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8

【影片】勤政為民 壯大台灣 民主進步黨八年執政研討會-開幕式-林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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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2-04
「勤政 為民 壯大台灣」─民主進步黨八年執政研討會
時間 ∣ 2013/08/23 (五) 9:00~17:30
地點 ∣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85號B1)
主辦單位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專題演講:林信義(行政院前副院長/經濟部前部長)
報告主題:「政府的再造與執行力」


經濟情勢研析
2001年經歷了從來沒有過的經濟負成長,確實我們遭遇到很多的問題,問題不在於遭遇了什麼問題而是怎麼去處理問題、面對問題,在2001年是 -1.65之後逐漸復甦,在2003年碰到SARS,2004年是一個恢復,經濟成長率6.19%,然後一直維持在4到5之間。民進黨執政到2008年,2009年遭遇到金融危機,這時候是一個網路泡沫,過度的生產、過度的庫存,在衰退了1.81之後在2010年經濟成長為10.76(GDP是和前一年相比),今年(2013)預測是2.31。2000年到2007年的平均是4.51%,2008年到2012年這5年平均是3.91%

中央政府債務舉措,為了數字的嚴謹所以用的是主計處的資料,民進黨執政8年累積的負債是2.17兆,還包括了前面所遞延的,國民黨執政5年就累積了1.89兆,所以可以說這8年的舉債每年是2,718億,而後面的5年是3,165億,大概多了450億。

失業率的問題,台灣2千3百萬人口當中15歲以上才算失業率,有1,955萬,其中勞動的參與率有58%,所以想要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動力是1,140萬(2013年),2000年的時候是960萬,每年淨增加20%。製造業轉變成服務業是已開發國家的常態,勞動的需求工作機會只有1,093萬,所以現在的狀況是失業人數為47萬。

台灣的失業率可以再加以解析,其中35%為循環性失業,也就是景氣的循環而造成的失業;15%為摩擦性失業,也就是換工作、找工作中間的等待;台灣比較嚴重的是結構性失業,也就是有4、50萬的人找不到工作,但是也有10幾萬的工作沒有人做。

台灣的失業率從2000年的2.99%到2001年一下子跳升到4.51%最高到5.17%,然後逐漸的改善到4.99%,在民進黨執政的最後兩年在2007年是3.91%,之後往上走最高到5.85%,上個月(2013年7月)是4.24%,在2000年以後我們的失業率在亞洲4條龍的國家中一直是最高,2008年發表633,其中的失業率3以下,這在自由經濟很不容易辦到的,當時我很擔心辦不到,現在事實證明是辦不到的。

失業率攀升有很多的原因,27年前的1986年製造業47%、工業47%、農業6%,經過27年的轉變,服務業7成、工業28.2%,其中製造業23.3%、農業只剩1.73%,這是一個產業結構的變化,也是進入已開發國家的現象服務業往上走。生產力的提升23%,自然雇用的人口減低7%,這是很好本來生產力就要提升,但是台灣知識密集的產業、大型企業創造的機會有限,台灣創造70%產值的大型企業從業人員只佔14.22%,非常了不起的中小企業產值只有29.69%但是卻創造了76.58%的就業機會,但是中小企業在萎縮當中。台灣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而人力資源沒有跟上,所以產生結構性失業。基本工資這8年平均46,669元,這5年平均44,864元,回到16年前(1997年)的水平。

台灣面臨的困境:1).產業結構的改變,由製造業本來47%現在變成28%(製造業)對70%(服務業);2).產業過度集中,集中在電子和資訊產品;3).貿易條件惡化,附加價值提升的不夠。

GDP是{出口-進口+國內消費+公共建設},如果以出口對GDP來看,台灣的出口佔66%、韓國50%、中國大陸26%、日本只有15%,所以我們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其中電子和資訊通信佔32.7%比例太高,其他產業如橡膠、塑膠佔8.1%,機械佔6.8%,紡織4%,電機產品3.2%。我們以2006的出口的價格來看(當年度以100為基準),6年後電子產品的出口價格剩下69.81%,通訊產品剩下64.93%,也就是貿易條件惡化了,而塑膠、橡膠、化學品增加了10幾個百分點,因為石油漲價了,機械也沒有降不斷的再突破,紡織品成長到120.42%,因為紡織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夕陽工業所以危機感很高,開發了如奈米、防水、透氣、防彈......,這些就是高值化,所以產業的高值化是一條活路。

