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台灣歷史學會。The national flag of Taiwan Republic -- an amber tiger on blue ground.）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11-04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虛假台灣獨立運動的荒謬。
台灣民主國以「永清」為年號，甚至劉永福在台南所發行的銀票和股票，還奉「光緒」之名，都可見其剪不掉大清帝國的臍帶。因此，以虎為標誌的國旗，用來和龍旗相呼應，應該就不足為怪了。
所以台灣民主國其實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所謂「全台紳民」，其實只是既得利益的官紳階級。他們要建立台灣民主國的主要目的，不在真正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而是在保守其既得利益。學者王育德就這樣評論：「台灣民主國是在混亂中吸取甜頭的殘餘清官、死守既得利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的合同劇。」（詳見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0。
割台後的抗日之役，張之洞以職務及舊交關係，聯繫唐景崧、劉永福等人抗日，儼然成為幕後指導者。簡單說，「台灣民主國」是滿清官吏打出的「台灣牌」。
總之台灣民主國只能說是一次「假獨立」，猶由如今日商場上一些商人因債務糾紛，而與妻子辦理「假離婚」（法律名義上的離婚）一樣。
檢討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因，有人認為是因得不到國際外交的支持。其實，這並非重點，須知道，要建立「台灣民主國」這個念頭，還是法國透過陳季同提醒的。法國曾告訴唐景崧，要替清國爭回土地，已經不可能，若台灣獨立自保，則還有希望。法國原先還派兩艘軍艦前來馬公聲援，但終而放棄支持。其他各國也都不願為台灣事而惹來一生腥，道理很簡單，試想，當時唐景崧對外宣稱這個「台灣民主國」與清國「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既然昭告世界說我的獨立不是真的，則世界上有哪一個愚昧的國家，會去支持一個自己都不願意獨立的國家？自己本身沒有真正獨立的意願，豈能期待國際外交的支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1-182。
十日總統唐景崧。
六月四日，日軍還在基隆，總統唐景崧就化妝成平民，買通衛兵，漏夜逃往淡水，搭艦潛返中國，距就職僅十日，人稱「十日總統」，留給時人「託辭將作戰，脫身滄海滂」的諷刺詩句。唐景崧潛逃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城內的廣東兵焚燒總統府，官兵變成強盜，到處搶劫，變賣軍器，人人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威脅。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4。
保財、不保台的生意人。
騷亂至此，於是商紳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劉延玉、陳儒林，以及辜顯榮、德商Ohly、英商Themson、美國記者禮密臣、法商畢狄蘭……等人，乃商議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秩序，遂有辜顯榮前往基隆迎接日軍之舉。六月十四日，日軍輕易地進入台北城，距離日軍登陸僅十天。
反觀三峽以下的中南部台灣子弟兵，為保鄉衛土而奮身抗戰，犧牲慘烈。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期間真有天壤之別。
尤其是一介書生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得唐授予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隨即在鄉招募義軍，與姜紹祖、徐驤等諸先烈並肩作戰，從新竹作戰到彰化，且於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5。
台灣人就只有落地生根在台灣。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但同時給予台灣住民選擇國籍的權利。《馬關條約》第五條：「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所以，當時的台灣住民，有權利在兩年內決定是留下來當日本臣民，抑或離開台灣去中國（清帝國）或其他地方。據記錄，當時180萬人口中，選擇清國國籍者只有4,500人，佔人口的0.25%，之後又有多人回到台灣，真正留在中國的人數，只佔人民的0.23%。台灣住民多數有祖先來自華南，中國為他們的「祖國」，為何多數寧願成為日本國民，而放棄「祖國」？
雖然抗日運動遍及全島，但台人願意離開者卻極少數，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落地生根，房屋、土地、牛隻……都已定著台灣，離開台灣，別無生路。社會學家陳其南指出，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土著化」，逐漸從大陸祖籍的宗族認同轉向台灣本土的宗族認同，從祖籍意識轉變到新地緣意識。
所以，儘管台灣即將由日本統轄，但大部分的台灣人仍然決定留下來，那不是政治學的意義（亦即不是台灣住民選擇接受日本統治），而是社會學上的意義，亦即大部分的台灣人已經定著於土地之上，無法離開。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6-187。
台灣人拜台灣神是真信仰。
法號「證峰」的林秋梧，是192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提倡宗教改革、致力破除迷信極為用力的宗教家兼社運家，他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人，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1930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台灣民眾向來的迷信與雜信相當嚴重，林狄梧對於那種「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有著極淋漓的指陳：「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唸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式證明其背教的行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7。
如今，台灣每年大約燒掉28噸的冥紙，大約浪費新台幣130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18萬噸二氧化碳，需要1,500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琉碳化物、苯、甲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炎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8。
