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發表於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2008年年會】
/ 杜正勝
一、 引言自從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結束整整50年的殖民統治，退出台灣，台灣被中國國民黨所據有。國民黨對台灣進行徹底的「去日本化」政策，清除日本統治的遺留，為防範台灣人興起，也嚴禁「台灣化」；而同時更積極地全面推動落實「中國化」政策。經過半個世紀，連中國人到台灣都不由得感嘆台灣比中國還 「中國」。
1949 年被中國共產黨驅趕到台灣的國民黨及蔣介石政權，對台灣進行近代世界罕見的長達 38 年的戒嚴，台灣的人權備受打擊，但包括雷震等外省族群，在台灣的先覺者也為爭民主、爭自由，前仆後繼，奮鬥不懈。於是從余登發、郭雨新等分散在不同地區的草根英雄，進而有各地串連的「黨外」，接著才有1987年民進黨的誕生，形成一股代表台灣人意向與本土權益的力量。
蔣介石去世後，進入八○年代，國民黨也有一股台灣在地性在各階層逐漸萌芽，到九○年代李登輝全面掌權，更把這個外來政黨導向在地化。
九○年代朝野政黨及各種社會力量儘管互有矛盾，但都導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即追求台灣主體性，要求本土化，於是在公元 2000 年，意外催生了一個完全的本土政權─民進黨政府。
不過，當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在逐漸本土化、在地化時，塑造國民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的教育卻是原封不動的延續蔣介石戒嚴統治的理念，全面中國化的政策不曾打過絲毫折扣。
台灣民主自由化的先覺者、奮鬥者及支持者，其生較早，不完全被國民黨教育長大，了解台灣歷史比較深刻，這是八○、九○年代在野政治力量擴張，以致2000年產生政黨輪替的社會基礎。進入21世紀，民進黨執政8年，由於缺乏經驗，加上朝小野大，國民黨的焦土政策以及統派媒體的渲染，於是造成2008年國民黨再度奪回政權，並且全面執政。今年政黨輪替的社會基礎與時代思潮與8年前已經不同，國民黨完全教育出來的幾個世代占居主角，台灣主體意識也受到相當大的扭曲。
過去幾十年台灣人在政治上的犧牲奮鬥，經過2008年的民主考驗，我們才知道存在於人心底層的文化心靈並不清明；我們才知道國家的走向與願景最根本的是在教育，而不是政治，更不是選舉；我們也才知道2000年政黨輪替時人民的狂歡是太小看50多年來中國化政策已紮根於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心中，影響無所不在了。
過去民進黨人士及其支持者太熱心於政治運動，而忽視形塑心靈思想的教育，國民黨則不然，它們知道教育園地的重要，故當他們發現有人想把全面「中國化」教育轉化成台灣主體的教育時，便傾盡全力，阻擋、攻擊、誣蔑，無所不用其極。
經2007到2008年，幾場選舉，民進黨徹底失敗了，民進黨的失利也是本土力量的一大挫折，大家應該知道形成國家的基礎在哪裡了吧？國政不能老是弄些花拳繡腿的動作、熱熱鬧鬧的活動就像煙火一樣，放過之後消失於無形。國家要做紮根的事業，百年樹人的教育才是國政的根本。
所以我願以過去4年教育部長任上的經驗，提出幾個觀點來向各位學術界、教育界的北美台灣人精英教授請教，同時大家齊聚一船，或許也能為我們的國家台灣的前途尋找一些路徑。
二、 主體性教育與意識形態
教育有技術性的層面，也有精神（或心靈）性的層面。一般教育學大多只涉及到前者，至於後者，提升到理論可以說是教育哲學或思想，落實到對策則與政治最關密切，也就是反映所謂的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在台灣輿論界無形中成為一種人人鄙視的東西，一旦被貼上這個標籤，便是偏見、不理性、甚至是罪惡的象徵。這是過去十來年形成的現象，而由媒體在操控。其所反映的矛盾論述是：凡以台灣為主體、重視台灣者即是意識形態，而以中國為核心的思維卻不是「意識形態」。因此，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後，加以「意識形態」之名幾乎和戒嚴時期具有共產思想同罪，只是無法役使司法作為打擊的工具，但發動社會輿論進行撻伐，則無日無之。稍稍瀏覽傳媒，凡被戴上 「意識形態」這頂大帽子者，其實質內容皆離不開台灣主體。
