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高一生(右)穿工作服接見省政府民政廳官員。圖片提供:高英傑
2021-05-05
*本文收錄於「原住民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哲人.揭碑追思音樂會」追思手冊。
情治人員捕風捉影,對高一生、湯守仁進行「政治發展」,
臥底、跟監,並部署分化與清鄉工作,
另一方面進行懷柔、攏絡,使其卸心防。
18.遭設局「政治發展」
1950年4月25日,保安司令部特務逮捕「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簡吉,接著追捕同夥,後於10月5日逮捕「匪諜」劉水龍,「牽扯出台南縣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等原住民藏有大批武器,準備作為中共犯臺時的接應。」此案定調「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阿里山匪黨武裝組織」,此事開始被情治人員進行「政治發展」。[1]
同案被捕的楊熙文說詞,「阿里山地區原住民年長者多擁戴鄉長高一生,年輕人則擁護湯守仁之外,並未明確證稱高、湯二人加入中共地下黨,將擔任內應的事情。」另一名同案被捕的林立醫師,明確否認高一生、湯守仁兩人具共產黨員身分。[2]
10月9日,湯守仁被情治單位偵訊,他說明自己和高一生不是共產黨,而且高一生對中共地下組織有戒心,也因為高一生的反對,共產黨的工作無法在阿里山進行。但湯守仁認識山地工作委員陳顯富,埋下禍因。[4]
10月13日,高一生被召見到台北,安排與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處長林秀欒、省主席吳國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面談。[5]
10 月15 日,湯守仁簽具悔過書,並和高一生共同宣誓「貫徹政府命令,堅決為反共抗俄革命事業努力奮鬥。此次返鄉後誓將潛伏山地內之所有匪諜完全肅清,並策動曾經參加或為匪黨利用之山胞向政府坦誠自首。」二次自新。[6]
高一生、湯守仁於10月21日繳交一批武器(機關砲彈、七粍機銃彈等),將此視為交換條件,希望政府提供物資給貧乏的山地,但11月10日湯守仁又再次交出武器彈藥。可以說,從1950年10月21日至1951年5月間,阿里山地區陸續繳交武器,情治單位始終懷疑武器數量、猜忌是否有武裝基地,且認為顯示228後的「自新」(1947/4)不誠。在不確定因素下,政府先採取懷柔手段,調湯守仁為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高一生鄉長兼警察派出所巡官,以期擴大破獲共匪組織。[7]
高英傑(高一生次子)的回憶與見解:
父親把一部分帶回來的武器[228]繳出去,但顯然不是全部都繳。因為剛開始把武器運回來的時候,為了安全起見,他主張槍彈分離,有的人家裡放槍枝,Tfuya(特富野部落,今阿里山鄉達邦村境內)的幾戶人家跟我們家保管子彈,這些子彈也不是要拿來做什麼,繳械之後,族人若要打獵,仍會來找父親要子彈,一次就給一排,一排共5顆子彈。
也就是說,如果湯守仁沒有堅持把武器留在山上的話,我看清鄉部隊不會只集中在一個地方,不會有所顧慮,一定會跑到Tfuya、Tapangu等部落,大肆屠殺,那鄒族不是只有犧牲我爸爸、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等4個人,而是犧牲40個人都有可能。[8]
1950年10月後,蔣介石總統要求「加強臺灣省山地區域之警備」,國防部責成保安司令部,於全台各地山區設立「山地治安指揮所」,基於種種現實的困難,預計1951年1月完成。[9]
在這種背景之下,1950年10月,保安司令部在阿里山奮起湖成立「山地治安指揮所」,[10]指揮官林秀欒、副指揮官陳世昌,開始進行分化與清鄉工作的部署。[11]
國史館采集處科長陳中禹,從檔案局的史料、檔案得出此過程:
於是1951 年這段期間,山地警備體系在山區不斷地膨脹成長,體系內的情治人員為了「表功」,不斷地強調案件的嚴重性。隨著情治人員對阿里山地區原住民的監控,甚至長期的臥底與跟監,中共地下組織在此地區雖然沒有任何再發展,但是此政治案件則不斷地被情治人員「膨脹」和成長,終於招致案件收網後各個涉案人不可避免的厄運。[12]
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在懷柔時期,高一生時有高層召見,藉以拉近關係、卸下心防;或有記者來訪,給予正面的報導,這和之後被誘捕的反差極大,不過與228紛亂初期陳儀的兩面手法如出一轍,一面讚揚、一面準備設局抓人。
1950年,蔣介石總統到阿里山,會見阿里山鄉長高一生,由長女高菊花隨行擔任翻譯。[13]中華民國新政權,帶來陌生的語言與文字,接受日治教育的台灣人還在摸索階段,因此由接受國民教育的高菊花協助溝通。
因為這件事,在高一生被捕捉後,有「擋火車的高山惡霸高一生」這類抹黑謠言出現。[14]貼近事實的狀況,是吳鳳鄉鄉長高一生接到嘉義警察局通知,要和蔣介石見面,時間緊迫,而十字路車站的火車班次將於一小時後發車,達邦到十字路有7公里,至少需要1.5-2個小時步行,只好打電話請十字路車站站長邱育熙讓火車等人,而後就被說成鄉長擋火車的惡霸傳言。[15]
高一生與林瑞昌醫師(泰雅族,族名Losin Watan樂信.瓦旦,時為台灣省參議員),爭取高山地區建設方案,在林瑞昌的擔保下,新美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做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16]
