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21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人口壓力是否必然是戰爭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物競天擇，放到人類身上，有損人為萬物之靈的說法，如果人類只認識到叢林法則，不知智慧科技的突破，則嗜血的人性，當然會耗損地球的資源而自取滅亡之道。
很久以來，一些思想家便認為：人口壓力是大多數嚴重衝突之根本因素。一個古老的觀念是：在人口過剩的國家，必定經常發生暴烈的社會衝突、革命及戰爭。反之，在人口稀少的國家，政治衝突之性質便較溫和，統治者受到挑戰之機會較少，太平之世也較容易維持。古代的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Plato）便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政治暴亂。蒙泰恩（Montaigne）在其「論文集」(Essays)第二冊第二十三章中，用他那時代的醫學字眼提到戰爭，形容它是種「國家的放血現象」，即將過剩的青年人之血排除掉，以維護國家這一生物體之健全。這也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說法。許多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皆將當時的社會動亂，歸咎於人口之增加。例如胡登（Ulrich von Hutton）在1518年便寫道：「戰爭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使年青人離開國家，因而使人口減少」。佛蘭克（Sebastian Franck）在1538年又補充道：「若非借助於戰爭及死亡，我們都將離鄉背井，變成吉普賽人四處流浪。」到了18世紀，所謂人口壓力使得政治衝突惡化之說，更直接為馬爾撒斯的理論提供靈感。馬爾撒斯認為：人口增加若發生在貧窮階層之中，一方面將使他們更為貧困，另一方面也加深他們對富裕階層之忌妒，進而起來摧毀現有之社會秩序。
但這些人口壓力學說之缺點，在於過份簡化了問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未必是好戰的國家，否則荷蘭該是全歐洲最好戰的國家，因為它的人口密度最大。又如中國，雖然數千年來皆是人口過剩，但卻極愛好和平。而北美洲的印地安紅人，雖然散佈在廣濶之土地上，卻是彼此不斷發生戰爭。法國大革命除去人口過剩之外，尚有其他原因。此外，1905年及1917年的兩次俄國革命，都是在人口稀少的國度裏爆發，完全無法適用人口壓力之說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46-47。
生殖力是平衡人口增長或削減的自然因素，人類大可不必太擔心過多的人口會吃掉地球，而是貪婪的人性會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當然人類不必怕人口會太多，多少資源就能養多少人，耗損地球資源、浪費糧食、生活靡爛、貪慾不足，自然會有天災、瘟疫、生殖力不足、到極端的自相殘殺，或外來的磒石一擊，人類死光光。
在高度開發的工業國家中，不同之處有二。衛生環境之改善、豐富及營養均衡之飲食、以及醫藥之發達，減低了死亡率，但出生率也同時下降。由於目前尚不可知的生物學原因，營養不良及生理上嬴弱的人，當有旺盛之生殖力，而食物改進、體力增強之後，人的生殖力反有下降之勢，因此與常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此外，生活享受之提高以及教育之普及，加上個人主義之流行，也促使人們自動節制生育。結果低出生率配合低死亡率，同樣可以達到人口的穩定。人口縱有增加，也是十分緩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49。
哀兵必勝，窮國自強，寒帶貧地，掠奪性強，反而領有強大的軍力，會侵略南方富有土地，是否自由安定的生存是唯一值得捍護的財產？
在遠古社會，經濟對地理之依賴性很大，但隨著科技之進步，這種依賴性逐漸減小。有關自然資源的政治學說，與有關氣候的政治學說一樣，長久以來都是只涉及個人心理，而且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即一方面資源豐富似乎是權力的泉源，因而也是社會及政治發展之本錢；但另一方面，財富卻有腐蝕體力及膽量、造成麻木及退化之作用。