換句話說，當上個世紀最後10年，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抬頭時，原來鄙視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不敢攖其鋒，遂對台灣主體意識有所隱忍，而專門攻擊他們所給予特定意義的「意識形態」。這些中國民族主義者趁台灣民主之勢，利用台灣人民對戒嚴時期國民黨之灌輸意識形態的厭惡，「打著紅旗反紅旗」，搖身一變以民主自由的維護者自居，而要求政治力量 （執政的民進黨）退出思想的場域，強調教育所謂的中性，於是正在興起的台灣主體意識遂被架空，排除在思想場域之外，好讓自1945年以來的中國主體意識繼續當道。那麼，不去碰觸原來充斥於各領域的中國意識形態便被稱許為客觀，政治沒有介入，而如果要注入一點台灣主體的想法，便被污名化，說是政治干預。
我曾作個比喻，國民黨對台灣多次塗上厚厚的幾層黑漆，我在教育部長任內不過稍稍刮掉，欲使透露出一些本色而已，但這一刮掉的動作便被指責為以政治力介入教育，譴責我是一個不專業的意識形態的教育部長，口誅筆伐，非把我徹底醜化不可。相對的，那些根深柢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者，把長年戒嚴所建立的中國化意識形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他們不去更動，所以他們沒有意識形態，我企圖恢復一些台灣原貌，反而成為有意識形態的人。這就是公元2000年以來，台灣氾藍的邏輯。到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台灣的政權又淪入國民黨之手，統治者宣稱教育不能有意識形態，其意涵是民進黨執政8年的台灣主體化教育應該消除，再回到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國民黨面對台灣主體思潮所採行的手段，其辯證關係，說穿了，就是這麼簡單。
「意識形態」一旦被污名化，遂成為政客攻訐對手的利器，稍具獨立思想的人也避之唯恐不及，無法深究在近年台灣這個特定時空下的特定意涵─只有台灣主體意識才背負這個惡名，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免疫的。
客觀而論，任何一種普遍性的思想或思潮都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民族主義固然是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何嘗不是？新興的台灣主體思潮是一種意識形態，國民黨幾十年來灌輸於台灣人民的中國民族主義也不例外。一般民眾不可能是思想家，但無礙於他自有思想，這種思想在群眾中相當程度地普遍存在，便構成一種集體意識，於是形成所謂的思潮。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族群都存在的現象，我們首當關注的是，此一現象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外力塑造的？人類社會一旦進入權力統治的國家，凡涉及政治意識或立場的課題，一國人民的普遍思潮要完全沒有外力塑造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有所謂「天與人歸」，其實多是政治的宣傳，事實並不存在這種自然形成的意識形態，連儒家美化的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歷史考察已證明是政治口號了。我們要問的是，其塑造的意識所具理性的程度，以及其形成的手段是自然多於強制，還是強制多於自然？依此準則來考察，在台灣講台灣主體優先當然比講以中國作核心較為合理，何況九○年代以來台灣政治已具備民主的機制，加上民進黨政府的權力衰弱化，故所推動的台灣主體教育，其方式和手段都相當合理性和自然，而與國民黨威權統治之推動中國化教育有霄壤之別。
任何政黨一旦執政都不能迴避意識形態的問題，更不該散播似是而非的觀念，一方面隱藏自己固執的意識形態而指責對手有意識形態。就國家而言，意識形態可以是政策的路線，也可以是國家的目標或願景，譬如是走福利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採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或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還是大中國的一部份？在形成國民集體意識的教育領域，是以台灣作為主體，作為總部，作為立足點，還是降低台灣位階，解消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的一省？
