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2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美國打敗獨裁恐怖活動的國家，其人民反而陷入假民主的大混亂，因為羣雄四處，社會秩序失控，國家潰散，喪失以前人民於專制控制下的秩序和福利，變成鬼國，這也是值得檢討的地方。
羣眾式政黨的結構似乎與社會上新階級之出現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傳統的幹部式政黨反映出貴族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而此二階級之人數皆十分有限，地方望族已可充分代表之。這種政黨也代表一種範圍有限的政治活動，以及一種事實上排除大多數人民參與的民主。反之，羣眾式政黨反映出民主的範圍已經擴大，幾乎包含全體的人民。只有當人民的參與不限於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選舉，而是經常左右國家的行政工作時，他們的權利才算獲得完全行使。新式的政黨組織也使得這一現象成為可能。
其次，現代政治組織是套在傳統結構之上，而未完全取代後者。它往往是改造傳統結構使它們成為主要的支持力量。部落、種族、封建關係、宗教信仰以及祕密會社等等，常用來作為培養對某一政黨效忠的基礎。黨徽有時被認為是代表吉祥或有種魔力。這種現象在最現代化及工業化國家的政黨中也同樣存在，只不過較不顯著及重要罷了。反之，對落後國家——但也非全無例外——的某些政黨而言，這種現象有其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組織鄉村百姓時如此。在城鎮裏政黨則較現代化。
有人認為在落後國家中，政治領袖的權威主要取決於個人魅力。換言之，領袖個人的威望是政黨團結、黨員效忠的根本要素，主義內容及政黨綱領則幾乎毫無作用。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19-121。
想爭政權的野心家很多，很會搧動人民出來反抗，若是理由充份，資訊透明，沒有政治野心較能得到全民支持，當然被政客利用包裝欺騙的抗議行動也會很多，故公民教育的可貴在此可見。
壓力團體的活動有許多形式。它們有時是直接對政府、高級文官及國會議員施以壓力，有時則通過百姓間接影響權威當局。製造輿論、大型罷工、阻礙交通、示威遊行等等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壓力團體的活動有時是公開、明白而無飾地進行，有時是祕密、偽裝而謹慎地進行。它有時是用直接、恰當及合法的手段，有時則採非法、暴力的方式。在民主國家，壓力團體常與政黨一同作用。有些團體只是政黨用來擴大影響力的外圍組織。政黨通過它們所控制的青年運動、婦女團體、文化、體育協會及合作社等，可以影響不願成為正式黨員的人。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0-131。
落後國家，軍隊是權力的主要份子，誰養得起軍隊，誰的力量大，於是各自立法各自為政。而現代國家，軍隊不能國家化，只效忠一人，就毫無〝民主〞可言，這種國家很危險，常有暴衝亡國現象。
政治鬪爭以暴力方式解決的第三種情況是：當軍隊不再效忠國家，聽命於統治者，反而自己企圖奪取政權之時。在第3世紀時的羅馬帝國，軍隊便有權塑立及更換皇帝，經常是把皇位交給一位將領，以換取金錢賞賜或其他好處之保證。每過一時，軍隊便把自己所立的皇帝殺害，另換一人。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中東以及其他地區，軍隊也是擁有操縱、更換政府的力量。1958年到1962年期間的法國，也幾乎面臨同樣的局面。有時軍隊裏又分派系，彼此在奪權過程中相互競爭。在羅馬帝國時代，禁衛軍與邊防軍之間，以及各省的地方軍隊之間，便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這些不同派系最後都是在戰場上一決勝負。在拉打美洲，衝突常發生在陸、海、空三軍之間。在阿爾及利亞，1961年時又發生過職業軍人與民間徵召部隊之衝突。
