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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9-04-15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
日本小說家。1923年生，大阪市人。大阪外國語學校（大阪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蒙古語科畢業。1959年以『梟の城』（貓頭鷹之城）獲第42屆直木文學獎，確立其在日本文壇上的小說家地位。
司馬的小說多取材于日本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維新初年這三個時期。代表作有『龍馬がゆく』（龍馬風雲錄）、『梟の城』（貓頭鷹之城）、『坂の上の雲』（坂上雲）、等。隨筆紀行類則有『歷史を紀行する』（歷史紀行）、『街道をゆく』（街道步）等系列。他用司馬遼太郎作筆名，意思是遠不及『史記』的作者司馬遷。
前言：
著者為日本人，司馬遼太郎為生活漫畫家、作者、評論家，他的文章有如平實生活中的甘露，不做作、不刻意描述，運用歷史的元素，反射各種「人物」的寫照，讀他的文章，有如品味平淡無奇的「清湯」，而香味就在平淡中散發。
由相逢而互識，由互識而瞭解而生愛，這是無分種族、國界之異同所極為普遍的過程，然而我於台灣人及日本人之間，卻往往能窺見另一種或可謂心靈感應的經過存在。不用說，這是過去一段歷史淵源有以致之。譬如以我個人經驗言之，我到足二十歲止是一名擁有過日本國籍的台灣人，這與所願與否無關，是生而如此，或「命」中如此，也因此縱有終戰前備嚐來自統治者欺壓的苦楚，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解除之後，特別是年深日久之後，只剩下歷史的傷痕，壘塊早已消失於無形，乃能與多位日本友人建立深厚友誼。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鐘肇政：序——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相逢〞，《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3。
歷史是鏡子，阿九以「去台灣化」為志，茲不知台灣歷史與台灣人民，已經結合成為生命共同元素，阿九的確是台灣人民的公敵。
而這些只是短暫的，荷蘭時代則持續了30幾年。由於台灣深具吸引力，渡海而來的漢人逐漸增加。到了荷蘭時代末期，已有漢人五萬人移入的資料。
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東北有非漢族的女真族興起，國號〝清〞，準備推翻明朝。
另一方面，在海上，有海商——被稱為海獠——的不法勢力。
他們之所以為非法的存在，乃因明朝是海禁的國家。那法令清楚的規定：「寸板不得下海」。明末海盜的代表性人物是鄭芝龍﹙1604～61﹚。
他的兒子，就是被尊為〝國姓爺〞的鄭成功﹙1624～62﹚。母親是平戶武士田川氏之女，他才學與武勇兼備，長大之後為了復興明朝，立下勇猛的戰功。在日本也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會戰』一書而為人知。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17。
1868年亞洲發生一場巨變。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搖身一變成為近代國家。
因為周邊的中國、朝鮮仍然維持所謂儒家傳統的超古代體制，所以這對它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至於近代國家之所以為近代國家，乃是將國家的領土，從亞洲式「版圖」概念脫離開來，改以西洋式的領土定義，予以明確定位。但是有關國際法等的法學知識，明治初期政權，則是借重於聘雇的外國人。
比如說琉球，是兩屬﹙清的版圖與日本的版圖﹚之地。
碰巧明治四年﹙1871﹚，琉球國的66名島民漂流到台灣的東南海岸，其中54名被原住民殺了。據說原住民以為是西海岸的漢人。
日本採取了十分乾淨俐落的措施，首先在翌年的明治五年九月，將琉球王國收編為琉球藩，作為國內的一藩。清朝悶不吭聲的，對這件事竟沒提出抗議。
被殺的琉球島民變了日本人。基於這個理由，日本派專使赴北京，向清朝抗議。
清朝這邊因而以口頭答辯說：「台灣之蕃民乃化外之民，大清政教未及於彼」。
此後日本一貫以此口實為由，解釋台灣東半部係無主之地。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22。
日本直到太平洋戰爭敗，前後共統治台灣50年。我是日本人或許難免偏袒了日本人，可是，當時沒有多餘財力的日本——儘管我不認同殖民地的存在——曾經盡全力去經營，這點當可以予以肯定。台灣和日本國內同樣設立帝國大學、設置教育機構、興築水利工程，也創設鐵路與郵政之制度。
戰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領土。
在大陸戰敗的〝中華民國〞，於1949把整個〝國家〞帶進台灣。而台灣島至今仍舊是〝台灣省〞的老樣子。
台灣在這種不合理的政治中，人民勤奮工作，外匯存底與日本並駕齊驅，號稱世界之最，發展成高水準的經濟社會。
像台灣這樣，能從〝流民之國〞發展到今日社會這樣的例子，除了美國之外，是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吧！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p﹒23–24。
歷史造成台灣人多重性格，唯一不變者為台灣人經過歷史洗禮，成為華人中最能堅持民主、人權、自由的「蠻牛」。
葉盛吉，已故。1923年生於台灣，當了22年的日本人。
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渡日本（本州），經由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院，日本戰敗後回到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大學畢業後，服務於瘧疾研究所。1950被處槍決，年僅27歲。
