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日治時代台灣的民族性很強，自以為是中華民族，1921開始，台灣人有柔性請願與剛性反抗兩股力量，挑戰日本人。
從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台灣人開始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這是一個具有自治特徵的運動，為的是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民能夠獲得某些民政事務上的權力。換句話說，選出一個代表全島居民的立法團體，它的功能彷彿帝國議會的縮影，能夠公佈法律並通過總督政府的預算。這個運動和他提倡的觀念受到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廣泛的支持，再加上許多日本自由主義者和有影響力人士的幫助和鼓勵，使得這個運動持續了十五年。面對日警嚴格的控制力量，這的確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然而，帝國議會從未審查這些請願書，總督府對這個運動也一直懷抱著敵意。一九二三年年底，依據治安警察法，日本總督下令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會員及相關人士(這個同盟組織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成立，但是三天後即遭日本當局禁止)。在被逮捕的人當中，約有一打人被起訴，這就是所謂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簡稱治警事件)。最後，蔡培火、蔣渭水被判禁錮四個月，蔡惠如和其他四人禁錮三個月，其餘則判處罰金或無罪釋放。
這個事件帶給日本當局意想不到的後果：即台灣人從此更積極地參與民族運動。這個事件使得部分積極份子瞭解到：政治運動如果獲得工農大眾的支持，便能夠給日本當局帶來壓力。有一部分積極份子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並傳佈推廣階級運動，因而造成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內部的分裂。
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同一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負責人同樣是林獻堂、蔡培火與蔣渭水。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青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以及「文化協會」可以說出自同一根源。
文化協會的實際目標在喚醒台灣人們的民族意識，並培養一種有利的氣氛以推展政治運動，他設立閱讀書報的場所，使人們能讀到報紙內容，特別是《台灣民報》，並組織暑期學校及夜間班傳佈知識。他們同時在城市和鄉村組織演講隊，演講的題目極為豐富：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對殖民政治的控訴以及土地問題等等。這些作為喚醒了大眾、激發了農工運動，以及領導了青年運動。
文化協會密切地加強與東京和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之間的關係，以便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引導台灣人的政治意識，追求台灣的解放。
當這些運動逐漸擴大，並傳佈到日本、中國和台灣各地時，他們組成了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聯合陣線。但是當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並影響青年知識份子以後，這批青年開始批評民族運動所採取的溫和態度，並對它產生的效果發生懷疑。年輕人當中形成一個新的派系，造成一種分裂局面，台灣的民族運動也因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盧修一，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18。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合乎台灣民主人士的要求，故參加台共的人也不少。
正當階級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候，留學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學生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開始進行左翼的活動。一九二八年終於在上海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以下簡稱台共)。台共在台灣成立了黨中央機關，逐漸地控制了台灣的左翼組織，但是它的活動發展情形以及所達到的效果，終於招來日本當局像對付其他左翼組織一樣的破壞措施。這些事件在以後的章節裡會陸續提到，它們構成這本論文的主體部分。
文協左傾以後，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以及其他人在內的民族主義派老幹部，秉持他們原先的觀點，決定離開文協。一九二七年七月，這些人組成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台灣民眾黨」，揭示的指導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
但是從民眾黨創立開始，它的內部就已經存在兩種意識型態不同的派系。一派抱持著爭取殖民地自治的目標，偏向合法而漸進的改革路線。另一派堅持為了實現自決可以使用革命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黨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在於它能與急進份子妥協，這樣也使得民眾黨的領導權落入急進份子手中，它的活動也日趨激烈。一九三o年，民眾黨內中產階級和大地主宣佈脫離，組成另一個溫和的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20。
日本學生參加共產黨的人很多，台灣學生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參加在日本的共產黨，以茲發展台灣獨立建國理念。
當社會主義思潮瀰漫日本的時候，日本學生基於研究馬列主義思想潮流的需要，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個社會主義團體，隨後於一九二四年年底改稱為「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擁有遍佈全國的五十八個支會組織，包括一千五百位會員。台灣學生在感受到這些社會主義團體的影響後，造成「台灣青年會」第一次分裂。社會主義潮流滲入了青年會，受到影響的主要人物包括：許乃昌、楊貴、揚雲萍、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林朝宗和林聰等人。許乃昌於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大學就讀，稍後在一九二四年被當時擔任孫文政治顧問的鮑羅廷送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受訓。許乃昌和同輩的謝廉清當時都是「上海台灣青年會」的領導人物，他倆是鮑羅廷當時送往莫斯科學習的一百五十位學生當中的第一批台灣學生。當許乃昌從莫斯科東返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東京，負責發展台灣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且成為台灣人組成的社會主義團體的一個主要成員。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32-33。
