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source: 林黎彩專欄
2009-06-11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15~16。
國民黨戰敗逃到台灣，有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228殺的是台灣菁英，白色恐怖則是整肅異己的中國人。
1950年元月，我們部隊由舟山撤退到高雄，一登陸便尋得一處廣大的地瓜田，士兵們受命搭起人字帳篷紮營，無水可洗澡，身上長滿疥瘡，生活非常的簡陋，根本無心欣賞高雄是何光景，可說是視而不見。士兵們除了出操之外，還需上柴山打柴。某日，一些士兵對於砍回來的柴不知去向，懷疑是否被官員們私下變賣，中飽私囊。這些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士兵，竟直接向上層詢問，副連長及營長得知此事後，認為這些士兵犯上，竟命令他們全部罰跪，這時陸戰隊團長徐魁榮剛吃過晚飯，經過這些正在罰跪的士兵面前，一番詢問之後，說出如下之語：『何必麻煩，一人一麻袋往壽山下丟去就好了！』
初到高雄時，團體的變動很大，我所隸屬的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砲兵營勤務排的兵員們大多是未滿十八歲的年紀，其中有許多人來自中國各地的流亡學生，兵源相當紊亂。這些流亡學生中流傳著一則發生於戰亂時期的真實故事：國共戰爭期間，許多年輕學子隨著學校不斷的撤退、遷移，而軍中兵源不足便到處抓人當兵，有一位聯合中學的李振寧校長為了保護自己的學生，苦苦向抓學生的軍官哀求讓他可以將這些學生安全的帶回他們父母的身邊，然而如此有情的校長卻被無情、蠻橫的軍人當作匪諜當場槍斃，學生遂被分成志願與不志願當兵的兩邊，志願的一邊立刻被收編，不願當兵的學生立刻被野蠻者手中的刺刀結束他們正值青春的生命。被收編的流亡學生有的乘機逃亡，游泳到馬公的測天島加入我隸屬的海軍陸戰隊的砲兵營。每當憶及這段故事，總忍不住老淚縱橫，痛恨戰爭帶來的泯滅人性的野蠻行徑。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18~19。
我開始反省那些打小報告、藉特權整肅異己的醜態，看透軍中各種不平與黑暗的一面，心中萌生離去的念頭，因此努力的讀書，畢業後尋求他途離開軍隊。我將這種人性灰暗面的表現歸之於惡質文化下的結構所產生扭曲的價值觀，這幾年我不斷的思考文化對一個國家的重要，中國文化的特質即使沒有共產黨也會有其他的亂事，整體而言，毛澤東也可說是惡質文化下的受害者。因此，建立屬於臺灣人的新文化何其重要，這也是我這些年來思考的重點。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23。
阿九是保釣魚台英雄，是學生領袖，到美國學的是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課程，好像很捍衛ROC在台灣的主權，其實內心思變，不但現實面崇洋，其心裡有著看不起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潛在思維。
能夠由迷幻中覺醒的在台第一代外省人不多，廖中山的台獨建國，給同樣出身背景的人，一種「震撼教育」。
1963年7月，廖老師因肝病，以海軍中尉軍階退役，隨即在屏東萬丹中學謀得教職。在那裡，廖中山結識了正在南部鄉下幾所天主教堂流浪謀生的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小姐。廖老師說：「未滿20的流浪女遇到已過30的流浪漢，從開始交談到論及婚嫁僅兩個月左右。」這段婚姻，不只是兩個普通人的結合，而是背負著中國苦難歷史的廖中山，與馱負著台灣苦難歷史的林黎彩，結緣於多難島國的大時代故事。這段姻緣，不僅是苦難歷史的縮影，卻也是溫馨感人的時代詩篇。讓我們來聽聽廖老師的敘說：「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特別可望有個家。而我的妻子出生高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在他十四個月大時，父親【林界先生】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五個進去的人，只有兩人出來。他父親被害時，只留下她和比她大兩歲的姊姊，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他的母親自殺身亡，當時他才九歲。因此，內人可說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我比她稍幸運，我是個有父有母的孤兒，因此，我倆都渴望有個家，對我們而言，家不只是個地方，還必須有情、有愛。」
這對同命鴛鴦終於攜手建立了他們溫馨的家園，雖然只有八坪不到的眷舍，廖教授卻有落地生根的喜悅。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28~29。
進海專任助教起，廖老師的思想觀念進入「轉型期」，他自剖說：「在生活安定下來後，自我反省，對於自己所受的革命教育及對任何事都是標準答案，對人性尊嚴和民族意識毫無所知的情況，感到相當幼稚，於是開始在休閒時讀一些書籍刊物。看的範圍很廣，從武俠、科幻到政論性的雜文都看。」「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對一些黨國元老、民族救星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此時的廖老師，開始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29~30。