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我讀了他的傳記，而這令我不得不思考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譬如：國家，開創文明並加以維持。
這一點，可以說是國家所具有的壓倒性好處。
自來水、下水道、電氣、醫療、社會福利、安全等等，對國民而言，這些事項的總和可稱之為國家。
文明又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便利之總和。我們每天早上喝牛奶，但是我們自己並沒有養乳牛、擠牛乳。
送牛乳的人，開著小販車把牛奶送來。這小貨車也不是他自已打造的，而是從汽車製造、販賣的廠商那裡買來的。一路上，他也不用擔心會被游擊員殺害。
小貨車需要汽油。這石油也不是送牛乳的人自己去沙漠開採的，而是從石油相關機構的加油站買的。在那幾公升的汽油裡頭，包含了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機構的文明在內。
然而，國家有時也會發生瘋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的國家，毋須贅述，乃是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所謂〝國民國家〞。
那以前的人們，對共同體之愛，頂多局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或地域，但是〝國民國家〞。卻使人們的歸屬意識擴展成地理性的範疇。
能對國家有愛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但是，如果變質為狂熱的排外思想，則那種情感是病態的。
這狂熱的行徑，也是法國革命的副產物。拿破崙的軍中，有個叫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士兵，意氣昂揚地發飆，顯示出那種典型的症狀。「極端的愛國情操」（Chauvinism----沙文主義）這個詞，便是源自這位士兵之名而來。在那之前，人類似乎還沒有這種症狀。
這位葉姓優秀青年，在〝二高〞時期，即稍稍患上了沙文主義症候。
我在飛機上讀過他的傳記，是他二高時代的朋友所寫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葉盛吉傳』（岩波書店，同時代叢書）。
葉先生和我同齡。只是，我出生在日本本地，因而凡事可以不用像他那樣地思考。
此君則是出生在曾是殖民地的台灣。
但是，由於當時的台灣實施比內地更純化的日本教育，因此或許應該說，葉先生可能是比我還要典型的一位日本人。
葉先生是個〝雙重生活者〞。他是道道地地的漢人，所以在家裡說的是一般稱為「台灣話」的福建話。出了家門，就講標準的日本話。
他在台南縣新營長大成人。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葉盛吉傳〞，《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p﹒27–29。
日本小說家。1923年生，大阪市人。大阪外國語學校（大阪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蒙古語科畢業。1959年以『梟の城』（貓頭鷹之城）獲第42屆直木文學獎，確立其在日本文壇上的小說家地位。
司馬的小說多取材于日本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維新初年這三個時期。代表作有『龍馬がゆく』（龍馬風雲錄）、『梟の城』（貓頭鷹之城）、『坂の上の雲』（坂上雲）、等。隨筆紀行類則有『歷史を紀行する』（歷史紀行）、『街道をゆく』（街道步）等系列。他用司馬遼太郎作筆名，意思是遠不及『史記』的作者司馬遷。
前言：
著者為日本人，司馬遼太郎為生活漫畫家、作者、評論家，他的文章有如平實生活中的甘露，不做作、不刻意描述，運用歷史的元素，反射各種「人物」的寫照，讀他的文章，有如品味平淡無奇的「清湯」，而香味就在平淡中散發。
由相逢而互識，由互識而瞭解而生愛，這是無分種族、國界之異同所極為普遍的過程，然而我於台灣人及日本人之間，卻往往能窺見另一種或可謂心靈感應的經過存在。不用說，這是過去一段歷史淵源有以致之。譬如以我個人經驗言之，我到足二十歲止是一名擁有過日本國籍的台灣人，這與所願與否無關，是生而如此，或「命」中如此，也因此縱有終戰前備嚐來自統治者欺壓的苦楚，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解除之後，特別是年深日久之後，只剩下歷史的傷痕，壘塊早已消失於無形，乃能與多位日本友人建立深厚友誼。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鐘肇政：序——台灣人與日本人的相逢〞，《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3。
歷史是鏡子，阿九以「去台灣化」為志，茲不知台灣歷史與台灣人民，已經結合成為生命共同元素，阿九的確是台灣人民的公敵。
而這些只是短暫的，荷蘭時代則持續了30幾年。由於台灣深具吸引力，渡海而來的漢人逐漸增加。到了荷蘭時代末期，已有漢人五萬人移入的資料。
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東北有非漢族的女真族興起，國號〝清〞，準備推翻明朝。
另一方面，在海上，有海商——被稱為海獠——的不法勢力。
他們之所以為非法的存在，乃因明朝是海禁的國家。那法令清楚的規定：「寸板不得下海」。明末海盜的代表性人物是鄭芝龍﹙1604～61﹚。
他的兒子，就是被尊為〝國姓爺〞的鄭成功﹙1624～62﹚。母親是平戶武士田川氏之女，他才學與武勇兼備，長大之後為了復興明朝，立下勇猛的戰功。在日本也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會戰』一書而為人知。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17。