因此，台灣主體教育作為意識形態是在這樣的意涵之下，一種中性的、無可迴避的課題，它的對立面，則是以中國為主體的教育。因為牽涉到國家未來的走向，遂成為不同國家認同者競爭的場域，所以要成為怎麼樣的國家這種高遠的教育思想就淪為齷齪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意識形態」無罪，我們檢驗的準則端看它對適用對象的合理性，與國家發展的前瞻性。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未完待續，發表於 2008 ）
1949 年被中國共產黨驅趕到台灣的國民黨及蔣介石政權，對台灣進行近代世界罕見的長達 38 年的戒嚴，台灣的人權備受打擊，但包括雷震等外省族群，在台灣的先覺者也為爭民主、爭自由，前仆後繼，奮鬥不懈。於是從余登發、郭雨新等分散在不同地區的草根英雄，進而有各地串連的「黨外」，接著才有1987年民進黨的誕生，形成一股代表台灣人意向與本土權益的力量。
蔣介石去世後，進入八○年代，國民黨也有一股台灣在地性在各階層逐漸萌芽，到九○年代李登輝全面掌權，更把這個外來政黨導向在地化。
九○年代朝野政黨及各種社會力量儘管互有矛盾，但都導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即追求台灣主體性，要求本土化，於是在公元 2000 年，意外催生了一個完全的本土政權─民進黨政府。
不過，當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在逐漸本土化、在地化時，塑造國民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的教育卻是原封不動的延續蔣介石戒嚴統治的理念，全面中國化的政策不曾打過絲毫折扣。
台灣民主自由化的先覺者、奮鬥者及支持者，其生較早，不完全被國民黨教育長大，了解台灣歷史比較深刻，這是八○、九○年代在野政治力量擴張，以致2000年產生政黨輪替的社會基礎。進入21世紀，民進黨執政8年，由於缺乏經驗，加上朝小野大，國民黨的焦土政策以及統派媒體的渲染，於是造成2008年國民黨再度奪回政權，並且全面執政。今年政黨輪替的社會基礎與時代思潮與8年前已經不同，國民黨完全教育出來的幾個世代占居主角，台灣主體意識也受到相當大的扭曲。
過去幾十年台灣人在政治上的犧牲奮鬥，經過2008年的民主考驗，我們才知道存在於人心底層的文化心靈並不清明；我們才知道國家的走向與願景最根本的是在教育，而不是政治，更不是選舉；我們也才知道2000年政黨輪替時人民的狂歡是太小看50多年來中國化政策已紮根於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心中，影響無所不在了。
過去民進黨人士及其支持者太熱心於政治運動，而忽視形塑心靈思想的教育，國民黨則不然，它們知道教育園地的重要，故當他們發現有人想把全面「中國化」教育轉化成台灣主體的教育時，便傾盡全力，阻擋、攻擊、誣蔑，無所不用其極。
經2007到2008年，幾場選舉，民進黨徹底失敗了，民進黨的失利也是本土力量的一大挫折，大家應該知道形成國家的基礎在哪裡了吧？國政不能老是弄些花拳繡腿的動作、熱熱鬧鬧的活動就像煙火一樣，放過之後消失於無形。國家要做紮根的事業，百年樹人的教育才是國政的根本。
所以我願以過去4年教育部長任上的經驗，提出幾個觀點來向各位學術界、教育界的北美台灣人精英教授請教，同時大家齊聚一船，或許也能為我們的國家台灣的前途尋找一些路徑。
二、 主體性教育與意識形態
教育有技術性的層面，也有精神（或心靈）性的層面。一般教育學大多只涉及到前者，至於後者，提升到理論可以說是教育哲學或思想，落實到對策則與政治最關密切，也就是反映所謂的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在台灣輿論界無形中成為一種人人鄙視的東西，一旦被貼上這個標籤，便是偏見、不理性、甚至是罪惡的象徵。這是過去十來年形成的現象，而由媒體在操控。其所反映的矛盾論述是：凡以台灣為主體、重視台灣者即是意識形態，而以中國為核心的思維卻不是「意識形態」。因此，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後，加以「意識形態」之名幾乎和戒嚴時期具有共產思想同罪，只是無法役使司法作為打擊的工具，但發動社會輿論進行撻伐，則無日無之。稍稍瀏覽傳媒，凡被戴上 「意識形態」這頂大帽子者，其實質內容皆離不開台灣主體。
換句話說，當上個世紀最後10年，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抬頭時，原來鄙視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不敢攖其鋒，遂對台灣主體意識有所隱忍，而專門攻擊他們所給予特定意義的「意識形態」。這些中國民族主義者趁台灣民主之勢，利用台灣人民對戒嚴時期國民黨之灌輸意識形態的厭惡，「打著紅旗反紅旗」，搖身一變以民主自由的維護者自居，而要求政治力量 （執政的民進黨）退出思想的場域，強調教育所謂的中性，於是正在興起的台灣主體意識遂被架空，排除在思想場域之外，好讓自1945年以來的中國主體意識繼續當道。那麼，不去碰觸原來充斥於各領域的中國意識形態便被稱許為客觀，政治沒有介入，而如果要注入一點台灣主體的想法，便被污名化，說是政治干預。