1990年廖教授曾回中國河南老家一趟，「卻感受不到四十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在拜祭完雙親墳墓返回台灣之後，他不但沒有一絲「回歸祖國」的念頭，反而更加認同台灣而自稱是「河南來的第一代台灣人」，堅定主張台灣獨立。廖老師這樣說：「中國是我的生母，台灣是我的養母，我希望兩者平等相待，不願養母變成生母的屬下或奴僕。」
他堅持他的養母應該獨立於他的生母之外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基於對中國政治文化本質的更深刻認識。他在90年代初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法治、人權』的基因，『民主』永遠是一種口號，古人說：小仗則受，大仗則逃；在情感上我仍存有一點血緣情懷，但就全人類文明進化觀點來看，台灣主權獨立，是使後代子孫能享有現代文明及真正民主的唯一希望。」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31。
1992年8月23日，廖中山教授與一群理念相同的所謂「外省人」成立了「『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他被推為首任會長。這群落地生根的新台灣人，推開眷村的藩籬、走出「中華一統」的民族主義神話、粉碎「台獨是要把外省人趕下海」的惡意中傷、拋棄外來者的優越身段，他們決心融入台灣社會，要與其他各族群互尊互重，凝聚成台灣命運共同體。廖教授說，「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33~34。
做一個沒有政治背景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民，在中國人的社會，沒有地位、沒有求知的權力、沒有向外求援的力量，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中共要「貧農翻身打倒地主」反而成為剝削農民的耕地所有權，成為最大的地主，由少數統治權貴把持，其無法無天的情況，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農民成為農奴。
解決中國集權統治的方法，在於中國民主化，台灣獨立建國，如是、如是！
中共佔有政權之後的中國，其遭受的浩劫比秦朝秦始皇還厲害，中國人組織軍隊，不是打外國人入侵者，而是做為內戰與壓制百姓的工具。
我們廖姓族人遷居落戶至此形成村莊落，已不知是第幾代了。較大的莊落被稱為『寨子』，規模較小的被稱為『莊』。寨子或莊子裡的居民不論是處在戰亂或太平的年代，隨時都在備戰的狀態之下。1939年日本已發動侵華戰爭，對廖莊的居民而言，自保或逃難是隨時要面對的事。我開始上學後，學到的第一首兒歌便是「打倒日寇殺漢奸」的軍歌。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11。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15~16。
國民黨戰敗逃到台灣，有228大屠殺與白色恐怖，228殺的是台灣菁英，白色恐怖則是整肅異己的中國人。
1950年元月，我們部隊由舟山撤退到高雄，一登陸便尋得一處廣大的地瓜田，士兵們受命搭起人字帳篷紮營，無水可洗澡，身上長滿疥瘡，生活非常的簡陋，根本無心欣賞高雄是何光景，可說是視而不見。士兵們除了出操之外，還需上柴山打柴。某日，一些士兵對於砍回來的柴不知去向，懷疑是否被官員們私下變賣，中飽私囊。這些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士兵，竟直接向上層詢問，副連長及營長得知此事後，認為這些士兵犯上，竟命令他們全部罰跪，這時陸戰隊團長徐魁榮剛吃過晚飯，經過這些正在罰跪的士兵面前，一番詢問之後，說出如下之語：『何必麻煩，一人一麻袋往壽山下丟去就好了！』
初到高雄時，團體的變動很大，我所隸屬的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砲兵營勤務排的兵員們大多是未滿十八歲的年紀，其中有許多人來自中國各地的流亡學生，兵源相當紊亂。這些流亡學生中流傳著一則發生於戰亂時期的真實故事：國共戰爭期間，許多年輕學子隨著學校不斷的撤退、遷移，而軍中兵源不足便到處抓人當兵，有一位聯合中學的李振寧校長為了保護自己的學生，苦苦向抓學生的軍官哀求讓他可以將這些學生安全的帶回他們父母的身邊，然而如此有情的校長卻被無情、蠻橫的軍人當作匪諜當場槍斃，學生遂被分成志願與不志願當兵的兩邊，志願的一邊立刻被收編，不願當兵的學生立刻被野蠻者手中的刺刀結束他們正值青春的生命。被收編的流亡學生有的乘機逃亡，游泳到馬公的測天島加入我隸屬的海軍陸戰隊的砲兵營。每當憶及這段故事，總忍不住老淚縱橫，痛恨戰爭帶來的泯滅人性的野蠻行徑。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18~19。