軍隊一旦自成一政治力量、不再效忠政府，則表示國家已面臨解體之邊緣。但軍隊就其本身性質而言，對國家始終是種危險。擁有武力的人常會濫用這種武力，正如擁有權力的人，容易濫用權力一樣。而武力又是權力的終極形態，而且是短時期內最有效的一種形態，也是最不容易立刻抗拒的一種力量。掌握刀槍的人，不論是誰，自然而然地想都把它作為權力鬪爭的法碼。武裝的軍人對於無武裝的統治者及百姓而言，永遠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這種威脅，也有一些辦法，首先是培養軍官對國家的絶對服從感，不論是在任何情況，不論政體形式為何，也不論當權的統治者是何人。義務兵役制也減低了上述危險，因為它把百姓訓練成兵，因而使軍隊平民化。但威脅仍舊存在。統治者及百姓必須經常注意軍隊的動向。在軍事政變已成一種傳統的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國家，組織民兵是可能防止軍隊操縱國家的唯一方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4-135。
KMT的黨產太多，來自各種民間掠取，用來控制金融、經濟和鞏固政權，所造成的特權，皆位居國家高層，是全世界最邪惡的政治團體。
金錢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武器。這一事實可以從權威的型態是隨著財富的型態而轉變看出。在農業社會時代，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係由擁有土地的階級所掌握，於是造成貴族政體。權威之擁有，與土地及武力(騎兵)兩者之所有權不可分。這種權威也同時具有封建及軍事雙重性質。在工商業社會時代，工廠、商店或銀行，便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落入中產階級之手中。不用說，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之轉變過程是緩慢的。在工商業社會，財富的作用較為顯著，因為金錢在這種社會的價值系統中地位甚高。
財產之獲得若由世襲而來，將完全改變競爭的形勢，因為競爭本身已失去民主之性質。金錢之力量也因而大體上變成與生俱來的力量，雖然兩者原來並非同一回事。自由社會愈往前發展，則致富之道愈要依賴資本，而不是依賴努力。既使我們不完全接受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徹底赤貧化的理論，我們也很難否認相對的貧窮化現象存在，因為在國家總所得增長之際，工人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常有下降而非升高趨勢，而生產工具所有者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則日愈升高，也就是仍舊由後者掌握了金錢的力量。結果所形成的兩極化現象不只是經濟性質，而且也是政治性質，因為當增加的財富由工人轉到資本家手中時，工人對權力之影響——也就是他們所有的政治武器，也被部份剝奪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7-138。
羣眾式政黨的結構似乎與社會上新階級之出現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傳統的幹部式政黨反映出貴族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而此二階級之人數皆十分有限，地方望族已可充分代表之。這種政黨也代表一種範圍有限的政治活動，以及一種事實上排除大多數人民參與的民主。反之，羣眾式政黨反映出民主的範圍已經擴大，幾乎包含全體的人民。只有當人民的參與不限於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選舉，而是經常左右國家的行政工作時，他們的權利才算獲得完全行使。新式的政黨組織也使得這一現象成為可能。
其次，現代政治組織是套在傳統結構之上，而未完全取代後者。它往往是改造傳統結構使它們成為主要的支持力量。部落、種族、封建關係、宗教信仰以及祕密會社等等，常用來作為培養對某一政黨效忠的基礎。黨徽有時被認為是代表吉祥或有種魔力。這種現象在最現代化及工業化國家的政黨中也同樣存在，只不過較不顯著及重要罷了。反之，對落後國家——但也非全無例外——的某些政黨而言，這種現象有其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組織鄉村百姓時如此。在城鎮裏政黨則較現代化。
