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2016-09-14
第二次大戰之後，當時的蘇俄不撐腰，台灣成為美國的地盤。
台灣共產黨一直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從一九二八年的建黨到一九三一年的瓦解，在台灣社會裏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的活動。這種現象並不令人詫異，因為，台共本來就不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根本不可能以公開的活動來鼓舞風潮。台共的黨員，自始至終，都是採取化整為零的手法，附存於其他合法的政治團體，這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以及散佈各城市的工人組織。從表面上來看，台共並不具任何影響。然而，進一步深入觀察的話，就可發現台共成員在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台共的地位益形重要。這是因為右翼運動者陸續從文化協會退出，集結在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組織。這些右翼組織都傾向於體制內的合法改革，對於較為激進的鬥爭方式，全然摒棄不取。所以，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責任，自然而然就落在台共的身上。
長期旅居日本的政治運動領袖史明，便是第一位深入剖析台共興亡過程的史家。他突破一般人對於右翼運動的高度評價，而站在社會主義立場肯定台共的歷史地位。在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裏，史明特闢專章，對台共的政治、思想背景，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紛爭，並且對其最後終告覆亡的史實，都有詳細的討論。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2-13。
盧修一寫這本書，應該成為KMT的講師，不知為何要關他入牢。
《台灣共產黨史》，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是《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份論文，曾經由孫亞光譯成漢文，是國民黨法務部調查局授意的，並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出版，非常諷刺的是，調查局人員在翻譯這部論文時，盧修一正在坐國民黨的監牢。
盧修一是在一九八三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曾與史明有過接觸。事實上，盧修一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在資料與歷史解釋上，獲得史明的協助。因此，盧修一與史明之間的往來，大多是思想與學問的切磋。在戒嚴令當道的時代，任何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以及任何觸及台共歷史的研究，都是被視為「非法」的。
歷來中國與台灣的官方史觀，都企圖要把中國的抗日運動與台灣的抗日運動聯繫起來。這種歷史解釋的終極目標，便是要擦拭台灣社會的固有性格，並進一步虛構台灣與中國是屬於命運共同體。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4-15。
台灣共產黨一直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從一九二八年的建黨到一九三一年的瓦解，在台灣社會裏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的活動。這種現象並不令人詫異，因為，台共本來就不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根本不可能以公開的活動來鼓舞風潮。台共的黨員，自始至終，都是採取化整為零的手法，附存於其他合法的政治團體，這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以及散佈各城市的工人組織。從表面上來看，台共並不具任何影響。然而，進一步深入觀察的話，就可發現台共成員在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台共的地位益形重要。這是因為右翼運動者陸續從文化協會退出，集結在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組織。這些右翼組織都傾向於體制內的合法改革，對於較為激進的鬥爭方式，全然摒棄不取。所以，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責任，自然而然就落在台共的身上。
長期旅居日本的政治運動領袖史明，便是第一位深入剖析台共興亡過程的史家。他突破一般人對於右翼運動的高度評價，而站在社會主義立場肯定台共的歷史地位。在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裏，史明特闢專章，對台共的政治、思想背景，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紛爭，並且對其最後終告覆亡的史實，都有詳細的討論。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2-13。
盧修一寫這本書，應該成為KMT的講師，不知為何要關他入牢。
《台灣共產黨史》，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是《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份論文，曾經由孫亞光譯成漢文，是國民黨法務部調查局授意的，並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出版，非常諷刺的是，調查局人員在翻譯這部論文時，盧修一正在坐國民黨的監牢。