古代的人似乎偏愛後一種看法。例如，孟德斯鳩便認為：土壤肥沃及資源豐富容易導致奴役。資源匱乏反而促使一個民族獲得自由、免於外族之奴役。在富庶的國家裏，「佔全人口最多數的農村百姓，並不刻意維護自己的自由，因為他們終日為生活及工作而各自忙碌，無暇兼顧其他。富庶的地方只怕搶掠及軍人。」反之，在貧困的國家中，「自由是人們惟一值得捍衛的財產。」而且，「由於土地貧瘠，人們較為勤勞、理智，慣於吃苦，而且勇敢善戰。因為他們必須補償從土地所得不到的東西。而國家富庶所帶來之安全感，常造成一種懶惰及只求自保之心理。」這種將勤勞與民主連上關係的價值論斷，古代的思想家諸如凱圖（Cato），都已充份發揮過。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58。
現代人出國旅行，參觀各國的皇宮寺廟、各種景點，大多為過去歷史皇家獨裁的產物。文化、文明，於多元文化的現象已經不侷限在皇室或是極為豪華的建築。
絶大多數的西方思想家則認為，衝突的現象由於技術之進步而漸趨緩和，因為技術進步將逐漸改善資源不足的現象，後者也是衝突的主要原因。我們上文提過，人類一直是生存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而且需要量永遠超過供給量。所謂「低度開發」一詞似乎表示一種不尋常的情況，而「開發」則被認為是種正常現象，其實反過來說才對。在20世紀以前，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何處都是「低度開發」的社會，因為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保證滿足所有成員的基本需要：食、衣、住。今天此一情況不過僅僅開始有所改變而已。工業化社會多少已能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夠滿足人民的「次要」需求（如舒適、閒暇、文化）。但這種工業化社會只佔極少數，甚至不到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由於低度開發國家的人口增加率遠超過這些國家，其比例尚有日愈降低而非增高之趨勢。
資源不足通常導致不平等之現象，即少數特權階級享受到富足，大多數百姓則不能獲溫飽。往往一般人民愈貧窮，少數的統治階層愈是顯得奢侈豪華。在饑荒連年的國度裏，腦滿腸肥本身便是權力的象徵。百姓衣不蔽體時，特權階級是金衣玉褸。百姓擠在污濁的貧民窟甚至露天而睡時，富有者則興建金璧輝煌的宮殿。這種大多數羣眾生存在饑餓線上、少數人享受富裕、生活奢侈的情況，本質上便具有爆炸性。不平等造成強烈的敵對感。老百姓仇視特權階級，特權階級則恐懼老百姓。政治活動於是常採暴力形式。一方面是羣眾的暴力行為，因為他們心存反叛；另一方面是特權階級針對羣眾的暴力行為，目的在求保護自己。但在貧窮的社會中，似乎也唯有讓特權階級壓榨廣大羣眾，文明才可能發展。因為如果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求社會平等，則社會上所有的人勢須終日辛苦工作，以求苟延性命。因此，只有當一部份人享受必要的閒暇，因而加重其他人的工作負擔時，才可能有思想、藝術及文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77-78。
1979年出版的這本書，早就看到未來科技進步過度被開發會有極端的衝突，而向外展現國力或侵略會成為緩和國內不滿壓力的方式。
快速的開發則產生相反的後果。社會結構上極端的變革，往往使既存秩序顯得不自然。而且既然實際上已經發生變革，更證明變的可能性。結果，以往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又不公現象，現在便無法再為大家所接受。於是貧困的羣眾與少數特權階級之間的衝突便趨尖銳化。而且，高速開發往往摧毀了傳統的結構，使得許多人失去憑藉及所有。他們覺得在自己的社會裏反而成了外人，因而有種名符其實的「疏離」感。而傳統結構之破壞，也使人們更易感覺到貧窮及不公，也因而更易萌生反叛之心。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0。
國內的流浪遊民會越來越多，其原因在於生活步調無法跟得上現代科技腳步，而所得到的生活補貼，無法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當前因自我放逐的心理缺陷亦是原因之一。
