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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6-06
時間：2016年05月28日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台獨啟蒙者廖文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廖文毅家族代表林光華博士致詞：
地點：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台獨啟蒙者廖文毅揭碑典禮暨追思大會－廖文毅家族代表林光華博士致詞：
各位用寶貴的時間來參加。第一個部分，敝姓林，廖文毅姓廖，我跟廖文毅是什麼關係？我阿公的媽媽是廖文毅的爸爸的親大姐，就是這麼來的。
我先來講廖文毅他整個的overall 來看他這個人。在當時的台灣，他是一個相當有國際觀的人，他出生在台灣西螺，他去過日本、中國讀書、然後再到美國讀書完成博士學位後，去到中國做事後再回台灣。所以，從他的經歷是一個有國際觀的人，開始自覺，認為咱要走獨立這條路。一般稱他為「啟蒙者」，若用台灣話來講就是台獨「祖師爺」。
我唸台大化工，廖文毅叔公他也是唸化工，這也是一個巧合。談到廖文毅，在我小的時候，我爸爸會一年兩次到西螺去收租，我雖在西螺出生，但很小的時候就搬到屏東了，所以我從小學、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屏東唸書，大學才到台北。最早對廖文毅的印象是，我的親大哥他大我三歲，我爸爸到西螺收租的時候會帶著他，他跟我說，都會有一個女子對他很好，每次去都會拿錢給他，他說的女子其實就是廖文毅的媽媽。
另外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有一個從西螺來的人來找我爸爸，我爸爸是教員，他唸法律，但職業跟法律無關。那個人對我爸爸講話很客氣，但我爸爸對他的態度卻是愛理不理的樣子，讓我覺得很奇怪，原來那是調查局派來的人。
廖文毅回來台灣投降的時間是1965年5月14日，那年我高二，當時報紙寫了很多廖文毅起義來歸等等宣傳，我有一個同學姓吳，他就說他是回來看他媽媽的，所以，如果稍微懂的人，思想也會有些不同，這是當時發生的事情。
我在美國的時候也曾參加過台獨運動，回來台灣之後從事一些祕密工作。我的single contact（單線聯絡人），他叫做鄭紹良先生，他是彭教授（彭明敏）的左右手，他把我介紹給彭教授，one to one（一對一） ，跟彭教授在Motel見面，所以知道我的身分的人只有他們兩位。我去美國的時間是1971-1976年，當時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有非常好的遠東圖書館，所以我經常花時間待在圖書館，閱讀一些與中國和台灣有關的書籍。因此我開始自覺，我要參加台獨運動。
我的小女兒曾經問我，爸爸你對台獨會那麼關心，是不是跟你的家族有關？我說不是！是我自己的自覺。我回來台灣，於1976-1980年期間，在清華大學化工系教了四年的書。之前，我在海外已經先做了一些佈局，例如如何進入國民黨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到1980年我第二次到美國，76-80年回台我在清華教書，那對我來說是很好的經歷，怎麼說呢？因為教書這段期間我有一些學生以及在台灣的同事，都與他們共同有一些關係了。所以當我第二次回到台灣，對台灣就比較不感到生疏。
我在西雅圖期間是1971-1976年，第一因為我參加台獨運動的關係，我才能跟我的親叔叔林振武，我回台灣後去找他，有二個禮拜都在一起。這位叔叔是廖文毅於香港到日本前，整個在日本的聯絡人，也是廖文毅的組織裏面擔任青年部的宣傳部部長。我能夠找到這位叔叔，是因為與他同在日本的同志去到西雅圖，他說他來自日本，我問他是否認識我的叔叔，他說他很熟，因此我拜託他將我叔叔在日本的聯絡電話給我，後來我才能與叔叔在東京、KOBE（神戶）、京都碰面。有許多事都有一些巧合，並非刻意去追求的。
我回來台灣教書，第二次又出國，在1980-2002年再回台，這期間我做了一些事但未公開，在我第一次回台時，知道我的身分的人也只有兩個人，當時我要加入台獨聯盟時，也會事先對你做身家調查，會調查我台灣的部分，鄭紹良跟我說，他們調查完我之後，說感覺我家裏的人都很好，能夠信任我。另外，若要進入安全局或是國民黨內部，他們也會調查你，但就要知道如何的去閃過。