有人認為在落後國家中，政治領袖的權威主要取決於個人魅力。換言之，領袖個人的威望是政黨團結、黨員效忠的根本要素，主義內容及政黨綱領則幾乎毫無作用。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19-121。
想爭政權的野心家很多，很會搧動人民出來反抗，若是理由充份，資訊透明，沒有政治野心較能得到全民支持，當然被政客利用包裝欺騙的抗議行動也會很多，故公民教育的可貴在此可見。
壓力團體的活動有許多形式。它們有時是直接對政府、高級文官及國會議員施以壓力，有時則通過百姓間接影響權威當局。製造輿論、大型罷工、阻礙交通、示威遊行等等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壓力團體的活動有時是公開、明白而無飾地進行，有時是祕密、偽裝而謹慎地進行。它有時是用直接、恰當及合法的手段，有時則採非法、暴力的方式。在民主國家，壓力團體常與政黨一同作用。有些團體只是政黨用來擴大影響力的外圍組織。政黨通過它們所控制的青年運動、婦女團體、文化、體育協會及合作社等，可以影響不願成為正式黨員的人。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0-131。
落後國家，軍隊是權力的主要份子，誰養得起軍隊，誰的力量大，於是各自立法各自為政。而現代國家，軍隊不能國家化，只效忠一人，就毫無〝民主〞可言，這種國家很危險，常有暴衝亡國現象。
政治鬪爭以暴力方式解決的第三種情況是：當軍隊不再效忠國家，聽命於統治者，反而自己企圖奪取政權之時。在第3世紀時的羅馬帝國，軍隊便有權塑立及更換皇帝，經常是把皇位交給一位將領，以換取金錢賞賜或其他好處之保證。每過一時，軍隊便把自己所立的皇帝殺害，另換一人。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中東以及其他地區，軍隊也是擁有操縱、更換政府的力量。1958年到1962年期間的法國，也幾乎面臨同樣的局面。有時軍隊裏又分派系，彼此在奪權過程中相互競爭。在羅馬帝國時代，禁衛軍與邊防軍之間，以及各省的地方軍隊之間，便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這些不同派系最後都是在戰場上一決勝負。在拉打美洲，衝突常發生在陸、海、空三軍之間。在阿爾及利亞，1961年時又發生過職業軍人與民間徵召部隊之衝突。
軍隊一旦自成一政治力量、不再效忠政府，則表示國家已面臨解體之邊緣。但軍隊就其本身性質而言，對國家始終是種危險。擁有武力的人常會濫用這種武力，正如擁有權力的人，容易濫用權力一樣。而武力又是權力的終極形態，而且是短時期內最有效的一種形態，也是最不容易立刻抗拒的一種力量。掌握刀槍的人，不論是誰，自然而然地想都把它作為權力鬪爭的法碼。武裝的軍人對於無武裝的統治者及百姓而言，永遠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這種威脅，也有一些辦法，首先是培養軍官對國家的絶對服從感，不論是在任何情況，不論政體形式為何，也不論當權的統治者是何人。義務兵役制也減低了上述危險，因為它把百姓訓練成兵，因而使軍隊平民化。但威脅仍舊存在。統治者及百姓必須經常注意軍隊的動向。在軍事政變已成一種傳統的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國家，組織民兵是可能防止軍隊操縱國家的唯一方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4-135。
KMT的黨產太多，來自各種民間掠取，用來控制金融、經濟和鞏固政權，所造成的特權，皆位居國家高層，是全世界最邪惡的政治團體。
金錢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武器。這一事實可以從權威的型態是隨著財富的型態而轉變看出。在農業社會時代，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係由擁有土地的階級所掌握，於是造成貴族政體。權威之擁有，與土地及武力(騎兵)兩者之所有權不可分。這種權威也同時具有封建及軍事雙重性質。在工商業社會時代，工廠、商店或銀行，便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因此政治權力落入中產階級之手中。不用說，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之轉變過程是緩慢的。在工商業社會，財富的作用較為顯著，因為金錢在這種社會的價值系統中地位甚高。