台灣扭轉傾斜的產業結構:
a).經濟的成長仰賴出口過度集中:例如HTC出口一衰退馬上整個出口就受影響。

b).製造業創新的表現不如預期:台灣都是做OEM(委託代工)、ODM(設計加工),但是做OBM(建立自有品牌)、品牌比較少,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c).服務業國際發展相對落後(後續說明)。

d).出口產業依賴進口比重不斷提高:為什麼我們的貿易條件在惡化?因為原材料及關鍵零組件是台灣的致命傷,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都是仰賴歐、美製品,特別是日本,韓國近來大量投入原材料及關鍵零組件,這部份的價格不會往下降,出口價格剩下70%,但是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是不降價的,所以壓縮到自己,這部份做的不夠好。

服務業中的金融和保險佔的比重特別高,達到10.8%,台灣是over banking銀行太多了,但是服務業卻沒有像工業一樣有明確的工業政策,所以經建會在2002年花了26個月的時間建立出服務業的產業政策,採用正面表列(管制)方式,金融跟保險業的每一項產品都要政府核准,所以產品沒有差異化,就會產生削價競爭,後來把服務業的政策慢慢改成負面表列,有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部份,政府要加以管理以外,其他的通通可以做,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在服務業中有2.7%的部份稱之為「商業服務業」,這部份佔的比例太低,這是可以出口的,包括:替人設計、服務、IC設計......等等,屬於附加價值比較高的服務業,未來應該要更加努力。

政府再造與執行力的新思維
政府是為了要服務人民而存在的,政府是一個「服務者」不是「管制者」,所以要如何塑造危機感,沒有危機感就沒有創新變革的動力,人民可以用選票請另外一批人來服務,人民是政府的客戶,政府要主動去服務而不是等人民來,要以「服務導向,民眾優先」由「管制者」轉變成「支援者」。

部會都有自己的立場,36個部會的跨部會整合非常困難、非常難協調,每個單位都宣誓立場,但是不要忘了「人民只等答案,他不會管你是什麼部門」,所以要放棄本位主義。問題的本質是非常單純並不困難的,「簡單」才是管理的本質,企業常講「123原則」,報告不超過1頁、開會不超過2小時、章不蓋超過3個。

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什麼時候執政都會遭遇到問題,2001年民進黨執政時也遭遇很多問題,面對問題很痛苦就像面對非常刺眼的陽光,每個人都想逃避,但是不要忘了面對陽光陰影在後面,選擇逃避轉身回來你會發現陰影在你前面,如影隨形,還是要解決,所以面對問題不可怕,比較可怕的是根本不知道問題在哪裡、知道問題但束手無策,只要面對問題就可以解決,回到問題的本質是很單純的,只要回頭想「什麼是對人民最有利的?」就可以了,有這個方向大家目標就會一致,民進黨在8年的執政當中面對了太多的問題,但沒有逃避。

台灣的創新不足,這是最大的致命傷,沒有創新就沒有機會,以在美國拿的專利來看我們是第5名(民進黨執政時是第4名),這幾年被韓國追過去,我們有9,640件。我們不要追求專利的量,不要為專利而專利,而要去考慮:

a).研發是否具有前瞻性?是不是關鍵性的突破?

b).專利是不是配合產業的需要?我擔任工研究董事長的時候就要求「產業願意拿錢出來配合一起做研發的優先做」,2004年工研院的專利只有3億,2008年有15億。

c).專利技術被應用的程度有多少?我們還很低。

d).研發成果商品化程度如何?

e).研發成果有無成本效益?

f).研發是否有時效益?研究機構、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timing的觀念,所以要Time to market。

2007年我們是一個技術入超的國家到現在還是,那年付了652億的權利金買技術,我們的收入才168億,現在這個情形我想還在繼續,我們付了100塊錢收回26塊錢,日本付100塊錢收349,美國付100塊錢收194,英國是付100塊錢收175,所以我們的研發創新還要繼續努力,這是我們生存的命脈。

