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1

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前輩(贊主同修)略歷5-求學經歷1


大地董事會前,史明老先生上午先到聖山參觀改裝後的台灣英雄殿,以及甫完工的史明銅像,留下珍貴的本尊與塑像合影(攝於2018/12/15)。
Aries | 贊修
2020-02-11

*本文收錄於「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前輩(贊主同修)揭碑追思會」追思手冊。照片未加註者,來源為大地志工。


自從接觸現代化教育,史明透過教育吸收到新知識,
與家中保有的舊觀念產生矛盾與衝突。
早稻田大學培養自由主義、人本觀念,
讓他懷抱滿腔的熱情與正義感想付出,
世界大同的馬克思主義,加上民族自決的國際潮流,
促使他下決心去主戰場,中國抗日,
為的是「排除在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大志,
單純又天真的要保衛家鄉。

三、求學經歷:台灣、日本
1. 士林公學校
兒童史明(林朝暉)在1925年(實歲7歲、虛歲8歲)進入士林公學校[1](前身為芝山巖學堂,今士林國小)就讀一年級,學習日語等初級教育。他因記憶力強加上母親施秀日日督促複習功課,此時他已對一般日語會話運用自如。[2]

林朝暉在公學校學習一年的表現不錯,但在母親的心裡似乎還不夠,她希望孩子能進入比公學校素質更高、資源更充沛的「小學校」[3]就讀,以輕易跨越未來進入上流社會的門檻。

2. 建成小學校

要進入日本人兒童就讀的小學校,需通過考試,達到資格才進入學校。林朝暉通過建成小學校的筆試、口試,在日語使用上與一般日籍兒童無異,然而家庭審查狀況,則因為父親林濟川有反日言論,影響他進入小學校的機會。校長後藤止認為林朝暉測驗成績優良且不應該耽誤小孩的前途,與執政當局溝通後,決定讓林朝暉以降一個年級的方式入學,緩和反對者的聲音。[4]

就這樣,在母親的殷殷期盼下,林朝暉於1926年進入建成小學校就讀一年級(實歲8歲,虛歲9歲),與多數是日本學生的同學「共學」。[5]這是林朝暉頭一次和日本人接觸,心裡原有一絲絲恐懼,[6]察覺主任老師松山利治對所有的學生一律嚴格但溫和平等對待,台日同學之間沒有刻意區別,加上林朝暉在念書方面表現優於日本同學,自然和大家相處融洽。[7]

此時期的林朝暉,除了學校體制內的功課,對新鮮事物都感到興趣,他認為「這種閱讀課外書籍的習慣,導致我後來喜歡親近各種小說、詩歌等等,對我的人格塑造有不小的幫助。」[8]接觸新的領域,有所收穫固然開心,但在思想上卻開始產生矛盾的狀況:

我進入小學校以後,老祖母在家仍然教我「做人」要有志氣、要慷慨大方;母親則嚴格教育「道德」、「禮貌」;開明的父親教我「社會」;玉英姑的細膩溫柔教我「情誼」。我在小學校受到新文明新教育的薰陶,使我的智慧初開,我好似一向被管制的「小動物」,慢慢抬起頭來,動手動腳地開始「自己活動」。不過這一來,我對家裡的封建思想與舊習慣就感覺到很狹窄、很受束縳。[9]

……不斷吸收新知識的父親,與學習舊禮教的母親愈來愈沒有交集,夫婦感情也變得疏離……[10]

這種情形,其實也是當時台灣社會的寫照,原有的清國舊慣習與傳統禮教,遇到明治維新改革運動後的現代思潮,衍生「固守舊風俗」或「接受新思想」的抵觸與磨合期。

此時期的他,還面臨戶籍名稱從「林朝暉」變成「施朝暉」的家庭變化(詳閱前述「阿舅施振興-啟蒙音樂」)。[11]

他的思想雖屬幼稚模糊期,但受到父親林濟川的反日影響,時常跟隨父親到士林媽祖廟的廟埕,參加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會[12](藉此啟蒙台灣人,喚醒台灣人的自覺[13])。1920年代前期,台灣社會運動團體萌芽發展;後期社運團體各走各路,從右派的自治運動到左派的階級運動,代表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心聲:自治、獨立的願望。[14]史明回想這段期間,自認:「這些接踵而來的抗日運動,雖然都一一遭到壓制撲滅,但對於我日後的思想覺醒都有很大的啟蒙與影響。」[15]


參考資料
[1] 自1898年起,台灣人兒童就讀六年制的公學校,就學資格是8歲以上、14歲以下,學習的科目有修身、國語(日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的現代化教育。維基百科/公學校,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公學校(2017/1/3點閱)。
[2]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35-136。
[3] 8歲以上、14歲以下的日本人兒童就讀六年制的小學校,入學資格必須為日籍學童,或通日語的台籍學童,所學科目與日本內地一般的尋常小學校相同,小學校的資源或升學率都優於台籍學童就讀的公學校。1941年3月,台灣教育令再度修正,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維基百科/小學校,https://zh.wikipedia.org/wiki/小學校_(台灣)(2017/1/3點閱)。
[4]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0。
[5] 日台共學制度,是一項同化政策。公學校系統為台籍學童所設,小學校則限定日籍學童。「為了加強對台灣的同化,台灣總督府分別於1919年及1922年頒布台灣教育令。該命令強調台籍學童或台籍學生,如具備國語(日語)能力者,即可不必受入學資格的限制。此項命令並適用於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日台共學制度(2017/1/4點閱)。
[6] 起因於小時候母親常威脅,如果不聽話,要叫「日本臭狗仔」(日本警察)來打,造成小孩有刻板印象。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3。
[7]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2-144。
[8]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5。
[9]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5。
[10]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6。
[11]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6。
[12]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8。
[13]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榮耀與寂寥》_張炎憲序,http://twcenter.org.tw/a02/a02_11/a02_11_01_3.htm(2017/1/9點閱)。
[14] 李筱峰,《台灣史101問》(台北市:玉山社,2013),頁203。
[15] 史明,《史明回憶錄:追求理想不回頭》,頁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