在同一階段，傳統文明也因與現代科技術接觸而解體。由於技術文明之突然引進，以一種平衡的人際關係制度為基礎、經過千百年逐漸形成、而且往往有根深蒂固文化的社會，於是驟然發生崩潰。古老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古老的價值觀念也被否定，而且沒有新的價值及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取代之。狄倫（Germaine Tillon）在法文裏發明了一個非常傳神的字眼——「遊民化」（clochardisation），來形容這些社會所遭遇到的局面。它們真的都變成了一羣羣無家可歸的遊民與乞丐，一方面受到舊式社會的排斥，因為它們已不再能接受舊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也不容於新式的社會，因為它們在生活程度及文化上與新式社會仍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1。
人類的政治行為，並非可以簡單用馬克斯主義的化分成各種階級，而是彼此不斷交衝、互補的結果。流行文化也是某些族羣的遊戲，人性由虛榮產生的變化，充滿無常性質。
西方的理想主義往往只是掩護特殊物質利益的一道烟幕。但制度、文化、意識型態及價值系統也不只是社會經濟環境的副產物。相反的，它們不僅決定政治衝突的形式及範圍，而且更影響這種衝突之形成、惡化或緩和。在所有政治衝突之中皆存在著文化的因素，而且迄今我們所談過的所有因素，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文化因素。凡是有關個人能力、生存競爭、種族、人口壓力、地理環境或階級的看法或信仰，與這些物質因素之本身皆屬同樣重要，而這些物質因素本來又無法與文化孤立開來。除了極少數的沙漠成原始森林以外，地理環境都已經過人的改造；種族之別也是一歷史而非生物學的現象；宗教及信仰更影響人口之成長；心理學的對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某一社會在某時某地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往情形；個性（personality）之形成也取決於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地位(status)與角色(role)都是說明個人與其文化環境的某種關係；階級意識及對階級鬪爭之立場皆可加劇也可緩和實際的階級鬪爭；科技進步與文化更有密切的關連；階級與文化兩者也不可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83-84。
兩黨政治、多黨政治，依民主規則，亦含有虛偽欺民的作用，然於今日資訊發達的現況，會有誇大而難行的主張。
在兩黨制之下，兩個政黨常甚相像，其相似之原因也很容易找出。以今日的英國為例但撇開已不重要的自由黨不談：試問由誰決定保守黨或工黨贏得大選？顯然不是兩黨的忠貞信徒，因為這些人不論本黨的表現如何都會加以支持，而是大約一兩百萬張的遊離票，也就是那些政治立場介於兩黨之間，有時支持保守黨、有時支持工黨的選民。為了爭取這些人選票，保守黨必須洗刷自己的保守性格，工黨也須緩和自己社會主義的立場。兩黨皆必須擺出溫和引人的姿態，必須提出偏向中間立場的政策。因此在實質上兩黨便非常相似了。在此情況下，兩黨之衝突化為最小程度，所謂「兩大陣營」之說，便與事實不符了。
多黨制的效果正好相反。每一個政黨只有設法削弱立場最近似自己的敵對政黨勢力，才可能增加其在議會裏的席次。因此各黨便不惜儘量小題大作，避而不談與敵對政黨的主要相似處，而只強調彼此在細節上的不同。結果立場相近的政黨，彼此間的鴻溝反而加深了。主要的爭執雖未惡化，但也不如兩黨制有趨向緩和之現象，而是被掩蓋在小問題之後，因而多少造成政治活動的虛偽性質。在多黨制之下，政黨之間常須聯合行動但這種聯合只有增加局面之混亂，因為立場中間的政黨有時加入右政黨，有時加入左派政黨，態度並不穩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7。
台灣人的意識分析，不在於生命或生活的價值，而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各種尖銳化的衝突，有極大裂痕，統派或反台派，想依靠中國的赤化來坐享台灣利益，必然成為奴隸會死得很慘。
意識型態的另一功用是鼓吹一套價值系統。所有的社會都需以某種善惡是非之標準為基礎，而這些標準之界定便構成價值系統。這些界說本身是種信仰，因為善惡是非的觀念與經驗無關，而是基於信念及自的遵守，因此在本質上便是種意識型態。其實，所有的意識型態或多或少皆是種價值系統，即使那些自認為具有客觀性者亦然。並非所有的現象及所有的社會活動價值判斷之對象，但至少有許多都是。在某些類事務中，判斷的範圍及程度又較其他事務為廣為深，尤其是涉及宗教、家庭、兩性關係、以及政治之事務。從什麼是有益或有害、順眼或不順眼，到什麼是公平與不公平、好與壞的過程中，政治衝突的程度也逐漸加深而愈加難以協調。因此，意識型態常使各種衝突趨於尖銳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92-93。