IP Bank(智慧財產銀行)是我們在執政時期沒有做到的,我覺得這個非常需要,國外廠商動不動就告我們侵權,目的不是要你賠錢而是要阻礙你進入一些市場,我們的廠商沒有專利或是只有很少的專利,這些專利要集結才有價值,在2005年到2008年工研院有開始做,但是很遺憾的IP Bank沒有把它做起來,這不是真正的銀行而是虛擬的。政府可以成立一個財團法人納入工程師、律師,然後將個人專利、企業專利、學校專利、研究機構專利都放到銀行裡面,重新包裝、重新組合後就變成可以打仗的專利,當廠商被告的時候可以到這個銀行借專利去打仗,再支付使用專利的利息費用。例如宏碁被HP告了4項侵權5項灰色地帶共2億8美金,工研院就找出所有的專利並將宏碁的工程師找來,發現HP也侵了工研院4項專利5項灰色地帶完完全全一樣,就將工研院這些專利的價值拿出來,成本2億8,宏碁付一半的成本1億4與工研院共同擁有專利去與HP談判,在1年1個月之後在灰色地帶的散熱掐到HP的脖子,兩家就互相授權了。民進黨執政時有一個10億美金,讓被告的廠商可以無息借款去打仗,但是這是不夠的,要集結力量去打這個仗,未來是專利的時代。

台灣一年有925.92億噸的水,單位面積全世界第3,除26.31((243.61億噸)蒸發以外還滲到地下50.5億噸(5.45%),只剩下631.81億噸(68.24%),但是其中80.62%(509.38億噸)又流到海裡面去了,我們用河川、水庫調整只有拿到122.43億噸,然後地下再抽55.41億噸上來,所以台灣一年是用了177.84億噸。各位可能不瞭解我們民生是用了19.83%,工業只用了9.3%,大部份的水是用到農業(佔70.87%),台灣是一個非常困難治水的地方。

基隆河長期淹水,全台灣雨量最高的是三貂角(火燒寮),一年八千多厘米的水,一秒鐘沖下1,300立方公尺的水,再加上汐止又比較低所以一定淹水;其實員山子分洪是水利署既有的案子,原來基隆河的治水是1,200億,是要拓寬、是要拆房子、是要把圍牆提高,當初預算62億為什麼沒有做?是因為瑞芳地區以前都是煤碳坑,擔心施工時會崩塌,後來48億就發包出去,一年就完工,現在基隆河已經不會淹水了,整個水位降低了1.5公尺。

高雄長年沒有自來水,南部水的分配很痛苦,豐枯比例是9:1,也就是一年下的雨在豐水期下9成但在枯水期只下1成,台南是有庫無水(曾文、烏山頭、南化水庫),高雄是有水沒庫(雖有阿公店水庫但已停止公共給水),必須從台南的南化水庫引水到高雄,南化水庫是從甲仙引水進來(甲仙攔河堰引旗山溪),在豐水期要結束的那一刻把它填滿,再透過將近60公里的引水道將25萬噸的水引到高雄(南化水庫與高屏溪攔河堰聯通管路),大家都說要2,000億可能要20年才能解決,但是民進黨2年4個月109億就解決了。

更嚴重的是由旗山溪、荖濃溪所結合的高屏溪每年流掉81億噸的水,而且上游是養豬、養雞,所以上游的氨、氮含量非常的高,所以高雄人都喝山泉水,透過這樣子解決之後氨、氮含量只剩1/6,再加上離牧,當時的郝龍斌環保署長協調台糖將53萬頭的豬離牧(政府補助10,000元/每隻豬,共53億經費)。現在在努力做的且做到一半的是荖濃溪的越域引水,曾文水庫是最大的水庫有6億噸(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為7億噸),但是它的儲水量一直在8,000萬到12,000萬,因為它的集水區水太少,所以必須要將荖濃溪的水在豐水期結束前把它充滿,當時雖然遭遇很多困難但還是完成了。

台灣的電太多了不是不夠,2000年的時候不是說台灣不建核四會缺電,13年了並沒有缺電問題,台灣的電是不平均,以2003年的數字來看,北部不足362萬瓩、中部多了358萬瓩、南部多了407萬瓩,政府花了幾千億建設輸配電線路來南電中送、中電北送,其實問題很簡單,只要讓北部足夠就可以了,所以我認為台灣在電、水的思維要改變,都不應該是「大型、集中、長途輸送」而應該是「小型、分散、自給自足」,水的輸送會損失25%,電的輸送會損失10%~12%,當時有很多的IPP(獨立發電廠)遭遇到太多的阻礙,因為IPP要自己拉電到台電,政府排除了很多障礙讓IPP滿足,更重要的是大潭電廠建起來,到2008年的時候北部幾乎不欠電。

