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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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7
毛澤東要台灣能獨立建國，對於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人，鼓勵有加。
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無法在台灣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協的活動與民族意識的覺醒相互結合，而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產生關連，無可避免地吸引了許多台灣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他們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轉往中國沿海大都市就讀，包括廣州、廈門、上海、北京等。
日本在華南設有領事館，負有監視台灣人的任務，防止他們與中國人聯繫，日本當局懷疑台灣學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擔心他們回台推展共產主義。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36。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台灣內外台灣人左翼運動的影響下，原為統一戰線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可避免地面臨分裂的命運。這種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中有所指陳：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在台灣的年輕人中發展勢力，它對在台的日本青年也產生影響，這些年青人當中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線讀書會」。它與文協及農組都取得聯繫，儘管它的存在相當短暫，但「第一線讀書會」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上，他們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45。
西元一九二七年年底，兩個台灣共產黨人─林木順和謝雪紅結束了在莫斯科的訓練課程，攜帶第三國際要他們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並應服從日共指導的指令，返回上海。他們與日共聯絡，同時也與中共黨員翁澤生取得聯繫，以瞭解台灣和上海的情勢。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56。
由於民族和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因此「工農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於適當時機提出。從對台灣經濟和政治情勢的研究出發，台共將台灣人分為九個社會階層：(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包括大地主在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土，(6)中地土，(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工人，和(9)工人階級。
在社會階層中最窮困的要算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和貧農，他們因此構成革命的主力。當然，工人階級應該構成革命先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外，我們可以說其他社會階級都具有反日的革命特徵，雖然工農革命力量對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構成威脅的時候，彼此可能會妥協，但是後者仍應該歸併於反動陣營。
然而基於實際的政治條件，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先鋒部隊，應該在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仍舊掌握台灣解放的領導地位。在我們所指出的台共政治方針這個基礎上，台共提出了十三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和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提出的口號非常相近：
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 建立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 反對鎮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 擁護蘇維埃聯邦
12. 擁護中國革命
13.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61-62。
關於土地問題，台共強調兩個重點：
(1) 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台共提倡在革命者之間要有服從和聯盟的關係。確立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農民是它的同盟軍。
(2) 民主革命的主要社會成分是農民革命的實現，也就是消滅封建勢力，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應該將封建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配給農民。
事實上，台共在”政治大綱”中指出，不只應該將充公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土地的國地化(土地應該屬於農民蘇維埃所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最後還可以達到土地社會化的目標，目前提出「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有的做法；換句話說，當前台共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但同時應該為下一個階段─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預作準備。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3。
在一項討論到國際問題的特別綱領中，台共指出目前所有運動沒有關注國際問題的錯誤趨勢，這個趨勢造成運動的孤立現象。因此，黨決定推動負責日常鬥爭的各個系統組織，使工農大眾都能掌握國際相互支援的意識，藉著各種不同的國際性紀念節日來擴展黨的影響力。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6。
台灣共產黨，得不到國際蘇維埃的奧援，中共對台共的具體幫助，亦因為忙於國共戰爭而後繼無力。
台共中央委員會當時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但是，兩位候補黨員蘇新和蕭來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動前，已應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回台，莊守也在被釋放後返回台灣。此外，居住在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共青團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也相繼返台，並成為台共黨員。文協和農組的成員也陸續入黨，不僅增加了黨員的數目，同時也增加了台共的影響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逐漸蕭條，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也逐步獲得進展，這種情勢對停滯不前的台共發展相當有利。
盧修一，2006，” 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94。
喊口號是一回事，後台有金主撐腰才是實力，台共缺乏蘇聯的支持。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東方局透過中共的協助，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答覆台共的報告。這封信延伸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採用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東方局強調：世界經濟蕭條日益加深，資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也日益擴大，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加深了。新的世界大戰已無可避免，為了化解這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地將加強他們的剝削與壓制，這種情形因而有助於無產階級運動及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台灣是殖民地的一環，並不能避免革命鬥爭高潮的來臨，因此台灣的同志應該克服自己的主要弱點─諸如它們的被動以及缺乏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指導等，應該將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轉變成一個堅固而團結的共產黨組織，以便完成它最初的任務─領導台灣的工農運動，確保殖民地解放，並參加世界革命的陣營。在同一封信中，東方局列出聞名的十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國共當前革命階段的需要。