台灣有多元化的婚姻存在，生活方式亦有高度的融合，是他國少有的現象，顯然台灣人對外來的文化較沒有排他，故和保守的所謂中華文化有所差異，是好的現象。
但以文化來界定民族，範圍最廣也最正確。這樣定義並未排除其他因素，反而包容而且充實了其他因素。各種社會現象在某一社會出現的成分及形式，基本上便構成了一個文化之特色，而這種成分及形式之差異，則決定於歷史經驗。這個界說同樣適合「民族」，也兼容了以上所舉各種不同的因素。因此，民族本質上是歷史的產物，正如心理分析學家所說。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5。
自由和不自由，和經濟並沒有很大的關係。唯自由度大的國家可以得到較為公平的民間企業發展空間，特權制的經濟方式，容易形成暴起暴落的風險，成為國家崩裂的主因。
形成強烈的對照，但若仔細加以觀察，則經濟發展的程度與「自由化」的大小，其間並無絶對的平行關係。這尤其可從波蘭與南斯拉夫的情形看出。這兩國在「自由化」之程度方面皆超過蘇俄，但在經濟及工業方面卻較蘇俄落後。此一反常現象似須以民族因素解釋之。原來波蘭與南斯拉夫皆有為自由而奮鬥之悠久傳統，無疑使兩個民族培養了對自由的需求感，而且兩國的政界人士泰半曾在西歐大學接受教育——尤其是在法國，因此多少受到自由思潮之薰陶。歐洲各國政黨制度在19、20兩世紀中的不同發展，是民族文化影響政治鬪爭的另一例子。下文我們會看到，每個國家正如一塊同樣的布料，結果因為特別的因素而繡上了不同的花紋。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7。
資本主義好？獨裁主義好？共產主義才好？依各國建國的歷史因素決定。然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人與人得到保障，而人民公民教育成熟度就成為國家安定的力量。
馬克斯主義者強調政治體制與生產制度之模式不可分，認為國家共有四種類型：古代的奴隸國家（slave state）、封建國家（feudal state）、資產主義國家（bourgeois state）、以及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每一類國家正好符合一種生產方式及財產所有制度。但在各類國家之下，又可分成若干「形式」，也就是若干政治體制。例如奴隸國家可再分成東方獨裁制（Oriental despotism）、暴君制、共和國、帝國四種；封建國家可分作領地制（seigniory）及中央集權王國制（centralized monarchy）；資產主義國家可分成西方民制及法西斯制；社會主義國家亦可分成蘇俄式及其他的所謂「人民民主國」式（people’s democracy以東歐各國為主—譯按）。因此，在同一種生產制度及財產所有模式之下，可以有不同的政治體制。這些不同的政體，也反映出同一種生產制度內部的差異。
試以中古的生產制度為例。因為是以原始的農業技術為基礎，所以造成地主與農奴之間的對立。大體而言，它也有先後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它出現於一種封鎖式的經濟，每一塊領地生產其居民生存所需的幾乎一切必需品，只有十分原始的商業或交易行為。與這種封建制度搭配的是一種權力極端分散的政體，政治權力由各封建領主所分享，彼此之間僅有鬆懈的層次地位之別。其後，由於交通及商業的進步，封閉式經濟為交易經濟所取代，各封建領主在地方的獨立地位逐漸沒落，於是才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王國。
同樣的，資產主義國家也因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內部之差異，而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流行之時，大地主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時資產主義國家往往是以法國路易菲力浦時代的議會王國形式出現。反之，當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受到工人運動的衝擊而動搖、使得社會主義的潮流有居上風之勢時，資產主義國家便常出現法西斯式的暴力及流血。因此，議會王國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擴張的初期，法西斯國家符合其衰微的階段，而以政治自由、多黨制度、及選舉競爭為基石的西方民主國家，則出現於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
