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台灣史101問》，頁256。1947年3月，上海《時與文》週刊刊登的漫畫。）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11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自以為很大的中國官僚，就是要公然貪污腐化，目無法紀。
牽親引戚的政治文化，直到今日苗栗大埔暴政皆有傳承。
殺人有理！台灣人民膽敢發言抗議，就是叛亂分子。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在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台北別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坦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20人之耳鼻及生殖器官，然後用刺刀戮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4、50名由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捕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槍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邪惡凶暴的屠夫，在228展開對台灣人民的武裝殺戮。
大屠殺之後的大清算。
怕有影響力的台灣菁英干政，就“殺”光他們。
儘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所謂的「光復」，歡迎新來的「祖國」，但是新來的中國國民政府，誤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台灣。首先，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作為統治台灣的總機關。這個機關擁有行政、司法、軍事各項大權，好像日本時代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因此，許多滿懷期待與理想的台灣知識份子，看到了這種體制出現之後，都失望的戲稱他叫「新總督府」，擔任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的陳儀，則被稱為「新總督」。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各項資源，幾乎壟斷在這種所謂的「新總督府」的體制下，也為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筆。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4。
而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腐化。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譏稱接收委員個個「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劫收」後的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50年未開之眼界。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叫人目不暇給。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5。
總之，台灣人民在慶祝所謂「光復」不久，所面對的局面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56。
為何牽親引戚的政治，讓台人痛心疾首？為何「吃銅吃鐵」、「五子登科」的官場，開了台人50年未開之眼界？為何陳儀宣稱「公務員不揩油」，會引起台人詫異？為何外省軍人上車不買票、不排隊，台人忿忿不平？為何抗議的台灣民眾到專賣局焚毀器物時，不會搶奪錢財？反倒是號稱「清鄉」的官兵，卻會劫奪民財？……這些為何，可用半山人士連震東提醒國民政府的這段話來解答：「台人經過日本多年的訓練，過的是新生活，台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清潔，勤儉……」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60。
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對於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在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二）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台北別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坦彈殺害平民。……（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20人之耳鼻及生殖器官，然後用刺刀戮死。（五）台北將所捕平民4、50名由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捕以刺刀。（六）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七）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民眾即開槍擊殺。（八）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九）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槍決。（十）嘉義台南一帶人民因聞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被捕槍決。（十一）軍隊以清鄉為名，向民家搜查，將財物取去復殺人滅口。」
彭明敏教授的回憶錄，提到高雄地區的屠殺情形，這樣說：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66-267。
彭孟緝接到南京電報：『8日前21軍可以陸續到台』的消息後，更加瘋狂起來了。2日（按：此日期可能有誤）晚下令高雄軍械庫，將庫存械彈盡盡裝備高雄傷兵，成立一個大隊，擔任高雄守備。自己指揮要塞部隊和獨立團部隊，對高雄、台南等地進行血腥屠殺；並說：『錯殺幾個人，沒有關係，一切由我負責。』因此不分什麼『暴民』、『順民』都成為他們邀功的對象。所以等到3月13日145師到達高雄隨後移駐鳳山時，所謂『台民暴亂』基本已經平息。先是145由鹽城、東台一帶開達雲港集結候輪開台的行軍途中，部隊晝夜行軍，一師七零八落，拖了幾十里長，三三兩兩，好似麻雀隊伍一樣。沿途官兵給養，到處劫奪民物，不給分文，還有強姦婦女的行為。紀律壞到極點，人民怨聲載道。而他們認為鎮壓台灣『暴民』的任務要緊，一切都顧不得了。
再者，中國記者王思翔，228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灣目擊記」，後改名「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3月8日以後的大屠殺的見證：
「3月8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視『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9日上午6時發布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71-272。
在「綏靖」之下，所謂「清鄉」又接踵而來。有些軍隊，假借「清鄉」之名，實行搜括勒索之實，試看王思翔這段報導：
「『清鄉』和『檢查』是綏靖的基本內容。自14日起，這種工作即在各地普遍展開，除經常而舉行的『突擊抽檢』（即不分晝夜、不通知、局部的檢查）外，台南市曾於17日特別戒嚴，全市交通斷絕，實施全面戶口檢查。凡戶籍錯誤及無身分証者，當然被列為『奸匪暴徒』，而家中缺少一人者也必追究歸案，由於統治者繼承了日帝的嚴密的戶籍基礎，幾乎沒有一戶一人能逃出魔掌。所有居住台灣的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被檢查，什麼東西將被當作『暴徒』的證據，誰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個仇人這時會引導軍警來加害。軍警、特務們和與其相勾結的流氓，『清鄉』其名『清箱』其實者不少，而且他們又善於為了詐財勒索而構罪陷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74-275。
在軍隊抵台進行的鎮壓與屠殺中，當局雖然捕殺了許多直接參與暴動與反抗的份子，但是許多未曾參與任何暴動的社會領導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師、作家、醫師、記者，也幾乎在同一個時段裡遭到整肅。根據學者的研究推斷，陳儀當局3月9日以後，即開始有計畫的逮捕台灣的知識菁英，各地地方領袖、社會名流，紛紛被捕，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公然處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參與任何暴動，但卻慘遭不測。
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教授，於3月10日清晨被情治人員帶走，一去不回。據聞，他的屍體被裝在麻布袋內，丟入淡水河裡。
同樣也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大公企業的創辦人陳炘，於3月11日清晨6時許，在病榻中被刑警叫走，也一去不回。
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王添灯被憲兵抓走，最後遭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澆淋汽油，點火燒死。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79-280。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