財產之獲得若由世襲而來，將完全改變競爭的形勢，因為競爭本身已失去民主之性質。金錢之力量也因而大體上變成與生俱來的力量，雖然兩者原來並非同一回事。自由社會愈往前發展，則致富之道愈要依賴資本，而不是依賴努力。既使我們不完全接受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徹底赤貧化的理論，我們也很難否認相對的貧窮化現象存在，因為在國家總所得增長之際，工人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常有下降而非升高趨勢，而生產工具所有者的真實所得，其比例則日愈升高，也就是仍舊由後者掌握了金錢的力量。結果所形成的兩極化現象不只是經濟性質，而且也是政治性質，因為當增加的財富由工人轉到資本家手中時，工人對權力之影響——也就是他們所有的政治武器，也被部份剝奪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37-138。
媒體影響政治的方式，就須客觀中立，實話實說，講求證據。雖然有立場，但是對話的評論則須具備國際觀，宏觀法則和民主素養。
廣告是媒體生存的來源，若廣告量不足以支撐媒體，媒體會自動調整編輯，以合乎大眾口味。在台灣的媒體業，因長期受到KMT黨產眷養，內容偏頗失真，成為御用〝統媒〞；於民智開展，資訊透明的當下，國民黨報成為假報，因此各種報導，很難欺民、騙民，而廣告商亦反而成為附隨工具，不得不支持〝講真話〞的媒體。
一個英國人每天若看「電訊報」(Telegraph)、「衛報」(Guardian)及「太陽報」(Sun)這三種報紙，便可知道各方面不同的言論，從而建立自己的意見。這些報紙以及所有其他報紙，都同樣試圖向讀者灌輸自己的主張，而且手法也頗類似。但正由於它們之共存，結果沒有一種報紙可以達成這一目的。多元化現象使得它們不敢漫天撒謊。如果沒有人反駁，則真相不易獲得，於是也容易進行矇騙。如果隨時可能有不同意見出現，糾正錯誤，撒謊就很難了。在一個基於自由企業與自由競爭的傳播系統之下，隱瞞事實是非困難之事。但我們也不應過份強調這種系統下消息的多樣性。在蘇俄固然找不到一份贊同資本主義的報紙，在美國也同樣看不到贊成共產主義的報紙。
以金錢控制新聞與其說是種所有關係，不如說是種使用關係。因為大眾傳播媒介若非是免費供給大眾（如無線電、電視），便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售給大眾（如報紙）。每一份日報的成本，至少值兩份的售價，有時更高。入不敷出之部份便由廣告商補償，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也是以廣告費支持。現代新聞事業的主子因此是廣告人，事實上也就是廣告公司。由於廣告人及廣告公司都是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公司，它們顯然都不願看到反對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現於大眾媒介。它們往往利用廣告人向人們灌輸保守的思想。
大眾傳播媒介之內容，事實上逐漸淪為廣告的附帶節目。無線電或電視的節目、報刊的社論、新聞或專題報導，都是用來吸引最大可能數目的公眾，以便販賣廣告。廣告也因此構成資本主義式消息的原動力。賺錢是新聞事業的目標，正如其他私營企業一樣。為了達到最有效的宣傳，則必須吸引最大數目的讀者、觀眾或聽眾。因此也必須把包在廣告藥片外面的糖衣，製作得適合最多數人的口味。一連串的後果因此也產生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40-141。
資本家的文化侵略，加上網路遊戲的風行，成為宅男女虛幻國度的滿足，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寶可夢（Pokémon）形成的怪現象，風行全世界，這種虛擬白癡化的現象，是一警訊。
