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9-19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當時的中國要台灣獨立，後來因為開羅宣言的假消息，加上ROC自稱為China的代表，才…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曾經推動多種不同的抗日形式。這些抵抗運動觸及到台灣前途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考慮到下面三種可能性：
1. 繼續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向自治的目標演進；
2. 回歸中國
3. 爭取獨立
第一項考慮是承認日本的統治，在合法的範圍內推動政治運動以實現自治的目標，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都依循了這個路線，但是，這些活動都暗含有台灣回歸中國的趨向。後兩項考慮則完全拒斥了殖民地政權，有時候他們的主張也相互混淆，認為台灣獨立是回歸中國的初步階段。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兩個表示台共基本方面的口號，造成各人解釋上的分歧。某些人認為這兩個口號如果與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口號相比較，是對台灣前途的一項清楚而明確的聲明；相反地，有人認為「獨立」這個名詞意指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及台共反對回歸到國民黨反動政權控制下的中國。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中共的黨領袖總是將台灣人民視為一個「民族」，並且承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弱小民族」的鬥爭行動，這個鬥爭與中國的革命並不相同，而且具有潛在的獨立自主權。
有關中共支持台灣獨立的最重要資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史諾(E.Snow)的一段話。毛在談話中，談到收復失土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任務在於收復所有的失土，而並非僅在長城這一邊保衛我們的主權，這就是我們應該收回滿州。可是，這裡並沒有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在內。但是當我們收復中國失土、重新獲得獨立後，如果朝鮮人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熱烈幫助他們的獨立鬥爭行動。同樣的，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台灣。
獨立之路，這一點意義極為重大。然而，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中共的立場已有所改變，當時開羅宣言公開宣佈，台灣以及其他的土地將歸還中國。從這個重要的日子開始，中共開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拒絕台灣人的獨立自主權。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共特別強調台灣的解放問題，並且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0-161。
農民容易被利用，政客就是喜歡操弄農民當炮灰，不論農民如何成為建國功臣，到頭來皆為政客所殺害，全民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教育才是重點。
一九二六年中期，當各地農民組合以「台灣農民組合」名義組成一聯盟組織時，民族主義的分裂正迫在眉睫。因為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迅速地發展開來，這一點和其他台灣人組織大不相同。農民組合依循日本的行動模式放棄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勵農民大眾示威之外，並採取激進的行動。他們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並和階級鬥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到了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已達兩萬五千名，共有二十六個支部、四個區域性支部聯合組織。鑒於農組這樣的成長情形，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經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77-178。
一九三一年年初，農組中央委員會在嘉義竹崎召開秘密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竹崎會議」，由於農組中台共分子的努力，大會採用了「支持台共」的決議。農組自此成為台共的一個外圍組織。
然而，關於文化協會的解散問題謝雪紅和農組領袖早有歧異，一九三o年十月松山會議期間，激進年輕黨員的不滿削弱了謝雪紅的領導權威。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2。
勞工階級成為農民階段的領導幹部，中共利用以工農起家，工人成生產管理幹部，而農民卻再度成為農奴。
至於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共尋求「由上層聯合」和「由下層鬥爭」的策略。換句話說，為了共同的鬥爭行動應組織一個委員會結合成總聯盟，同時派遣黨工進入工友總聯盟內部，爭取工人羣眾。由於黨員數目仍屬有限，且多任文協和農組職務，因此，要在敵對陣營內建立領導地位實屬幻想。此外，雖然民眾黨和工友總聯盟也強調聯合陣線的重要性，但就整體來說，其結果似乎一無所成。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7。
日本殖民台灣，逐漸把台灣人皇民化，對於人民的請願，採寬容的態度，給台灣人感覺到，漸漸與日本人平等的感覺。
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對日本人進行許多不同形式的抵抗活動，初期二十年的武裝抵抗失敗之後，抵抗運動改採一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出現，並由知識分子來領導。這些知識分子受到民主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受到自決思想的鼓舞。這批抵抗運動者均曾提出台灣解放與中國革命之關係的問題。台灣人的抵抗行動應該隸屬於中國革命之下，等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來收復台灣呢？或者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應該採用與半殖民地中國不同的革命策略，以瓦解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自從一九一四年同化會成立開始，經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為止，它勾繪出一條接受日本統治並自我拘限於合法範圍內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是在全島未來自治的展望下，以改革殖民政策和改善台灣人地位為目標，是反抗異族殖民統治所遵循的第一條路線。
