳曾聽過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與他共命運，非常震驚和興奮。在過去兩年中，他被用刑，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個單位，轉來轉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末受判決。他是被遺忘的政治犯之一。
吳俊輝是我所遇過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們談論一切，我們的家庭、社會、歷史、和台灣的將來。他在研究一種新的羅馬拼音，可將台灣話以現用的打字機和印刷機表現出來，這樣可以與傳統的中文書寫切斷關係。他對蔣家的憎惡極不尋常。他認為自己可能被槍斃。但是如果不被槍斃，活下去的快事，是要親眼看著國民黨和其政府的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8-17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