大潭電廠是一個不同的彈性變通,產生的效益是不一樣的,當時的預算設備需要737億,天然氣的採購需要4,130億,那個時候是一個賣方的市場,所以我們將它延後,當時如果依計劃興建整個備載容量會到33%,有需要嗎?我們延後2年也是有24%(備載容量),結果政策是對的,延後2年之後由賣方市場的發電機設備變成買方市場534億就買到了,當初天然氣不准中油承包,後來就開放給中油,中油很努力去找到一個2,962億的合約,就省了1,168億,燃氣單一化提高效率每年又可以省4億,再加上延後招標產生間接效益258億,總共節省1,739億,這就是用彈性的變通去創造更高的效益。

台灣的電力結構,2000年整個電力供應量2,800萬千瓦,備載容量是16%,真正用的是2,350萬千瓦(每年8月15日前後全台灣用電最大值),還有450萬千瓦備用的,準備機組故障要備援的(備載容量),冬天是用一半1,200萬千瓦。2012年整體電力供應量是4,200萬千瓦(包含1/3的IPP),備載容量24%約有1,000萬千瓦,真正才用3,200萬千瓦。台電在2000年的時候跟我報告,每年的電力規劃是成長6%,那時我請很多的幕僚去查進入已開發國家10年的電力成長,出來的數字是3.5%,所以那時將台電的很多電力設備一直往後延,現在可以證明台灣的電力成長(2000~2012年)是2.6%,不要拼命蓋電廠,其實台灣只需要12%的備載容量(約480萬千瓦)就足夠了。所以台灣的電是夠的!

核一、核二、核三花了1,650億,我今天不談核四安全問題,我一直認為贊成核能發電和反對核能發電沒有對錯,這是價值觀和重點的選擇,贊成核能的人認為乾淨、沒有CO2、原料成本也許比較便宜(待驗證),但是反對核四的人認為操作有風險、核廢料沒有辦法處理。核四當初1,598億,後來因機組變大、台幣32變28(貶值)就增加到2,200億,現在追加到3,350億,所以差不多要花5,000億。

比較矛盾的問題是核後端基金,當時我接到的報告是1,600億,隨電徵收,那核一到核四40年運轉到底產生多少廢料?核後端基金的100%是怎麼分配的?台電的答案是10%處理低放、60%處理高放、30%是拆除及土地補償。會產生98萬桶低放核廢料,一桶1,600塊美金,需要500億,那佔10%總金額就要5,000億,怎麼會1,600億夠呢?況且高放燃料會產生7,300公噸,每一噸要150萬美金,需要3,300億,它佔6成不也需要5千多億嗎?所以我認為核後端基金絕對不是1,600億,應該在5,000億以上(現在已前收到2,200億),這個數字應該要公開討論。況且鈾原料是透過美國、澳洲、南非買的,是不能運出去的。

低放射性的廢料半衰期(幅射量減少一半)是30年,須要10個半衰期才會對人體無害,300年這塊土地是不能用的;高放射性現在都在核一、核二、核三使用乾、濕式貯存,它的半衰期是1.4萬年,要14萬年這塊土地不能用。我們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2000年就做了核四再評估小組,那時人民應該有其他的選擇、瞭解的權力,政府如果提供一塊地讓民間去LNG(液化天然氣)發電,這塊地還不會不能用,民間發電只要花500億就一樣可以發270萬千瓦的電,如果後來北部電力持續還有需求沒有核四的話,大潭電廠加機組就可以了,如果擔心LNG只有高雄永安的2個貯槽,可以在大潭電廠加2個貯槽就可以了。

推動再生能源我們執政時非常努力,在2002年8月將再生能源發展法案送立法院,沒有過;2005年再送一次,2008年第三次再送,直到2009年7月8日公布施行。那時風力發電的每一度收購價格要求台電要2塊錢以上,因為成本在1.8、1.7左右,要讓他們回收,當時的合約只有5年,游院長要求要有10年讓他們回收。風力、陽光發電的原料成本都不用錢,可以從每年買煤炭、石油的其中一部份來補助再生能源,這部份我們有做但做的不夠。