最後，雖然現代技術已使得一種真正的文化可能散播到全球各角落，但資本主義的傳播系統只會導致所謂大眾的「白癡化」，因為它把人們局限在一個智力很低的嬰兒世界。典型的作法是向顧客推銷各種浪漫式神話。於是國王、皇后、王子、公主以及其他半真不假的人物，便成為上選的題材。他們的服飾、住宅、一舉一動也成了半神話的故事，充斥於報刊雜誌、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之中。觀眾或讀者沉緬於這些半神話故事之中，都變成了大兒童。
電影、戲劇及各種娛樂性節目，也同樣可以造成這種「白癡化」的效果。通過這些方法，大眾被投入一個不真實、人工化、想像化的世界，也因此與現實世界的問題脫節。因此資本主義式的傳播系統無法培養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的策略，即資本家故意利用花邊新聞、愛情故事、皇族羅曼史、娛樂性節目及電影來麻醉羣眾，使他們忘記自己身受剝削，從而癱瘓他們的反抗意志。客觀地看，在自由政體之下的新聞機構，確有造成這一後果之趨向。但從主觀角度來看，這一趨向則不像是資本家刻意期望、製造的結果，而是他儘量滿足顧客需要的產物。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3。
資本發達的國家，會因應勞工成長和社會落差現象，制定所謂〝良心條款〞，這是資本主義走向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其主要在於維持資本企業的形象而得永續發展。
誠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偶而也會有某種特設的制度，旨在保障消息的真正獨立性，不受國家或資本家的干擾。例如「良心條款」（conscience clause），使新聞從業者可以拒絶寫作他們不以為然的東西，甚至事後要求報社提供可觀的賠償費。但實際上要引用這項條款卻不容易，而且新聞人員若求升遷，也最好避免引用此種條款。還有一些新聞從業者已為自己建立聲譽，而且使大眾對他感到需要。於是他們便處於一個有力的地位，可以任意發表文章。美國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便是個典型例子。其他還有別人。但在任何國家，這種人都不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5。
生活水準低落，知識水平不高，對外的資訊不足，封瑣消息外傳，是當權者的愚民手段，但是被奴隸者喪失生存基本條件會群起反抗，導入血腥戰鬥。
數千年來，權力鬪爭是在一個小圏子中進行，廣大的羣眾並無機會參與。由於生活水準低落，他們無法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因而無法認識、也無能力組織自己的力量。同時，由於當權者及其武裝部隊之嚴密監視，他們也不能有所行動。有些時期，在極其特殊之情況下，因為奴役、貧窮及壓迫的程度太大，羣眾會忍無可忍，衝進政治圏裏，像一羣笨拙的野獸，橫衝直闖，四處破壞，但卻無法有建設性之表現。這便是許多時期中奴隸叛變、農民暴動以及城市暴動之特質。特權階級則因心存恐懼，往往對這些暴動進行殘酷鎮壓，而這種鎮壓行動，又使得新的反叛企圖，在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內不再出現。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羣眾叛變的領袖史巴塔克斯（Spartacus，義大利奴隸，死於西元前71年）起事失敗時，便有6萬名奴隸在盧卡尼亞城（Lucania）被集體屠殺，其中有6千人被釘死在羅馬城南亞卑安大道（Appian Way）兩旁的十字架上。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7。
台灣有建國的理想派，須要的是戰略結合，不可用極端的排斥方式，亦不可用脫離現實環境，免而為之，運用時代環境，結合輿論來行動，就可以成事。