我開始反省那些打小報告、藉特權整肅異己的醜態，看透軍中各種不平與黑暗的一面，心中萌生離去的念頭，因此努力的讀書，畢業後尋求他途離開軍隊。我將這種人性灰暗面的表現歸之於惡質文化下的結構所產生扭曲的價值觀，這幾年我不斷的思考文化對一個國家的重要，中國文化的特質即使沒有共產黨也會有其他的亂事，整體而言，毛澤東也可說是惡質文化下的受害者。因此，建立屬於臺灣人的新文化何其重要，這也是我這些年來思考的重點。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從唐山到台灣”，《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23。
阿九是保釣魚台英雄，是學生領袖，到美國學的是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課程，好像很捍衛ROC在台灣的主權，其實內心思變，不但現實面崇洋，其心裡有著看不起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潛在思維。
能夠由迷幻中覺醒的在台第一代外省人不多，廖中山的台獨建國，給同樣出身背景的人，一種「震撼教育」。
1963年7月，廖老師因肝病，以海軍中尉軍階退役，隨即在屏東萬丹中學謀得教職。在那裡，廖中山結識了正在南部鄉下幾所天主教堂流浪謀生的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小姐。廖老師說：「未滿20的流浪女遇到已過30的流浪漢，從開始交談到論及婚嫁僅兩個月左右。」這段婚姻，不只是兩個普通人的結合，而是背負著中國苦難歷史的廖中山，與馱負著台灣苦難歷史的林黎彩，結緣於多難島國的大時代故事。這段姻緣，不僅是苦難歷史的縮影，卻也是溫馨感人的時代詩篇。讓我們來聽聽廖老師的敘說：「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特別可望有個家。而我的妻子出生高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在他十四個月大時，父親【林界先生】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五個進去的人，只有兩人出來。他父親被害時，只留下她和比她大兩歲的姊姊，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他的母親自殺身亡，當時他才九歲。因此，內人可說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我比她稍幸運，我是個有父有母的孤兒，因此，我倆都渴望有個家，對我們而言，家不只是個地方，還必須有情、有愛。」
這對同命鴛鴦終於攜手建立了他們溫馨的家園，雖然只有八坪不到的眷舍，廖教授卻有落地生根的喜悅。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28~29。
進海專任助教起，廖老師的思想觀念進入「轉型期」，他自剖說：「在生活安定下來後，自我反省，對於自己所受的革命教育及對任何事都是標準答案，對人性尊嚴和民族意識毫無所知的情況，感到相當幼稚，於是開始在休閒時讀一些書籍刊物。看的範圍很廣，從武俠、科幻到政論性的雜文都看。」「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對一些黨國元老、民族救星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此時的廖老師，開始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29~30。
1990年廖教授曾回中國河南老家一趟，「卻感受不到四十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在拜祭完雙親墳墓返回台灣之後，他不但沒有一絲「回歸祖國」的念頭，反而更加認同台灣而自稱是「河南來的第一代台灣人」，堅定主張台灣獨立。廖老師這樣說：「中國是我的生母，台灣是我的養母，我希望兩者平等相待，不願養母變成生母的屬下或奴僕。」
他堅持他的養母應該獨立於他的生母之外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基於對中國政治文化本質的更深刻認識。他在90年代初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法治、人權』的基因，『民主』永遠是一種口號，古人說：小仗則受，大仗則逃；在情感上我仍存有一點血緣情懷，但就全人類文明進化觀點來看，台灣主權獨立，是使後代子孫能享有現代文明及真正民主的唯一希望。」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31。
1992年8月23日，廖中山教授與一群理念相同的所謂「外省人」成立了「『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他被推為首任會長。這群落地生根的新台灣人，推開眷村的藩籬、走出「中華一統」的民族主義神話、粉碎「台獨是要把外省人趕下海」的惡意中傷、拋棄外來者的優越身段，他們決心融入台灣社會，要與其他各族群互尊互重，凝聚成台灣命運共同體。廖教授說，「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
李筱峰、張杏梅主編，2000，”廖中山教授的志業與生平”，《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廖中山教授紀念集》，海洋台灣，基隆，pp.33~34。
（未完待續，撰於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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