只有在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這個時候，另一條路才明確地標示出來。從一九二七年的文化協會分裂開始，台灣人的解放運動開始出現階級運動和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對立，並衍生一個新的趨勢，想藉革命行動推翻日本人的統治。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屬於這第二條路線。
盧修一，2006，” 結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5-196。
現代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共那一套大行其道，亦懂得如何與民主大國打交道，化妝演出種種，軟化身段，很得某些國家的歡心，台灣美國家族阿九，扮演中共行銷的推手，直接把台灣給賣了。
我們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事實的存在，對諸君而言，是要指示其重要性，是為了要迅速確定的獲得戰勝的果實。諸君這種消極的表現以及被機會主義的毒素所限制住的心態，全是因為沒有清楚的意識到指導集體的革命鬥爭，擁有組織力量的人只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士人階級和農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台灣的榨取階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也只有共產主義者。所以，台灣的共產主義者有可能在消極中開始被分化解放。若非因此，這項任務的解決不會成為不可能，台灣革命運動也不會延遲吧。特別是現在，上至國際情勢，下至台灣島內的革命運動之條件看來，這種消極性是不會被允許的。就實際而言，現在國際帝國主義一切的矛盾，因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而越來越惡化，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鬥爭，也覺得越來越激烈。因此，對新帝國主義之戰的釀成爆發是無可避免之事。
國際資產階級在遭遇此經濟危機時，變得更加殘暴，進行殘酷的鬥爭，圖謀殖民地以及勢力範圍的奪取。照此事實進行，對全世界的政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而在各國勞苦群眾的面前背負了新的重大任務。
在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為了要從此經濟危機中逃脫，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施加壓力，幾千萬的工人群眾被棄置置於街頭，因流浪和飢餓而痛苦掙扎。伴隨而來的，失業工人的人數最近空前增加，勞資雙方之間的矛盾，在各方面也顯得越來越複雜。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219-220。
台灣於國共會談開始之後，阿九已經被綁架，不得不ECFA一番，故到時候，台灣人民一翻兩瞪眼，事情大條。
在爭取群眾鬥爭方面，恐怕諸君非採取最大的積極態度不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非常的強暴手段，諸君要利用此激發群眾的怨恨，擴大勞苦群眾的鬥爭，對此帝國主義的壓迫，非加反對不可。諸君，要利用勞資間、兵士和長官間、農民在土地上的一切衝突，組織群眾，非反對階級敵人不可。在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上，要爭取勞苦群眾歸向自己，而且非把鬥爭往高層度的形式推進不可。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222。
後言：
帶賽、帶衰的阿九，成為台灣人的厄夢。
救出阿扁、回歸人權法治，台灣才會有希望，到Holy Mountain走走，亦可解解悶氣！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曾經推動多種不同的抗日形式。這些抵抗運動觸及到台灣前途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考慮到下面三種可能性：
1. 繼續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向自治的目標演進；
2. 回歸中國
3. 爭取獨立
第一項考慮是承認日本的統治，在合法的範圍內推動政治運動以實現自治的目標，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都依循了這個路線，但是，這些活動都暗含有台灣回歸中國的趨向。後兩項考慮則完全拒斥了殖民地政權，有時候他們的主張也相互混淆，認為台灣獨立是回歸中國的初步階段。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兩個表示台共基本方面的口號，造成各人解釋上的分歧。某些人認為這兩個口號如果與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口號相比較，是對台灣前途的一項清楚而明確的聲明；相反地，有人認為「獨立」這個名詞意指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及台共反對回歸到國民黨反動政權控制下的中國。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中共的黨領袖總是將台灣人民視為一個「民族」，並且承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弱小民族」的鬥爭行動，這個鬥爭與中國的革命並不相同，而且具有潛在的獨立自主權。
有關中共支持台灣獨立的最重要資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史諾(E.Snow)的一段話。毛在談話中，談到收復失土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任務在於收復所有的失土，而並非僅在長城這一邊保衛我們的主權，這就是我們應該收回滿州。可是，這裡並沒有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在內。但是當我們收復中國失土、重新獲得獨立後，如果朝鮮人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熱烈幫助他們的獨立鬥爭行動。同樣的，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台灣。
獨立之路，這一點意義極為重大。然而，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中共的立場已有所改變，當時開羅宣言公開宣佈，台灣以及其他的土地將歸還中國。從這個重要的日子開始，中共開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拒絕台灣人的獨立自主權。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共特別強調台灣的解放問題，並且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0-161。
農民容易被利用，政客就是喜歡操弄農民當炮灰，不論農民如何成為建國功臣，到頭來皆為政客所殺害，全民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教育才是重點。