極端派由於只是偶而提供支援，本身對政府並無真正的影響力，並且在兩翼之中多少被孤立，因此自然有日愈極端化之傾向，其黨員因而有種疏離之感覺。英國工黨中的左派黨員或保守黨中的右派黨員則無此現象。中間黨派所操縱之政治，常帶有現實色彩而與理想、原則無涉，因為兩個中間黨派之理想、原則迥異，無法協調，因此也造成一種理想與現實分離之現象。理想的政策既然可貴而不可行，則只有束之高閣一途，甚至不求原則上之協調。這種情況也使得兩翼的極端派對中間黨派表示猜疑及不耻。但兩個極端派只有一個辦法對付這種情勢，即聯合起來與中間派聯合陣線對抗，因為後者只有在需要它們助陣時才拉攏它們，並未使它們獲得真正的影響力。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56-157。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民主不民主皆然，公民自覺運動的正確方向，須有高明的領袖來引導。
在高度開發社會中，人們仍舊可能為偽裝的現象所矇蔽，因為人們可能不能看透某些人的觀點，而大眾傳播媒介也常使用其他的偽裝方式，諸如添油加醋，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類。同時，偽裝本身並不只是一種蓄意的扯謊，而且多少也是一種自我欺騙或陶醉，即將自己不願面對的現實隱藏起來。在政治上尤其有許多人是故意瞌上眼睛，自欺欺人。偽裝很可能會逐漸減少或日愈技巧化，但完全自政治衝突之中消失的可能性則不大。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60。
政治鬥爭是進步還是退步，在於公民教育的成熟度，國家崩裂須有強人來重整，國家民主化則須全民來參與。台灣的國不成國，民主化的過程少了脫胎換骨，故成為和稀泥現象，現階段，以消滅KMT在台勢力為首要目標。
在民主政體中，直接衝突可能在任一層次上發生，而在集權政體中則只可能在較低層次發生，因為最高權力之爭奪，只能採間隔方式，使用陰謀詭計對掌權者施加影響力，而不能隨時更換之。有趣的是，就低階層的權力而言，在民主政體中，情形有時正好相反，因為低層的權力常交由一批專業化文官組成的行政機構來行使，而這些文官由於工作受到長期保障，當權者幾乎不可能解除他們的職務。因此，爭奪職位的直接鬪爭便不常發生。而上層政治領導人縱有更迭，其波及之範圍也十分有限。反之，在獨裁政體之中，君主可以自由選派及撤換所有大小官吏，因而這些職位反而成為直接衝突之對象，而且在範圍上十分廣闊。但因為獲得君主寵信的人無往而不利，故一旦改換親信，其影響常較大選更換政權更為深遠。
最後，應該注意的是，在民主政體中，權力的爭奪有一種週期性，在獨裁政體中則無。大選的作用便是定期地將整個國家變成競爭的對象。失敗者將整個政府的強制機構及執法機構，交與勝利者。勝利者本身遭遇敗績時，又將它們交給新的勝利者。大選因此自然成為決定性一戰發生的時刻。政治衝突因此也有一定的規律性，每4年或5年進入一段活動緊張時期，其他時間則趨緩和。獨裁政體便無這種張弛交替、而是一種不斷勾心鬪角的現象，其高潮之有無，全看某一時的情況而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61-162。
廣告是媒體生存的來源，若廣告量不足以支撐媒體，媒體會自動調整編輯，以合乎大眾口味。在台灣的媒體業，因長期受到KMT黨產眷養，內容偏頗失真，成為御用〝統媒〞；於民智開展，資訊透明的當下，國民黨報成為假報，因此各種報導，很難欺民、騙民，而廣告商亦反而成為附隨工具，不得不支持〝講真話〞的媒體。
一個英國人每天若看「電訊報」(Telegraph)、「衛報」(Guardian)及「太陽報」(Sun)這三種報紙，便可知道各方面不同的言論，從而建立自己的意見。這些報紙以及所有其他報紙，都同樣試圖向讀者灌輸自己的主張，而且手法也頗類似。但正由於它們之共存，結果沒有一種報紙可以達成這一目的。多元化現象使得它們不敢漫天撒謊。如果沒有人反駁，則真相不易獲得，於是也容易進行矇騙。如果隨時可能有不同意見出現，糾正錯誤，撒謊就很難了。在一個基於自由企業與自由競爭的傳播系統之下，隱瞞事實是非困難之事。但我們也不應過份強調這種系統下消息的多樣性。在蘇俄固然找不到一份贊同資本主義的報紙，在美國也同樣看不到贊成共產主義的報紙。
以金錢控制新聞與其說是種所有關係，不如說是種使用關係。因為大眾傳播媒介若非是免費供給大眾（如無線電、電視），便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售給大眾（如報紙）。每一份日報的成本，至少值兩份的售價，有時更高。入不敷出之部份便由廣告商補償，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也是以廣告費支持。現代新聞事業的主子因此是廣告人，事實上也就是廣告公司。由於廣告人及廣告公司都是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公司，它們顯然都不願看到反對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現於大眾媒介。它們往往利用廣告人向人們灌輸保守的思想。