台灣民主國以「永清」為年號，甚至劉永福在台南所發行的銀票和股票，還奉「光緒」之名，都可見其剪不掉大清帝國的臍帶。因此，以虎為標誌的國旗，用來和龍旗相呼應，應該就不足為怪了。
所以台灣民主國其實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所謂「全台紳民」，其實只是既得利益的官紳階級。他們要建立台灣民主國的主要目的，不在真正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而是在保守其既得利益。學者王育德就這樣評論：「台灣民主國是在混亂中吸取甜頭的殘餘清官、死守既得利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的合同劇。」（詳見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0。
割台後的抗日之役，張之洞以職務及舊交關係，聯繫唐景崧、劉永福等人抗日，儼然成為幕後指導者。簡單說，「台灣民主國」是滿清官吏打出的「台灣牌」。
總之台灣民主國只能說是一次「假獨立」，猶由如今日商場上一些商人因債務糾紛，而與妻子辦理「假離婚」（法律名義上的離婚）一樣。
檢討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因，有人認為是因得不到國際外交的支持。其實，這並非重點，須知道，要建立「台灣民主國」這個念頭，還是法國透過陳季同提醒的。法國曾告訴唐景崧，要替清國爭回土地，已經不可能，若台灣獨立自保，則還有希望。法國原先還派兩艘軍艦前來馬公聲援，但終而放棄支持。其他各國也都不願為台灣事而惹來一生腥，道理很簡單，試想，當時唐景崧對外宣稱這個「台灣民主國」與清國「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既然昭告世界說我的獨立不是真的，則世界上有哪一個愚昧的國家，會去支持一個自己都不願意獨立的國家？自己本身沒有真正獨立的意願，豈能期待國際外交的支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1-182。
十日總統唐景崧。
六月四日，日軍還在基隆，總統唐景崧就化妝成平民，買通衛兵，漏夜逃往淡水，搭艦潛返中國，距就職僅十日，人稱「十日總統」，留給時人「託辭將作戰，脫身滄海滂」的諷刺詩句。唐景崧潛逃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城內的廣東兵焚燒總統府，官兵變成強盜，到處搶劫，變賣軍器，人人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威脅。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4。
保財、不保台的生意人。
騷亂至此，於是商紳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劉延玉、陳儒林，以及辜顯榮、德商Ohly、英商Themson、美國記者禮密臣、法商畢狄蘭……等人，乃商議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秩序，遂有辜顯榮前往基隆迎接日軍之舉。六月十四日，日軍輕易地進入台北城，距離日軍登陸僅十天。
反觀三峽以下的中南部台灣子弟兵，為保鄉衛土而奮身抗戰，犧牲慘烈。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期間真有天壤之別。
尤其是一介書生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得唐授予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隨即在鄉招募義軍，與姜紹祖、徐驤等諸先烈並肩作戰，從新竹作戰到彰化，且於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5。
台灣人就只有落地生根在台灣。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但同時給予台灣住民選擇國籍的權利。《馬關條約》第五條：「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所以，當時的台灣住民，有權利在兩年內決定是留下來當日本臣民，抑或離開台灣去中國（清帝國）或其他地方。據記錄，當時180萬人口中，選擇清國國籍者只有4,500人，佔人口的0.25%，之後又有多人回到台灣，真正留在中國的人數，只佔人民的0.23%。台灣住民多數有祖先來自華南，中國為他們的「祖國」，為何多數寧願成為日本國民，而放棄「祖國」？
雖然抗日運動遍及全島，但台人願意離開者卻極少數，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落地生根，房屋、土地、牛隻……都已定著台灣，離開台灣，別無生路。社會學家陳其南指出，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土著化」，逐漸從大陸祖籍的宗族認同轉向台灣本土的宗族認同，從祖籍意識轉變到新地緣意識。
所以，儘管台灣即將由日本統轄，但大部分的台灣人仍然決定留下來，那不是政治學的意義（亦即不是台灣住民選擇接受日本統治），而是社會學上的意義，亦即大部分的台灣人已經定著於土地之上，無法離開。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186-187。
台灣人拜台灣神是真信仰。
法號「證峰」的林秋梧，是1920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提倡宗教改革、致力破除迷信極為用力的宗教家兼社運家，他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人，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1930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台灣民眾向來的迷信與雜信相當嚴重，林狄梧對於那種「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有著極淋漓的指陳：「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唸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式證明其背教的行為。」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7。
如今，台灣每年大約燒掉28噸的冥紙，大約浪費新台幣130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18萬噸二氧化碳，需要1,500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琉碳化物、苯、甲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炎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8。
（未完待續，撰於2013/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