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320。中華民國的範圍與台灣。)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14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華民國，國不成國，阿石太自私自利，好面子、死不認錯。
台灣固然承接「中華民國」的名號，但其內容卻和原來的中華民國迥然不同。1912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範圍是所謂的「秋海棠」，並沒有包括台灣；但1949年以後稱謂叫做「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而沒有「秋海棠」。國號雖然相同，但其範圍則適巧相反，在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在1949年結束後，幾乎失去了他原先建國時的絕大部分領土（只剩下金門、媽祖、一江山……等大陸周邊小島），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秋海棠」（不包括台灣）的「國旗」，在1949年之後卻只能拿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插掛。「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亦是如此。至於，在「秋海棠」醞釀，專為「秋海棠」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自1949年底以後，也只能拿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套用，再配上凌駕在此部憲法之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得此後台灣的政治體制衍生出許多癥結。雖然有人說，台灣在1949年10月25日到1949年底之間，已經納入中華民國範圍。然而，此一時期的台灣，牽涉所謂「地位未定問題」，為各方論者所爭議。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96。
打倒台灣士紳、再幹掉農民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積極推動，不僅讓國民黨政府在農村贏得美名，在經濟發展上有所助益，而且在政治上，更有利於統治。土改以前，台灣鄉村的政治權力及社會領導，大都操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他們都是仰給於地租的地主階級。他們的特殊地位與權力的源泉，也是來自土地，自然容易成為地方領袖。經由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權力基礎，退入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無形中減少反對勢力的潛在來源，影響台灣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詳見楊照，〈沉澱發酵的歷史記憶〉；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
由於地主階級是本地的，因此外來統治者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地主」的界定採取寬鬆的定義，凡是「以土地出租予他人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都被界定為地主（根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六條規定）。這麼一來，到了1953年進入「土地改革」第三階段時，國民黨政府就可以大肆徵收許多擁有小面積耕地的「地主」的土地，許多共有出租耕地的業主，更因此陷入窘困。（詳見徐世榮〈台灣土地改革的虛與實〉）若以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上統治時期的地主計算標準，台灣絕大多數的農戶，根本不夠資格稱為地主，但來台後的國民黨，卻可以順利放手那麼多的地主進行「土地改革」，其道理與關鍵所在，就在於外來統治者與本土地主的關係上。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0。
違反國際公約的中華民國，阿石集團是也。
1945年8月中，日本投降，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授命中國國民政府軍赴台，代表盟軍佔領台灣，中國國民政府則宣佈台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域，台灣居民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這在國際法上來看，是有可議之處。戰後英、美、法、蘇等，也曾佔領了德、義、東歐、日本等，但那些被佔領國，都未成為佔領國的領域，何獨台灣成為佔領國的領域？是否因為1943年所謂「開羅會談」，聲明戰後要將台灣歸屬「中國」之故？
依國際法，軍事佔領不變更被佔領地的主權，任何領土的變更必須以正式條約為之（1941年《太平洋憲章》甚至規定不符合居民意願的領土變更不得為之），中國國民黨政府上述宣布是違反國際法的。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7。
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因此，如果將台澎地位解釋為依開羅會議、〈波茨坦宣言〉，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則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擁有台灣主權。
開羅會議的公報既然沒有國際法效力，不能決定台灣地位歸屬，何以終戰後台灣人卻熱烈慶祝「光復」？以當時台灣內外環境看，雖然台灣還未經由對日和約的簽訂來決定其歸屬，但不論是美國、中國，或是台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都有默契，即認為將來對日和約簽訂時，必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哪知道對日和平條約還未及簽訂，而中華民國卻已在1949年底敗亡，其政府則逃退到地位尚未確定的台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9。
台灣人與中華民國的國父，沒有交集。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個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史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始終，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1900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1894到1911年之間，出現有191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1894到1911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19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1911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丹佛市，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合情理。
更何況，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1945年後，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14。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灣憲法。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1936年的〈五五憲章〉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且國大代表選舉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17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算是有參加喜宴了。
更遺憾的是，這17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18 。
台灣的民主轉型，缺乏轉型正義，仍是換湯不換藥。
2012年，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其實以上三個「中華民國」（如上圖示），都不到百年，原本的中華民國，只有38年即結束，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歷史上的定位，可以說是一個由中國流亡到台灣、殖民統治台灣、在台灣「借殼上市」的流亡政權。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總統民選，殘存的中華民國已漸被台灣的民選政權取代，但是舊體制、舊思維、舊國號，仍延續使用。台灣只剩下法理上的制憲、正名，取得國際承認，便可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21。