我們現在能源自主率很低,97%都是進口的,所以推動再生能源就能把能源自主率提高,同時它也是綠能產業,也可以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BOT也是一個不同的思維,2002年時促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PIP)只有49件金額才72.7億,BOT是民間出錢、效率又好、政府少出錢、經營的更好,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標案的投標率只有25%(因為政府穩贏、民間穩輸),所以當時我們把可能會來投標的廠商都召集來,將最高風險到沒有風險中間做了很多的simulation(模擬),然後我們畫一條線,超過這條線政府補貼,低於這條線還給政府,這個叫做Risk Sharing(風險分擔),2003年有36年624.7億元,2004年有82件1,306.5億元(投標率85%)。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要查核,廠商如果做不下去就要趕快要求退出,例如機場捷運在1999年就發包,得標商長生公司原本要利用場站開發的土地來回收,後因房地產不景氣做不下去就停擺,最後政府才接手已差了10幾年了,所以BOT案一定要不斷查核。

國營企業2000年的時候有10幾家,只有台電、中油、台糖賺錢,台電賺353.8億、中油賺119.2億,那年共賺346億(幾乎都是靠台電賺的),更嚴重的是中船、唐榮合計虧損100億,後來從旁協助他們進行「再生計劃」,將從業人員從5000人減少一半,留下來的薪資減35%,中船經過再生計劃從2002年到2014年訂單滿載,就是因為有配套措施,離開的人都有執照,可以組公司回來包工作,人民沒有義務每年繳稅100億來養兩家虧損的企業,民進黨關閉4家國營企業(高雄硫酸錏、台灣省農工企業、中興紙業、台灣機械),這是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沒有競爭力企業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當時要讓中船一半的人走沒有經費,借了核後端基金還被糾正,後來才編預算去還,重點在有沒有決心要做。

國營企業還有很多的問題,土地、資產太多的浪費,像台塩、台灣菸酒公賣局,太多土地了,所以游院長當時主持的就是「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每二個星期就檢討,不斷的將土地收歸國有。

雪山隧道9年挖1/3,後面的4年挖2/3,當初為什麼會停工?大家都以為是水、大約翰(全斷面鑽掘機,TBM)的問題,其實是榮工處和交通部協調不好,交通部說你不做我不付錢、榮工處說你不付錢我不做,後面就協調去做,有沒有面對問題、看到問題的根源。

新竹科學園區土地整理了6年廠商才進駐建廠,南科整理了3年廠商才可以建廠,中科跟我說2年很快,我說不,2年是要開工不是進去建廠,他的schedule就是環評、水土保持、雜項執照、水電,沒有這種schedule,你通通可以同步,在整埋土地的時候跟廠商建廠可以同步,所以從院長定案掛牌到廠商開工,才10個月5天,友達第一個旗艦廠商在6月28日動工,1年半後就開工了,我們的六代廠跟韓國是同步的,我們不能慢2年,當時TFT、LCD佔到42%是超越韓國的。當時我提出這個案子時,所有駐中部的部會告訴我說是mission impossible,我跟他們說I'm possible你們做得到、絕對做得到,我非常相信你們,結果做到了,公務員是需要鼓勵的。

1998、1999年本土性金融風暴發生,這時企業週轉不靈、跳票、協議分期、6個月繳不出來、列入逾放,這些現象在2000年、2001年當中,銀行賺的2,828億,打消呆帳2,295億,那年又被倒了5,430億,後來整理到2003年銀行賺了2,938億,打掉2,368億,那年只被多倒了30億。

在2000年的廣義逾放比是11.74%,到了2004年已經是3.8%,2008年是1.54%,2013年的6月只剩下0.44%,當時的中小企業借不到錢,成立一個5年500億的基金,一年給信保基金100億就可以保證20倍,中小企業就多出2,000億可以借,二次金改案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土地除了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是政府編列預算,工業區都是工業局去借錢去委託中華工程、榮工處開發,但是土地都賣不出去,那時就跟工業局的同仁想出來,中國大陸的土地是可以租的,那我們為什麼不能租呢?就跑出來「006688」借中、長期資金,讓廠商2年免租金、2年打6折、2年打8折,第7年才開始付,21後可以用租金去抵土地就是你的,這個案子持續一直做,有923家的廠商租了713公頃的土地,投資4,123億,創造的產值是6,104億,還創造76,885個就業機會,很多台商的回流就是用這個案子。

最後,執政其實是要總體思考,方向要非常清楚,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方向還蠻清楚的,我們不怕問題,我們面對問題,絕對不逃避,我們應該要引進企業界的精神,重視效益、要有成本的觀念、要有時效的觀念,更重要的是重視團隊、去除本位,改革是很重要的,不改革我們沒有機會,但是改革要有優先順序、要找到適當的時機,更重要是要用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