我曾作個比喻，國民黨對台灣多次塗上厚厚的幾層黑漆，我在教育部長任內不過稍稍刮掉，欲使透露出一些本色而已，但這一刮掉的動作便被指責為以政治力介入教育，譴責我是一個不專業的意識形態的教育部長，口誅筆伐，非把我徹底醜化不可。相對的，那些根深柢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者，把長年戒嚴所建立的中國化意識形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他們不去更動，所以他們沒有意識形態，我企圖恢復一些台灣原貌，反而成為有意識形態的人。這就是公元2000年以來，台灣氾藍的邏輯。到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台灣的政權又淪入國民黨之手，統治者宣稱教育不能有意識形態，其意涵是民進黨執政8年的台灣主體化教育應該消除，再回到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國民黨面對台灣主體思潮所採行的手段，其辯證關係，說穿了，就是這麼簡單。
「意識形態」一旦被污名化，遂成為政客攻訐對手的利器，稍具獨立思想的人也避之唯恐不及，無法深究在近年台灣這個特定時空下的特定意涵─只有台灣主體意識才背負這個惡名，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免疫的。
客觀而論，任何一種普遍性的思想或思潮都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民族主義固然是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何嘗不是？新興的台灣主體思潮是一種意識形態，國民黨幾十年來灌輸於台灣人民的中國民族主義也不例外。一般民眾不可能是思想家，但無礙於他自有思想，這種思想在群眾中相當程度地普遍存在，便構成一種集體意識，於是形成所謂的思潮。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族群都存在的現象，我們首當關注的是，此一現象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外力塑造的？人類社會一旦進入權力統治的國家，凡涉及政治意識或立場的課題，一國人民的普遍思潮要完全沒有外力塑造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有所謂「天與人歸」，其實多是政治的宣傳，事實並不存在這種自然形成的意識形態，連儒家美化的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歷史考察已證明是政治口號了。我們要問的是，其塑造的意識所具理性的程度，以及其形成的手段是自然多於強制，還是強制多於自然？依此準則來考察，在台灣講台灣主體優先當然比講以中國作核心較為合理，何況九○年代以來台灣政治已具備民主的機制，加上民進黨政府的權力衰弱化，故所推動的台灣主體教育，其方式和手段都相當合理性和自然，而與國民黨威權統治之推動中國化教育有霄壤之別。
任何政黨一旦執政都不能迴避意識形態的問題，更不該散播似是而非的觀念，一方面隱藏自己固執的意識形態而指責對手有意識形態。就國家而言，意識形態可以是政策的路線，也可以是國家的目標或願景，譬如是走福利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採自由市場的競爭機制？或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還是大中國的一部份？在形成國民集體意識的教育領域，是以台灣作為主體，作為總部，作為立足點，還是降低台灣位階，解消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的一省？
因此，台灣主體教育作為意識形態是在這樣的意涵之下，一種中性的、無可迴避的課題，它的對立面，則是以中國為主體的教育。因為牽涉到國家未來的走向，遂成為不同國家認同者競爭的場域，所以要成為怎麼樣的國家這種高遠的教育思想就淪為齷齪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意識形態」無罪，我們檢驗的準則端看它對適用對象的合理性，與國家發展的前瞻性。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教育部長，未完待續，發表於 20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