我第二次回來台灣是2002年，我的身分回台之後也已經比較能講了，我們一個月有一次的聚會，主要是海外的同志，大家輪流請客，發起人就是張燦鍙、蔡同榮、鄭紹良等人，我若有時間我都會參加，因此我也在這裏遇到我的叔公廖光正（廖文毅的堂弟），透過那裏我也找到了和我有關係的廖家的族譜，所以我才清楚我們一代一代的關係為何，那都在無意中，因為台獨的關係，我與廖家的淵源才reconnected（重新連結），過去雖然我知道有關，但是我的爸爸都不願意講，這中間有許多的故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說到這裏，真的感謝大家來，我真的感到很光榮，多謝！
我先來講廖文毅他整個的overall 來看他這個人。在當時的台灣，他是一個相當有國際觀的人，他出生在台灣西螺，他去過日本、中國讀書、然後再到美國讀書完成博士學位後，去到中國做事後再回台灣。所以，從他的經歷是一個有國際觀的人，開始自覺，認為咱要走獨立這條路。一般稱他為「啟蒙者」，若用台灣話來講就是台獨「祖師爺」。
我唸台大化工，廖文毅叔公他也是唸化工，這也是一個巧合。談到廖文毅，在我小的時候，我爸爸會一年兩次到西螺去收租，我雖在西螺出生，但很小的時候就搬到屏東了，所以我從小學、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屏東唸書，大學才到台北。最早對廖文毅的印象是，我的親大哥他大我三歲，我爸爸到西螺收租的時候會帶著他，他跟我說，都會有一個女子對他很好，每次去都會拿錢給他，他說的女子其實就是廖文毅的媽媽。
另外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有一個從西螺來的人來找我爸爸，我爸爸是教員，他唸法律，但職業跟法律無關。那個人對我爸爸講話很客氣，但我爸爸對他的態度卻是愛理不理的樣子，讓我覺得很奇怪，原來那是調查局派來的人。
廖文毅回來台灣投降的時間是1965年5月14日，那年我高二，當時報紙寫了很多廖文毅起義來歸等等宣傳，我有一個同學姓吳，他就說他是回來看他媽媽的，所以，如果稍微懂的人，思想也會有些不同，這是當時發生的事情。
我在美國的時候也曾參加過台獨運動，回來台灣之後從事一些祕密工作。我的single contact（單線聯絡人），他叫做鄭紹良先生，他是彭教授（彭明敏）的左右手，他把我介紹給彭教授，one to one（一對一） ，跟彭教授在Motel見面，所以知道我的身分的人只有他們兩位。我去美國的時間是1971-1976年，當時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有非常好的遠東圖書館，所以我經常花時間待在圖書館，閱讀一些與中國和台灣有關的書籍。因此我開始自覺，我要參加台獨運動。
我的小女兒曾經問我，爸爸你對台獨會那麼關心，是不是跟你的家族有關？我說不是！是我自己的自覺。我回來台灣，於1976-1980年期間，在清華大學化工系教了四年的書。之前，我在海外已經先做了一些佈局，例如如何進入國民黨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到1980年我第二次到美國，76-80年回台我在清華教書，那對我來說是很好的經歷，怎麼說呢？因為教書這段期間我有一些學生以及在台灣的同事，都與他們共同有一些關係了。所以當我第二次回到台灣，對台灣就比較不感到生疏。
我在西雅圖期間是1971-1976年，第一因為我參加台獨運動的關係，我才能跟我的親叔叔林振武，我回台灣後去找他，有二個禮拜都在一起。這位叔叔是廖文毅於香港到日本前，整個在日本的聯絡人，也是廖文毅的組織裏面擔任青年部的宣傳部部長。我能夠找到這位叔叔，是因為與他同在日本的同志去到西雅圖，他說他來自日本，我問他是否認識我的叔叔，他說他很熟，因此我拜託他將我叔叔在日本的聯絡電話給我，後來我才能與叔叔在東京、KOBE（神戶）、京都碰面。有許多事都有一些巧合，並非刻意去追求的。
我回來台灣教書，第二次又出國，在1980-2002年再回台，這期間我做了一些事但未公開，在我第一次回台時，知道我的身分的人也只有兩個人，當時我要加入台獨聯盟時，也會事先對你做身家調查，會調查我台灣的部分，鄭紹良跟我說，他們調查完我之後，說感覺我家裏的人都很好，能夠信任我。另外，若要進入安全局或是國民黨內部，他們也會調查你，但就要知道如何的去閃過。
我第二次回來台灣是2002年，我的身分回台之後也已經比較能講了，我們一個月有一次的聚會，主要是海外的同志，大家輪流請客，發起人就是張燦鍙、蔡同榮、鄭紹良等人，我若有時間我都會參加，因此我也在這裏遇到我的叔公廖光正（廖文毅的堂弟），透過那裏我也找到了和我有關係的廖家的族譜，所以我才清楚我們一代一代的關係為何，那都在無意中，因為台獨的關係，我與廖家的淵源才reconnected（重新連結），過去雖然我知道有關，但是我的爸爸都不願意講，這中間有許多的故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說到這裏，真的感謝大家來，我真的感到很光榮，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