從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台灣人開始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這是一個具有自治特徵的運動，為的是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民能夠獲得某些民政事務上的權力。換句話說，選出一個代表全島居民的立法團體，它的功能彷彿帝國議會的縮影，能夠公佈法律並通過總督政府的預算。這個運動和他提倡的觀念受到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廣泛的支持，再加上許多日本自由主義者和有影響力人士的幫助和鼓勵，使得這個運動持續了十五年。面對日警嚴格的控制力量，這的確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然而，帝國議會從未審查這些請願書，總督府對這個運動也一直懷抱著敵意。一九二三年年底，依據治安警察法，日本總督下令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會員及相關人士(這個同盟組織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成立，但是三天後即遭日本當局禁止)。在被逮捕的人當中，約有一打人被起訴，這就是所謂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簡稱治警事件)。最後，蔡培火、蔣渭水被判禁錮四個月，蔡惠如和其他四人禁錮三個月，其餘則判處罰金或無罪釋放。
這個事件帶給日本當局意想不到的後果：即台灣人從此更積極地參與民族運動。這個事件使得部分積極份子瞭解到：政治運動如果獲得工農大眾的支持，便能夠給日本當局帶來壓力。有一部分積極份子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並傳佈推廣階級運動，因而造成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內部的分裂。
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同一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負責人同樣是林獻堂、蔡培火與蔣渭水。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青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以及「文化協會」可以說出自同一根源。
文化協會的實際目標在喚醒台灣人們的民族意識，並培養一種有利的氣氛以推展政治運動，他設立閱讀書報的場所，使人們能讀到報紙內容，特別是《台灣民報》，並組織暑期學校及夜間班傳佈知識。他們同時在城市和鄉村組織演講隊，演講的題目極為豐富：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對殖民政治的控訴以及土地問題等等。這些作為喚醒了大眾、激發了農工運動，以及領導了青年運動。
文化協會密切地加強與東京和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之間的關係，以便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引導台灣人的政治意識，追求台灣的解放。
當這些運動逐漸擴大，並傳佈到日本、中國和台灣各地時，他們組成了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聯合陣線。但是當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並影響青年知識份子以後，這批青年開始批評民族運動所採取的溫和態度，並對它產生的效果發生懷疑。年輕人當中形成一個新的派系，造成一種分裂局面，台灣的民族運動也因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盧修一，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18。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合乎台灣民主人士的要求，故參加台共的人也不少。
正當階級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候，留學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學生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開始進行左翼的活動。一九二八年終於在上海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以下簡稱台共)。台共在台灣成立了黨中央機關，逐漸地控制了台灣的左翼組織，但是它的活動發展情形以及所達到的效果，終於招來日本當局像對付其他左翼組織一樣的破壞措施。這些事件在以後的章節裡會陸續提到，它們構成這本論文的主體部分。
文協左傾以後，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以及其他人在內的民族主義派老幹部，秉持他們原先的觀點，決定離開文協。一九二七年七月，這些人組成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台灣民眾黨」，揭示的指導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
但是從民眾黨創立開始，它的內部就已經存在兩種意識型態不同的派系。一派抱持著爭取殖民地自治的目標，偏向合法而漸進的改革路線。另一派堅持為了實現自決可以使用革命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黨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在於它能與急進份子妥協，這樣也使得民眾黨的領導權落入急進份子手中，它的活動也日趨激烈。一九三o年，民眾黨內中產階級和大地主宣佈脫離，組成另一個溫和的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20。
日本學生參加共產黨的人很多，台灣學生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參加在日本的共產黨，以茲發展台灣獨立建國理念。
當社會主義思潮瀰漫日本的時候，日本學生基於研究馬列主義思想潮流的需要，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個社會主義團體，隨後於一九二四年年底改稱為「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擁有遍佈全國的五十八個支會組織，包括一千五百位會員。台灣學生在感受到這些社會主義團體的影響後，造成「台灣青年會」第一次分裂。社會主義潮流滲入了青年會，受到影響的主要人物包括：許乃昌、楊貴、揚雲萍、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林朝宗和林聰等人。許乃昌於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大學就讀，稍後在一九二四年被當時擔任孫文政治顧問的鮑羅廷送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受訓。許乃昌和同輩的謝廉清當時都是「上海台灣青年會」的領導人物，他倆是鮑羅廷當時送往莫斯科學習的一百五十位學生當中的第一批台灣學生。當許乃昌從莫斯科東返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東京，負責發展台灣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且成為台灣人組成的社會主義團體的一個主要成員。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32-33。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