台灣固然承接「中華民國」的名號，但其內容卻和原來的中華民國迥然不同。1912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範圍是所謂的「秋海棠」，並沒有包括台灣；但1949年以後稱謂叫做「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只有台灣，而沒有「秋海棠」。國號雖然相同，但其範圍則適巧相反，在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在1949年結束後，幾乎失去了他原先建國時的絕大部分領土（只剩下金門、媽祖、一江山……等大陸周邊小島），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秋海棠」（不包括台灣）的「國旗」，在1949年之後卻只能拿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插掛。「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亦是如此。至於，在「秋海棠」醞釀，專為「秋海棠」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自1949年底以後，也只能拿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套用，再配上凌駕在此部憲法之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得此後台灣的政治體制衍生出許多癥結。雖然有人說，台灣在1949年10月25日到1949年底之間，已經納入中華民國範圍。然而，此一時期的台灣，牽涉所謂「地位未定問題」，為各方論者所爭議。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96。
打倒台灣士紳、再幹掉農民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積極推動，不僅讓國民黨政府在農村贏得美名，在經濟發展上有所助益，而且在政治上，更有利於統治。土改以前，台灣鄉村的政治權力及社會領導，大都操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他們都是仰給於地租的地主階級。他們的特殊地位與權力的源泉，也是來自土地，自然容易成為地方領袖。經由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權力基礎，退入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無形中減少反對勢力的潛在來源，影響台灣地方政治的權力結構。（詳見楊照，〈沉澱發酵的歷史記憶〉；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
由於地主階級是本地的，因此外來統治者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地主」的界定採取寬鬆的定義，凡是「以土地出租予他人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都被界定為地主（根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六條規定）。這麼一來，到了1953年進入「土地改革」第三階段時，國民黨政府就可以大肆徵收許多擁有小面積耕地的「地主」的土地，許多共有出租耕地的業主，更因此陷入窘困。（詳見徐世榮〈台灣土地改革的虛與實〉）若以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上統治時期的地主計算標準，台灣絕大多數的農戶，根本不夠資格稱為地主，但來台後的國民黨，卻可以順利放手那麼多的地主進行「土地改革」，其道理與關鍵所在，就在於外來統治者與本土地主的關係上。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0。
違反國際公約的中華民國，阿石集團是也。
1945年8月中，日本投降，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授命中國國民政府軍赴台，代表盟軍佔領台灣，中國國民政府則宣佈台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域，台灣居民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這在國際法上來看，是有可議之處。戰後英、美、法、蘇等，也曾佔領了德、義、東歐、日本等，但那些被佔領國，都未成為佔領國的領域，何獨台灣成為佔領國的領域？是否因為1943年所謂「開羅會談」，聲明戰後要將台灣歸屬「中國」之故？
依國際法，軍事佔領不變更被佔領地的主權，任何領土的變更必須以正式條約為之（1941年《太平洋憲章》甚至規定不符合居民意願的領土變更不得為之），中國國民黨政府上述宣布是違反國際法的。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7。
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因此，如果將台澎地位解釋為依開羅會議、〈波茨坦宣言〉，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則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擁有台灣主權。
開羅會議的公報既然沒有國際法效力，不能決定台灣地位歸屬，何以終戰後台灣人卻熱烈慶祝「光復」？以當時台灣內外環境看，雖然台灣還未經由對日和約的簽訂來決定其歸屬，但不論是美國、中國，或是台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都有默契，即認為將來對日和約簽訂時，必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哪知道對日和平條約還未及簽訂，而中華民國卻已在1949年底敗亡，其政府則逃退到地位尚未確定的台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09。
台灣人與中華民國的國父，沒有交集。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個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史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始終，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1900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1894到1911年之間，出現有191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1894到1911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19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1911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丹佛市，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合情理。
更何況，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1945年後，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14。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灣憲法。
回顧《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過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真是微乎其微。在這部憲法醞釀的過程中，台灣大部分的時期都不在場，不但1936年的〈五五憲章〉中有關領土的規定，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且國大代表選舉法中，也沒有台灣的代表。直到《中華民國憲法》即將成形的最後一刻，台灣才有17名制憲國大代表匆匆趕赴南京參加會議。但是這些代表因為是「撿戲尾」的份，簡直插不上嘴。就好像是在喜宴中，最後一道菜都上完才到場的客人，沒吃到什麼，也算是有參加喜宴了。
更遺憾的是，這17名台灣的代表，在開完會回來的兩個多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其中的兩名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另外一名代表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中，飽受牢災。台灣的制憲國代竟遭此待遇，則台灣與這部憲法的關係，似乎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18 。
台灣的民主轉型，缺乏轉型正義，仍是換湯不換藥。
2012年，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其實以上三個「中華民國」（如上圖示），都不到百年，原本的中華民國，只有38年即結束，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歷史上的定位，可以說是一個由中國流亡到台灣、殖民統治台灣、在台灣「借殼上市」的流亡政權。直到1996年台灣舉行總統民選，殘存的中華民國已漸被台灣的民選政權取代，但是舊體制、舊思維、舊國號，仍延續使用。台灣只剩下法理上的制憲、正名，取得國際承認，便可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321。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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