盧修一，2006，”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2。
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無法在台灣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協的活動與民族意識的覺醒相互結合，而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產生關連，無可避免地吸引了許多台灣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他們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轉往中國沿海大都市就讀，包括廣州、廈門、上海、北京等。
日本在華南設有領事館，負有監視台灣人的任務，防止他們與中國人聯繫，日本當局懷疑台灣學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擔心他們回台推展共產主義。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36。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台灣內外台灣人左翼運動的影響下，原為統一戰線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可避免地面臨分裂的命運。這種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中有所指陳：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在台灣的年輕人中發展勢力，它對在台的日本青年也產生影響，這些年青人當中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線讀書會」。它與文協及農組都取得聯繫，儘管它的存在相當短暫，但「第一線讀書會」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上，他們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45。
西元一九二七年年底，兩個台灣共產黨人─林木順和謝雪紅結束了在莫斯科的訓練課程，攜帶第三國際要他們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並應服從日共指導的指令，返回上海。他們與日共聯絡，同時也與中共黨員翁澤生取得聯繫，以瞭解台灣和上海的情勢。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56。
由於民族和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因此「工農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於適當時機提出。從對台灣經濟和政治情勢的研究出發，台共將台灣人分為九個社會階層：(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包括大地主在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土，(6)中地土，(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工人，和(9)工人階級。
在社會階層中最窮困的要算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和貧農，他們因此構成革命的主力。當然，工人階級應該構成革命先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外，我們可以說其他社會階級都具有反日的革命特徵，雖然工農革命力量對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構成威脅的時候，彼此可能會妥協，但是後者仍應該歸併於反動陣營。
然而基於實際的政治條件，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先鋒部隊，應該在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仍舊掌握台灣解放的領導地位。在我們所指出的台共政治方針這個基礎上，台共提出了十三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和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提出的口號非常相近：
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 建立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 反對鎮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 擁護蘇維埃聯邦
12. 擁護中國革命
13.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61-62。
關於土地問題，台共強調兩個重點：
(1) 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台共提倡在革命者之間要有服從和聯盟的關係。確立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農民是它的同盟軍。
(2) 民主革命的主要社會成分是農民革命的實現，也就是消滅封建勢力，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應該將封建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配給農民。
事實上，台共在”政治大綱”中指出，不只應該將充公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土地的國地化(土地應該屬於農民蘇維埃所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最後還可以達到土地社會化的目標，目前提出「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有的做法；換句話說，當前台共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但同時應該為下一個階段─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預作準備。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3。
在一項討論到國際問題的特別綱領中，台共指出目前所有運動沒有關注國際問題的錯誤趨勢，這個趨勢造成運動的孤立現象。因此，黨決定推動負責日常鬥爭的各個系統組織，使工農大眾都能掌握國際相互支援的意識，藉著各種不同的國際性紀念節日來擴展黨的影響力。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6。
台灣共產黨，得不到國際蘇維埃的奧援，中共對台共的具體幫助，亦因為忙於國共戰爭而後繼無力。
台共中央委員會當時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但是，兩位候補黨員蘇新和蕭來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動前，已應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回台，莊守也在被釋放後返回台灣。此外，居住在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共青團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也相繼返台，並成為台共黨員。文協和農組的成員也陸續入黨，不僅增加了黨員的數目，同時也增加了台共的影響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逐漸蕭條，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也逐步獲得進展，這種情勢對停滯不前的台共發展相當有利。
盧修一，2006，” 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94。
喊口號是一回事，後台有金主撐腰才是實力，台共缺乏蘇聯的支持。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東方局透過中共的協助，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答覆台共的報告。這封信延伸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採用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東方局強調：世界經濟蕭條日益加深，資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也日益擴大，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加深了。新的世界大戰已無可避免，為了化解這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地將加強他們的剝削與壓制，這種情形因而有助於無產階級運動及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台灣是殖民地的一環，並不能避免革命鬥爭高潮的來臨，因此台灣的同志應該克服自己的主要弱點─諸如它們的被動以及缺乏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指導等，應該將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轉變成一個堅固而團結的共產黨組織，以便完成它最初的任務─領導台灣的工農運動，確保殖民地解放，並參加世界革命的陣營。在同一封信中，東方局列出聞名的十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國共當前革命階段的需要。
盧修一，2006，”第一次破壤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2。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