很久以來，一些思想家便認為：人口壓力是大多數嚴重衝突之根本因素。一個古老的觀念是：在人口過剩的國家，必定經常發生暴烈的社會衝突、革命及戰爭。反之，在人口稀少的國家，政治衝突之性質便較溫和，統治者受到挑戰之機會較少，太平之世也較容易維持。古代的亞里斯多德及柏拉圖（Plato）便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政治暴亂。蒙泰恩（Montaigne）在其「論文集」(Essays)第二冊第二十三章中，用他那時代的醫學字眼提到戰爭，形容它是種「國家的放血現象」，即將過剩的青年人之血排除掉，以維護國家這一生物體之健全。這也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說法。許多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皆將當時的社會動亂，歸咎於人口之增加。例如胡登（Ulrich von Hutton）在1518年便寫道：「戰爭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使年青人離開國家，因而使人口減少」。佛蘭克（Sebastian Franck）在1538年又補充道：「若非借助於戰爭及死亡，我們都將離鄉背井，變成吉普賽人四處流浪。」到了18世紀，所謂人口壓力使得政治衝突惡化之說，更直接為馬爾撒斯的理論提供靈感。馬爾撒斯認為：人口增加若發生在貧窮階層之中，一方面將使他們更為貧困，另一方面也加深他們對富裕階層之忌妒，進而起來摧毀現有之社會秩序。
但這些人口壓力學說之缺點，在於過份簡化了問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未必是好戰的國家，否則荷蘭該是全歐洲最好戰的國家，因為它的人口密度最大。又如中國，雖然數千年來皆是人口過剩，但卻極愛好和平。而北美洲的印地安紅人，雖然散佈在廣濶之土地上，卻是彼此不斷發生戰爭。法國大革命除去人口過剩之外，尚有其他原因。此外，1905年及1917年的兩次俄國革命，都是在人口稀少的國度裏爆發，完全無法適用人口壓力之說法。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46-47。
生殖力是平衡人口增長或削減的自然因素，人類大可不必太擔心過多的人口會吃掉地球，而是貪婪的人性會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當然人類不必怕人口會太多，多少資源就能養多少人，耗損地球資源、浪費糧食、生活靡爛、貪慾不足，自然會有天災、瘟疫、生殖力不足、到極端的自相殘殺，或外來的磒石一擊，人類死光光。
在高度開發的工業國家中，不同之處有二。衛生環境之改善、豐富及營養均衡之飲食、以及醫藥之發達，減低了死亡率，但出生率也同時下降。由於目前尚不可知的生物學原因，營養不良及生理上嬴弱的人，當有旺盛之生殖力，而食物改進、體力增強之後，人的生殖力反有下降之勢，因此與常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此外，生活享受之提高以及教育之普及，加上個人主義之流行，也促使人們自動節制生育。結果低出生率配合低死亡率，同樣可以達到人口的穩定。人口縱有增加，也是十分緩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49。
哀兵必勝，窮國自強，寒帶貧地，掠奪性強，反而領有強大的軍力，會侵略南方富有土地，是否自由安定的生存是唯一值得捍護的財產？
在遠古社會，經濟對地理之依賴性很大，但隨著科技之進步，這種依賴性逐漸減小。有關自然資源的政治學說，與有關氣候的政治學說一樣，長久以來都是只涉及個人心理，而且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即一方面資源豐富似乎是權力的泉源，因而也是社會及政治發展之本錢；但另一方面，財富卻有腐蝕體力及膽量、造成麻木及退化之作用。
古代的人似乎偏愛後一種看法。例如，孟德斯鳩便認為：土壤肥沃及資源豐富容易導致奴役。資源匱乏反而促使一個民族獲得自由、免於外族之奴役。在富庶的國家裏，「佔全人口最多數的農村百姓，並不刻意維護自己的自由，因為他們終日為生活及工作而各自忙碌，無暇兼顧其他。富庶的地方只怕搶掠及軍人。」反之，在貧困的國家中，「自由是人們惟一值得捍衛的財產。」而且，「由於土地貧瘠，人們較為勤勞、理智，慣於吃苦，而且勇敢善戰。因為他們必須補償從土地所得不到的東西。而國家富庶所帶來之安全感，常造成一種懶惰及只求自保之心理。」這種將勤勞與民主連上關係的價值論斷，古代的思想家諸如凱圖（Cato），都已充份發揮過。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58。