然而短時間的經營後,初期農產收成不理想,無法償還本息,後被國民黨羅織為貪污罪狀,高一生、農場場長杜孝生、保證人林瑞昌一併遭牽連。[17]
1950年5月22日《中央日報》的〈山地建設進步中-臺南縣吳鳳鄉山胞訪問記〉新聞,報導達邦村的環境「入晚電燈齊放,琴聲鏗鏘,在這裏有深山的悠靜、都市的享受,彷彿置身於人間的世外桃源,真有樂而忘返的心境。」[18]並聚焦於高一生和湯守仁:
鄉長高一生中等身材,沉默寡言,日制台南師範畢業,曾任教員、巡查,現並兼任巡官,他是現在阿里山山地同胞中最有頭腦者。縣參議員湯守仁,英俊體偉,曾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戰時曾任日本大尉,現兼任省警務處山地特務員。
他們兩個人現在是吳鳳鄉的重要領導人物,山地的建設、政令的佈達,成敗與否,全繫在他們身上。[19]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如此稱讚高一生、湯守仁為「重要領導人物」,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確實詭異。
吳鳳鄉致敬會見蔣介石總統(左1),高一生為右2。圖片來源:臺灣與海洋亞洲[20]
根據檔案,大約從1951年7月間開始,政府已派遣情治人員步凱偽裝成一般人臥底在湯守仁身邊監視,步凱是吉林人,曾留學日本諳日語,他化名「平路」,報名以「水易」稱湯守仁,臥底時間長達一年多,直到1952年9月湯守仁被誘捕,仍繼續監視周圍人士,直到10月才撤離。[21]
臥底的情治人員步凱日以繼夜監控下,紀錄下對政府不滿的言行,例如湯守仁說:「現在有很多的軍隊到山地駐防了,不知道甚麼意思,總是沒有甚麼好事情」。又例如湯守仁「無入山證又無其他證明文件,強行入山並拒憲兵檢查,態度驕橫」等不配合的行為。步凱也記下和高一生酒後說「你們外省人太危險了!」等紀錄。[22]
看這些檔案時,要留意特務人員為求表現,常有誇大情資的心態,因此對他們紀錄的監控報告,要抱持存疑的態度,甚至當成反證。
參考資料:
[1]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7。
[2]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8。
[3]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8。
[4]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9-50。
[5]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48-49。
[6]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0。
[7]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1-52。
[8] 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頁42。
[9]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2-53。
[10]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304。
[1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66。
[12]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3。
[13] 推測時間點為1950年年底,因當時高菊花在阿里山香林國小教書。高英傑電話口述,2021/2/24。
[14]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11-12。
[15]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頁173-174。
[16] 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高一生獄中家書》,頁304。
[17]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65。
[18] 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台灣史料研究》44號,頁17。
[19]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頁67。
[20] 臺灣與海洋亞洲/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3/01/25/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21/2/24點閱)。
[21]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3、65。
[22]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卷1期,頁59-60。
(未完待續,撰於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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