大眾傳播媒介之內容，事實上逐漸淪為廣告的附帶節目。無線電或電視的節目、報刊的社論、新聞或專題報導，都是用來吸引最大可能數目的公眾，以便販賣廣告。廣告也因此構成資本主義式消息的原動力。賺錢是新聞事業的目標，正如其他私營企業一樣。為了達到最有效的宣傳，則必須吸引最大數目的讀者、觀眾或聽眾。因此也必須把包在廣告藥片外面的糖衣，製作得適合最多數人的口味。一連串的後果因此也產生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40-141。
資本家的文化侵略，加上網路遊戲的風行，成為宅男女虛幻國度的滿足，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寶可夢（Pokémon）形成的怪現象，風行全世界，這種虛擬白癡化的現象，是一警訊。
最後，雖然現代技術已使得一種真正的文化可能散播到全球各角落，但資本主義的傳播系統只會導致所謂大眾的「白癡化」，因為它把人們局限在一個智力很低的嬰兒世界。典型的作法是向顧客推銷各種浪漫式神話。於是國王、皇后、王子、公主以及其他半真不假的人物，便成為上選的題材。他們的服飾、住宅、一舉一動也成了半神話的故事，充斥於報刊雜誌、無線電及電視節目之中。觀眾或讀者沉緬於這些半神話故事之中，都變成了大兒童。
電影、戲劇及各種娛樂性節目，也同樣可以造成這種「白癡化」的效果。通過這些方法，大眾被投入一個不真實、人工化、想像化的世界，也因此與現實世界的問題脫節。因此資本主義式的傳播系統無法培養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的策略，即資本家故意利用花邊新聞、愛情故事、皇族羅曼史、娛樂性節目及電影來麻醉羣眾，使他們忘記自己身受剝削，從而癱瘓他們的反抗意志。客觀地看，在自由政體之下的新聞機構，確有造成這一後果之趨向。但從主觀角度來看，這一趨向則不像是資本家刻意期望、製造的結果，而是他儘量滿足顧客需要的產物。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3。
資本發達的國家，會因應勞工成長和社會落差現象，制定所謂〝良心條款〞，這是資本主義走向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其主要在於維持資本企業的形象而得永續發展。
誠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偶而也會有某種特設的制度，旨在保障消息的真正獨立性，不受國家或資本家的干擾。例如「良心條款」（conscience clause），使新聞從業者可以拒絶寫作他們不以為然的東西，甚至事後要求報社提供可觀的賠償費。但實際上要引用這項條款卻不容易，而且新聞人員若求升遷，也最好避免引用此種條款。還有一些新聞從業者已為自己建立聲譽，而且使大眾對他感到需要。於是他們便處於一個有力的地位，可以任意發表文章。美國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便是個典型例子。其他還有別人。但在任何國家，這種人都不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5。
生活水準低落，知識水平不高，對外的資訊不足，封瑣消息外傳，是當權者的愚民手段，但是被奴隸者喪失生存基本條件會群起反抗，導入血腥戰鬥。