現代人出國旅行，參觀各國的皇宮寺廟、各種景點，大多為過去歷史皇家獨裁的產物。文化、文明，於多元文化的現象已經不侷限在皇室或是極為豪華的建築。
絶大多數的西方思想家則認為，衝突的現象由於技術之進步而漸趨緩和，因為技術進步將逐漸改善資源不足的現象，後者也是衝突的主要原因。我們上文提過，人類一直是生存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而且需要量永遠超過供給量。所謂「低度開發」一詞似乎表示一種不尋常的情況，而「開發」則被認為是種正常現象，其實反過來說才對。在20世紀以前，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何處都是「低度開發」的社會，因為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保證滿足所有成員的基本需要：食、衣、住。今天此一情況不過僅僅開始有所改變而已。工業化社會多少已能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夠滿足人民的「次要」需求（如舒適、閒暇、文化）。但這種工業化社會只佔極少數，甚至不到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由於低度開發國家的人口增加率遠超過這些國家，其比例尚有日愈降低而非增高之趨勢。
資源不足通常導致不平等之現象，即少數特權階級享受到富足，大多數百姓則不能獲溫飽。往往一般人民愈貧窮，少數的統治階層愈是顯得奢侈豪華。在饑荒連年的國度裏，腦滿腸肥本身便是權力的象徵。百姓衣不蔽體時，特權階級是金衣玉褸。百姓擠在污濁的貧民窟甚至露天而睡時，富有者則興建金璧輝煌的宮殿。這種大多數羣眾生存在饑餓線上、少數人享受富裕、生活奢侈的情況，本質上便具有爆炸性。不平等造成強烈的敵對感。老百姓仇視特權階級，特權階級則恐懼老百姓。政治活動於是常採暴力形式。一方面是羣眾的暴力行為，因為他們心存反叛；另一方面是特權階級針對羣眾的暴力行為，目的在求保護自己。但在貧窮的社會中，似乎也唯有讓特權階級壓榨廣大羣眾，文明才可能發展。因為如果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求社會平等，則社會上所有的人勢須終日辛苦工作，以求苟延性命。因此，只有當一部份人享受必要的閒暇，因而加重其他人的工作負擔時，才可能有思想、藝術及文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77-78。
1979年出版的這本書，早就看到未來科技進步過度被開發會有極端的衝突，而向外展現國力或侵略會成為緩和國內不滿壓力的方式。
快速的開發則產生相反的後果。社會結構上極端的變革，往往使既存秩序顯得不自然。而且既然實際上已經發生變革，更證明變的可能性。結果，以往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又不公現象，現在便無法再為大家所接受。於是貧困的羣眾與少數特權階級之間的衝突便趨尖銳化。而且，高速開發往往摧毀了傳統的結構，使得許多人失去憑藉及所有。他們覺得在自己的社會裏反而成了外人，因而有種名符其實的「疏離」感。而傳統結構之破壞，也使人們更易感覺到貧窮及不公，也因而更易萌生反叛之心。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0。
國內的流浪遊民會越來越多，其原因在於生活步調無法跟得上現代科技腳步，而所得到的生活補貼，無法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當前因自我放逐的心理缺陷亦是原因之一。
在同一階段，傳統文明也因與現代科技術接觸而解體。由於技術文明之突然引進，以一種平衡的人際關係制度為基礎、經過千百年逐漸形成、而且往往有根深蒂固文化的社會，於是驟然發生崩潰。古老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古老的價值觀念也被否定，而且沒有新的價值及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取代之。狄倫（Germaine Tillon）在法文裏發明了一個非常傳神的字眼——「遊民化」（clochardisation），來形容這些社會所遭遇到的局面。它們真的都變成了一羣羣無家可歸的遊民與乞丐，一方面受到舊式社會的排斥，因為它們已不再能接受舊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也不容於新式的社會，因為它們在生活程度及文化上與新式社會仍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1。