一九二六年中期，當各地農民組合以「台灣農民組合」名義組成一聯盟組織時，民族主義的分裂正迫在眉睫。因為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迅速地發展開來，這一點和其他台灣人組織大不相同。農民組合依循日本的行動模式放棄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勵農民大眾示威之外，並採取激進的行動。他們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並和階級鬥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到了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已達兩萬五千名，共有二十六個支部、四個區域性支部聯合組織。鑒於農組這樣的成長情形，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經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77-178。
一九三一年年初，農組中央委員會在嘉義竹崎召開秘密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竹崎會議」，由於農組中台共分子的努力，大會採用了「支持台共」的決議。農組自此成為台共的一個外圍組織。
然而，關於文化協會的解散問題謝雪紅和農組領袖早有歧異，一九三o年十月松山會議期間，激進年輕黨員的不滿削弱了謝雪紅的領導權威。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2。
勞工階級成為農民階段的領導幹部，中共利用以工農起家，工人成生產管理幹部，而農民卻再度成為農奴。
至於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共尋求「由上層聯合」和「由下層鬥爭」的策略。換句話說，為了共同的鬥爭行動應組織一個委員會結合成總聯盟，同時派遣黨工進入工友總聯盟內部，爭取工人羣眾。由於黨員數目仍屬有限，且多任文協和農組職務，因此，要在敵對陣營內建立領導地位實屬幻想。此外，雖然民眾黨和工友總聯盟也強調聯合陣線的重要性，但就整體來說，其結果似乎一無所成。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7。
日本殖民台灣，逐漸把台灣人皇民化，對於人民的請願，採寬容的態度，給台灣人感覺到，漸漸與日本人平等的感覺。
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對日本人進行許多不同形式的抵抗活動，初期二十年的武裝抵抗失敗之後，抵抗運動改採一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出現，並由知識分子來領導。這些知識分子受到民主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受到自決思想的鼓舞。這批抵抗運動者均曾提出台灣解放與中國革命之關係的問題。台灣人的抵抗行動應該隸屬於中國革命之下，等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來收復台灣呢？或者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應該採用與半殖民地中國不同的革命策略，以瓦解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自從一九一四年同化會成立開始，經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為止，它勾繪出一條接受日本統治並自我拘限於合法範圍內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是在全島未來自治的展望下，以改革殖民政策和改善台灣人地位為目標，是反抗異族殖民統治所遵循的第一條路線。
只有在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這個時候，另一條路才明確地標示出來。從一九二七年的文化協會分裂開始，台灣人的解放運動開始出現階級運動和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對立，並衍生一個新的趨勢，想藉革命行動推翻日本人的統治。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屬於這第二條路線。
盧修一，2006，” 結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5-196。
現代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共那一套大行其道，亦懂得如何與民主大國打交道，化妝演出種種，軟化身段，很得某些國家的歡心，台灣美國家族阿九，扮演中共行銷的推手，直接把台灣給賣了。
我們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事實的存在，對諸君而言，是要指示其重要性，是為了要迅速確定的獲得戰勝的果實。諸君這種消極的表現以及被機會主義的毒素所限制住的心態，全是因為沒有清楚的意識到指導集體的革命鬥爭，擁有組織力量的人只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士人階級和農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台灣的榨取階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也只有共產主義者。所以，台灣的共產主義者有可能在消極中開始被分化解放。若非因此，這項任務的解決不會成為不可能，台灣革命運動也不會延遲吧。特別是現在，上至國際情勢，下至台灣島內的革命運動之條件看來，這種消極性是不會被允許的。就實際而言，現在國際帝國主義一切的矛盾，因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而越來越惡化，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鬥爭，也覺得越來越激烈。因此，對新帝國主義之戰的釀成爆發是無可避免之事。
國際資產階級在遭遇此經濟危機時，變得更加殘暴，進行殘酷的鬥爭，圖謀殖民地以及勢力範圍的奪取。照此事實進行，對全世界的政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而在各國勞苦群眾的面前背負了新的重大任務。
在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為了要從此經濟危機中逃脫，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施加壓力，幾千萬的工人群眾被棄置置於街頭，因流浪和飢餓而痛苦掙扎。伴隨而來的，失業工人的人數最近空前增加，勞資雙方之間的矛盾，在各方面也顯得越來越複雜。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219-220。
台灣於國共會談開始之後，阿九已經被綁架，不得不ECFA一番，故到時候，台灣人民一翻兩瞪眼，事情大條。
在爭取群眾鬥爭方面，恐怕諸君非採取最大的積極態度不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非常的強暴手段，諸君要利用此激發群眾的怨恨，擴大勞苦群眾的鬥爭，對此帝國主義的壓迫，非加反對不可。諸君，要利用勞資間、兵士和長官間、農民在土地上的一切衝突，組織群眾，非反對階級敵人不可。在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上，要爭取勞苦群眾歸向自己，而且非把鬥爭往高層度的形式推進不可。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222。
後言：
帶賽、帶衰的阿九，成為台灣人的厄夢。
救出阿扁、回歸人權法治，台灣才會有希望，到Holy Mountain走走，亦可解解悶氣！
（全文完，撰於200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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