1868年亞洲發生一場巨變。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搖身一變成為近代國家。
因為周邊的中國、朝鮮仍然維持所謂儒家傳統的超古代體制，所以這對它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至於近代國家之所以為近代國家，乃是將國家的領土，從亞洲式「版圖」概念脫離開來，改以西洋式的領土定義，予以明確定位。但是有關國際法等的法學知識，明治初期政權，則是借重於聘雇的外國人。
比如說琉球，是兩屬﹙清的版圖與日本的版圖﹚之地。
碰巧明治四年﹙1871﹚，琉球國的66名島民漂流到台灣的東南海岸，其中54名被原住民殺了。據說原住民以為是西海岸的漢人。
日本採取了十分乾淨俐落的措施，首先在翌年的明治五年九月，將琉球王國收編為琉球藩，作為國內的一藩。清朝悶不吭聲的，對這件事竟沒提出抗議。
被殺的琉球島民變了日本人。基於這個理由，日本派專使赴北京，向清朝抗議。
清朝這邊因而以口頭答辯說：「台灣之蕃民乃化外之民，大清政教未及於彼」。
此後日本一貫以此口實為由，解釋台灣東半部係無主之地。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22。
日本直到太平洋戰爭敗，前後共統治台灣50年。我是日本人或許難免偏袒了日本人，可是，當時沒有多餘財力的日本——儘管我不認同殖民地的存在——曾經盡全力去經營，這點當可以予以肯定。台灣和日本國內同樣設立帝國大學、設置教育機構、興築水利工程，也創設鐵路與郵政之制度。
戰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領土。
在大陸戰敗的〝中華民國〞，於1949把整個〝國家〞帶進台灣。而台灣島至今仍舊是〝台灣省〞的老樣子。
台灣在這種不合理的政治中，人民勤奮工作，外匯存底與日本並駕齊驅，號稱世界之最，發展成高水準的經濟社會。
像台灣這樣，能從〝流民之國〞發展到今日社會這樣的例子，除了美國之外，是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吧！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流民與榮光〞，《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p﹒23–24。
歷史造成台灣人多重性格，唯一不變者為台灣人經過歷史洗禮，成為華人中最能堅持民主、人權、自由的「蠻牛」。
葉盛吉，已故。1923年生於台灣，當了22年的日本人。
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渡日本（本州），經由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院，日本戰敗後回到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大學畢業後，服務於瘧疾研究所。1950被處槍決，年僅27歲。
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我讀了他的傳記，而這令我不得不思考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譬如：國家，開創文明並加以維持。
這一點，可以說是國家所具有的壓倒性好處。
自來水、下水道、電氣、醫療、社會福利、安全等等，對國民而言，這些事項的總和可稱之為國家。
文明又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便利之總和。我們每天早上喝牛奶，但是我們自己並沒有養乳牛、擠牛乳。
送牛乳的人，開著小販車把牛奶送來。這小貨車也不是他自已打造的，而是從汽車製造、販賣的廠商那裡買來的。一路上，他也不用擔心會被游擊員殺害。
小貨車需要汽油。這石油也不是送牛乳的人自己去沙漠開採的，而是從石油相關機構的加油站買的。在那幾公升的汽油裡頭，包含了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機構的文明在內。
然而，國家有時也會發生瘋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的國家，毋須贅述，乃是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所謂〝國民國家〞。
那以前的人們，對共同體之愛，頂多局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或地域，但是〝國民國家〞。卻使人們的歸屬意識擴展成地理性的範疇。
能對國家有愛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但是，如果變質為狂熱的排外思想，則那種情感是病態的。
這狂熱的行徑，也是法國革命的副產物。拿破崙的軍中，有個叫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士兵，意氣昂揚地發飆，顯示出那種典型的症狀。「極端的愛國情操」（Chauvinism----沙文主義）這個詞，便是源自這位士兵之名而來。在那之前，人類似乎還沒有這種症狀。
這位葉姓優秀青年，在〝二高〞時期，即稍稍患上了沙文主義症候。
我在飛機上讀過他的傳記，是他二高時代的朋友所寫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葉盛吉傳』（岩波書店，同時代叢書）。
葉先生和我同齡。只是，我出生在日本本地，因而凡事可以不用像他那樣地思考。
此君則是出生在曾是殖民地的台灣。
但是，由於當時的台灣實施比內地更純化的日本教育，因此或許應該說，葉先生可能是比我還要典型的一位日本人。
葉先生是個〝雙重生活者〞。他是道道地地的漢人，所以在家裡說的是一般稱為「台灣話」的福建話。出了家門，就講標準的日本話。
他在台南縣新營長大成人。
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鐘肇政審訂，1995，〝葉盛吉傳〞，《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灣東販，台北市，pp﹒27–2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