盧修一是在一九八三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曾與史明有過接觸。事實上，盧修一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在資料與歷史解釋上，獲得史明的協助。因此，盧修一與史明之間的往來，大多是思想與學問的切磋。在戒嚴令當道的時代，任何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以及任何觸及台共歷史的研究，都是被視為「非法」的。
歷來中國與台灣的官方史觀，都企圖要把中國的抗日運動與台灣的抗日運動聯繫起來。這種歷史解釋的終極目標，便是要擦拭台灣社會的固有性格，並進一步虛構台灣與中國是屬於命運共同體。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陳芳明序14-15。
日本要台灣成為供給日本物資的供應地，初期打壓、後期寬容，頗有建設。
西元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這一天，是日本統治台灣的開始(日本人後來訂這一天為「始政紀念日」並集會慶祝)，日本人在台灣連續實施了八個月的軍事統治，直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台灣總督府為止。同時在這一天，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了所謂「六三法案」。
六三法案給予台灣總督完全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使他掌握最高的權力，可以做任何決定，並以「律令」作為統治的依據，因此他所下的決定就是法律。
該法成為日本在台專制統治的法律依據，同時也是「台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這激起了台灣人發起所謂的「六三法案」撤廢運動。
「保甲」制度和警察也同樣進行政治控制。一八九八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警察制度的現代化，這是日本當局一項積極的革新計畫。在新的制度下，一般警察在經常性的職務以外負有相當多的新任務。他們控制了戶籍和居所的變更、賦稅以及徵兵等等。依據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當局在治安方面比在行政上加倍用心。
日警對待台灣人相當嚴厲，但是日警極為有效的控制力的確強化了殖民統治，我們可以說日警是日本統治力量的脊柱。這種警察制度延續到一九二o年秋季，才在第一個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任內獲得修正。但是警察的活動仍然遠超過法律的限制範圍，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情形始終如此。
在台灣人的眼中看來，日警就是所謂的「地下的總督府」。
日本的殖民策略目的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的後勤基地，因此重點放在使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能夠互相整合。換句話說，台灣經濟必須成為日本的附屬經濟，以幫助日本養育逐漸成長的工業人口。
台灣對日本輸出米和糖，相反地，日本將工業產品輸往台灣，而且由於形勢使然，台灣的農業部門必須購買日本的工業產品以及附隨的各種服務。在殖民化的前十年，只有百分之一的台灣輸入品來自日本，而輸出品近百分之十則送往日本。但是一旦殖民化之後，因為資本的投入和先進技術的引進，農業的生產有大幅度的成長。農業生產量的增加很明顯地是由於日本農產品缺乏的緣故，這同時也增加了台灣的輸出數量。台灣和日本之間經濟的快速躍進，我們可以從台灣經濟中兩種重要產品輸出量的變化獲得證明：這兩種產品是米和糖。事實上，這兩種產品估計占台灣農業輸出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每年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糖向外輸出，而實際上台灣所有米和糖的輸出幾乎都是銷往日本。即使從台灣輸出後的剩餘產品最後還是輸往日本，因為台灣產品的分配銷售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盧修一，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7-10。
要矮化台灣人，就必須給台灣較低級的日式教育，當時能留日、留學的台灣人，皆大多為地主之子女，這批放洋的菁英，到了KMT時代，大多被ROC幹掉。
一九二二年以後，台灣人雖然能夠進入高等教育的圈子，但仍受到許多限制，這樣的做法無法再確保日本人的統治地位。一九二五年籌備、一九二八年開學的台北帝國大學，本質上仍舊是為日本人設置的。高等專門學校也仍舊由日本人壟斷控制，台灣人獲准入校就讀的機會相當有限。這反映出一個與經濟方面相同的壟斷現象，即日本企業大資本家和日籍職員在企業中往往占據了特權的地位。
總括來說，日本人在台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並且普及了教育，但是日本教育的特徵在於維護其高階層的統治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日本人在各個層面都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數目是相當有限的，也難以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公司中工作。他們成為「高等遊民」的菁英份子，背負著知識份子的重擔，成為反殖民主義的先鋒。