人類的政治行為，並非可以簡單用馬克斯主義的化分成各種階級，而是彼此不斷交衝、互補的結果。流行文化也是某些族羣的遊戲，人性由虛榮產生的變化，充滿無常性質。
西方的理想主義往往只是掩護特殊物質利益的一道烟幕。但制度、文化、意識型態及價值系統也不只是社會經濟環境的副產物。相反的，它們不僅決定政治衝突的形式及範圍，而且更影響這種衝突之形成、惡化或緩和。在所有政治衝突之中皆存在著文化的因素，而且迄今我們所談過的所有因素，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文化因素。凡是有關個人能力、生存競爭、種族、人口壓力、地理環境或階級的看法或信仰，與這些物質因素之本身皆屬同樣重要，而這些物質因素本來又無法與文化孤立開來。除了極少數的沙漠成原始森林以外，地理環境都已經過人的改造；種族之別也是一歷史而非生物學的現象；宗教及信仰更影響人口之成長；心理學的對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某一社會在某時某地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往情形；個性（personality）之形成也取決於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地位(status)與角色(role)都是說明個人與其文化環境的某種關係；階級意識及對階級鬪爭之立場皆可加劇也可緩和實際的階級鬪爭；科技進步與文化更有密切的關連；階級與文化兩者也不可分。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83-84。
兩黨政治、多黨政治，依民主規則，亦含有虛偽欺民的作用，然於今日資訊發達的現況，會有誇大而難行的主張。
在兩黨制之下，兩個政黨常甚相像，其相似之原因也很容易找出。以今日的英國為例但撇開已不重要的自由黨不談：試問由誰決定保守黨或工黨贏得大選？顯然不是兩黨的忠貞信徒，因為這些人不論本黨的表現如何都會加以支持，而是大約一兩百萬張的遊離票，也就是那些政治立場介於兩黨之間，有時支持保守黨、有時支持工黨的選民。為了爭取這些人選票，保守黨必須洗刷自己的保守性格，工黨也須緩和自己社會主義的立場。兩黨皆必須擺出溫和引人的姿態，必須提出偏向中間立場的政策。因此在實質上兩黨便非常相似了。在此情況下，兩黨之衝突化為最小程度，所謂「兩大陣營」之說，便與事實不符了。
多黨制的效果正好相反。每一個政黨只有設法削弱立場最近似自己的敵對政黨勢力，才可能增加其在議會裏的席次。因此各黨便不惜儘量小題大作，避而不談與敵對政黨的主要相似處，而只強調彼此在細節上的不同。結果立場相近的政黨，彼此間的鴻溝反而加深了。主要的爭執雖未惡化，但也不如兩黨制有趨向緩和之現象，而是被掩蓋在小問題之後，因而多少造成政治活動的虛偽性質。在多黨制之下，政黨之間常須聯合行動但這種聯合只有增加局面之混亂，因為立場中間的政黨有時加入右政黨，有時加入左派政黨，態度並不穩定。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87。
台灣人的意識分析，不在於生命或生活的價值，而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各種尖銳化的衝突，有極大裂痕，統派或反台派，想依靠中國的赤化來坐享台灣利益，必然成為奴隸會死得很慘。
意識型態的另一功用是鼓吹一套價值系統。所有的社會都需以某種善惡是非之標準為基礎，而這些標準之界定便構成價值系統。這些界說本身是種信仰，因為善惡是非的觀念與經驗無關，而是基於信念及自的遵守，因此在本質上便是種意識型態。其實，所有的意識型態或多或少皆是種價值系統，即使那些自認為具有客觀性者亦然。並非所有的現象及所有的社會活動價值判斷之對象，但至少有許多都是。在某些類事務中，判斷的範圍及程度又較其他事務為廣為深，尤其是涉及宗教、家庭、兩性關係、以及政治之事務。從什麼是有益或有害、順眼或不順眼，到什麼是公平與不公平、好與壞的過程中，政治衝突的程度也逐漸加深而愈加難以協調。因此，意識型態常使各種衝突趨於尖銳化。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p.92-93。
台灣有多元化的婚姻存在，生活方式亦有高度的融合，是他國少有的現象，顯然台灣人對外來的文化較沒有排他，故和保守的所謂中華文化有所差異，是好的現象。