數千年來，權力鬪爭是在一個小圏子中進行，廣大的羣眾並無機會參與。由於生活水準低落，他們無法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因而無法認識、也無能力組織自己的力量。同時，由於當權者及其武裝部隊之嚴密監視，他們也不能有所行動。有些時期，在極其特殊之情況下，因為奴役、貧窮及壓迫的程度太大，羣眾會忍無可忍，衝進政治圏裏，像一羣笨拙的野獸，橫衝直闖，四處破壞，但卻無法有建設性之表現。這便是許多時期中奴隸叛變、農民暴動以及城市暴動之特質。特權階級則因心存恐懼，往往對這些暴動進行殘酷鎮壓，而這種鎮壓行動，又使得新的反叛企圖，在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內不再出現。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羣眾叛變的領袖史巴塔克斯（Spartacus，義大利奴隸，死於西元前71年）起事失敗時，便有6萬名奴隸在盧卡尼亞城（Lucania）被集體屠殺，其中有6千人被釘死在羅馬城南亞卑安大道（Appian Way）兩旁的十字架上。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47。
台灣有建國的理想派，須要的是戰略結合，不可用極端的排斥方式，亦不可用脫離現實環境，免而為之，運用時代環境，結合輿論來行動，就可以成事。
極端派由於只是偶而提供支援，本身對政府並無真正的影響力，並且在兩翼之中多少被孤立，因此自然有日愈極端化之傾向，其黨員因而有種疏離之感覺。英國工黨中的左派黨員或保守黨中的右派黨員則無此現象。中間黨派所操縱之政治，常帶有現實色彩而與理想、原則無涉，因為兩個中間黨派之理想、原則迥異，無法協調，因此也造成一種理想與現實分離之現象。理想的政策既然可貴而不可行，則只有束之高閣一途，甚至不求原則上之協調。這種情況也使得兩翼的極端派對中間黨派表示猜疑及不耻。但兩個極端派只有一個辦法對付這種情勢，即聯合起來與中間派聯合陣線對抗，因為後者只有在需要它們助陣時才拉攏它們，並未使它們獲得真正的影響力。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56-157。
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民主不民主皆然，公民自覺運動的正確方向，須有高明的領袖來引導。
在高度開發社會中，人們仍舊可能為偽裝的現象所矇蔽，因為人們可能不能看透某些人的觀點，而大眾傳播媒介也常使用其他的偽裝方式，諸如添油加醋，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類。同時，偽裝本身並不只是一種蓄意的扯謊，而且多少也是一種自我欺騙或陶醉，即將自己不願面對的現實隱藏起來。在政治上尤其有許多人是故意瞌上眼睛，自欺欺人。偽裝很可能會逐漸減少或日愈技巧化，但完全自政治衝突之中消失的可能性則不大。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160。
政治鬥爭是進步還是退步，在於公民教育的成熟度，國家崩裂須有強人來重整，國家民主化則須全民來參與。台灣的國不成國，民主化的過程少了脫胎換骨，故成為和稀泥現象，現階段，以消滅KMT在台勢力為首要目標。
在民主政體中，直接衝突可能在任一層次上發生，而在集權政體中則只可能在較低層次發生，因為最高權力之爭奪，只能採間隔方式，使用陰謀詭計對掌權者施加影響力，而不能隨時更換之。有趣的是，就低階層的權力而言，在民主政體中，情形有時正好相反，因為低層的權力常交由一批專業化文官組成的行政機構來行使，而這些文官由於工作受到長期保障，當權者幾乎不可能解除他們的職務。因此，爭奪職位的直接鬪爭便不常發生。而上層政治領導人縱有更迭，其波及之範圍也十分有限。反之，在獨裁政體之中，君主可以自由選派及撤換所有大小官吏，因而這些職位反而成為直接衝突之對象，而且在範圍上十分廣闊。但因為獲得君主寵信的人無往而不利，故一旦改換親信，其影響常較大選更換政權更為深遠。
最後，應該注意的是，在民主政體中，權力的爭奪有一種週期性，在獨裁政體中則無。大選的作用便是定期地將整個國家變成競爭的對象。失敗者將整個政府的強制機構及執法機構，交與勝利者。勝利者本身遭遇敗績時，又將它們交給新的勝利者。大選因此自然成為決定性一戰發生的時刻。政治衝突因此也有一定的規律性，每4年或5年進入一段活動緊張時期，其他時間則趨緩和。獨裁政體便無這種張弛交替、而是一種不斷勾心鬪角的現象，其高潮之有無，全看某一時的情況而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形式”，《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161-162。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