總之，日本統治政策的重點在使台灣從中國分離，以便與日本整合成一體，最後的目標是使台灣在日本的權威統治下成為一個堡壘，以便滿足日本的經濟需求，並利用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一個中繼站。日本在政治上施行控制和壓制、在經濟上要求獨占性的臣屬、在文化上採取歧視態度等作為，都可以從這些目標得到解釋。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3-14。
西元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這一天，是日本統治台灣的開始(日本人後來訂這一天為「始政紀念日」並集會慶祝)，日本人在台灣連續實施了八個月的軍事統治，直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台灣總督府為止。同時在這一天，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了所謂「六三法案」。
六三法案給予台灣總督完全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使他掌握最高的權力，可以做任何決定，並以「律令」作為統治的依據，因此他所下的決定就是法律。
該法成為日本在台專制統治的法律依據，同時也是「台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這激起了台灣人發起所謂的「六三法案」撤廢運動。
「保甲」制度和警察也同樣進行政治控制。一八九八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警察制度的現代化，這是日本當局一項積極的革新計畫。在新的制度下，一般警察在經常性的職務以外負有相當多的新任務。他們控制了戶籍和居所的變更、賦稅以及徵兵等等。依據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當局在治安方面比在行政上加倍用心。
日警對待台灣人相當嚴厲，但是日警極為有效的控制力的確強化了殖民統治，我們可以說日警是日本統治力量的脊柱。這種警察制度延續到一九二o年秋季，才在第一個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任內獲得修正。但是警察的活動仍然遠超過法律的限制範圍，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情形始終如此。
在台灣人的眼中看來，日警就是所謂的「地下的總督府」。
日本的殖民策略目的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的後勤基地，因此重點放在使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能夠互相整合。換句話說，台灣經濟必須成為日本的附屬經濟，以幫助日本養育逐漸成長的工業人口。
台灣對日本輸出米和糖，相反地，日本將工業產品輸往台灣，而且由於形勢使然，台灣的農業部門必須購買日本的工業產品以及附隨的各種服務。在殖民化的前十年，只有百分之一的台灣輸入品來自日本，而輸出品近百分之十則送往日本。但是一旦殖民化之後，因為資本的投入和先進技術的引進，農業的生產有大幅度的成長。農業生產量的增加很明顯地是由於日本農產品缺乏的緣故，這同時也增加了台灣的輸出數量。台灣和日本之間經濟的快速躍進，我們可以從台灣經濟中兩種重要產品輸出量的變化獲得證明：這兩種產品是米和糖。事實上，這兩種產品估計占台灣農業輸出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每年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糖向外輸出，而實際上台灣所有米和糖的輸出幾乎都是銷往日本。即使從台灣輸出後的剩餘產品最後還是輸往日本，因為台灣產品的分配銷售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盧修一，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7-10。
要矮化台灣人，就必須給台灣較低級的日式教育，當時能留日、留學的台灣人，皆大多為地主之子女，這批放洋的菁英，到了KMT時代，大多被ROC幹掉。
一九二二年以後，台灣人雖然能夠進入高等教育的圈子，但仍受到許多限制，這樣的做法無法再確保日本人的統治地位。一九二五年籌備、一九二八年開學的台北帝國大學，本質上仍舊是為日本人設置的。高等專門學校也仍舊由日本人壟斷控制，台灣人獲准入校就讀的機會相當有限。這反映出一個與經濟方面相同的壟斷現象，即日本企業大資本家和日籍職員在企業中往往占據了特權的地位。
總括來說，日本人在台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並且普及了教育，但是日本教育的特徵在於維護其高階層的統治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日本人在各個層面都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數目是相當有限的，也難以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公司中工作。他們成為「高等遊民」的菁英份子，背負著知識份子的重擔，成為反殖民主義的先鋒。
總之，日本統治政策的重點在使台灣從中國分離，以便與日本整合成一體，最後的目標是使台灣在日本的權威統治下成為一個堡壘，以便滿足日本的經濟需求，並利用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一個中繼站。日本在政治上施行控制和壓制、在經濟上要求獨占性的臣屬、在文化上採取歧視態度等作為，都可以從這些目標得到解釋。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3-14。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