但以文化來界定民族，範圍最廣也最正確。這樣定義並未排除其他因素，反而包容而且充實了其他因素。各種社會現象在某一社會出現的成分及形式，基本上便構成了一個文化之特色，而這種成分及形式之差異，則決定於歷史經驗。這個界說同樣適合「民族」，也兼容了以上所舉各種不同的因素。因此，民族本質上是歷史的產物，正如心理分析學家所說。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5。
自由和不自由，和經濟並沒有很大的關係。唯自由度大的國家可以得到較為公平的民間企業發展空間，特權制的經濟方式，容易形成暴起暴落的風險，成為國家崩裂的主因。
形成強烈的對照，但若仔細加以觀察，則經濟發展的程度與「自由化」的大小，其間並無絶對的平行關係。這尤其可從波蘭與南斯拉夫的情形看出。這兩國在「自由化」之程度方面皆超過蘇俄，但在經濟及工業方面卻較蘇俄落後。此一反常現象似須以民族因素解釋之。原來波蘭與南斯拉夫皆有為自由而奮鬥之悠久傳統，無疑使兩個民族培養了對自由的需求感，而且兩國的政界人士泰半曾在西歐大學接受教育——尤其是在法國，因此多少受到自由思潮之薰陶。歐洲各國政黨制度在19、20兩世紀中的不同發展，是民族文化影響政治鬪爭的另一例子。下文我們會看到，每個國家正如一塊同樣的布料，結果因為特別的因素而繡上了不同的花紋。
莫里斯.杜瓦傑/著，張保民/譯，1979，”衝突之因素”，《政治之解析》，長橋，台北市，p.97。
資本主義好？獨裁主義好？共產主義才好？依各國建國的歷史因素決定。然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人與人得到保障，而人民公民教育成熟度就成為國家安定的力量。
馬克斯主義者強調政治體制與生產制度之模式不可分，認為國家共有四種類型：古代的奴隸國家（slave state）、封建國家（feudal state）、資產主義國家（bourgeois state）、以及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每一類國家正好符合一種生產方式及財產所有制度。但在各類國家之下，又可分成若干「形式」，也就是若干政治體制。例如奴隸國家可再分成東方獨裁制（Oriental despotism）、暴君制、共和國、帝國四種；封建國家可分作領地制（seigniory）及中央集權王國制（centralized monarchy）；資產主義國家可分成西方民制及法西斯制；社會主義國家亦可分成蘇俄式及其他的所謂「人民民主國」式（people’s democracy以東歐各國為主—譯按）。因此，在同一種生產制度及財產所有模式之下，可以有不同的政治體制。這些不同的政體，也反映出同一種生產制度內部的差異。
試以中古的生產制度為例。因為是以原始的農業技術為基礎，所以造成地主與農奴之間的對立。大體而言，它也有先後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它出現於一種封鎖式的經濟，每一塊領地生產其居民生存所需的幾乎一切必需品，只有十分原始的商業或交易行為。與這種封建制度搭配的是一種權力極端分散的政體，政治權力由各封建領主所分享，彼此之間僅有鬆懈的層次地位之別。其後，由於交通及商業的進步，封閉式經濟為交易經濟所取代，各封建領主在地方的獨立地位逐漸沒落，於是才出現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王國。
同樣的，資產主義國家也因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內部之差異，而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流行之時，大地主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時資產主義國家往往是以法國路易菲力浦時代的議會王國形式出現。反之，當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開始受到工人運動的衝擊而動搖、使得社會主義的潮流有居上風之勢時，資產主義國家便常出現法西斯式的暴力及流血。因此，議會王國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擴張的初期，法西斯國家符合其衰微的階段，而以政治自由、多黨制度、及選舉競爭為基石的西方民主國家，則出現於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
（未完待續，撰於2016/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