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2-23
救援的艱困處境與鬥智故事
資訊傳遞便利的今日，透過各類通訊軟體，消息輕易就傳播全世界，但在箝制思想的年代，信件遭到嚴密審查，以書信往來傳遞政治犯的消息，傳遞者一經發現，往往被污名化的戴上紅帽子、或叛亂罪起訴，或其他羅織的罪名。工作者勢必得面對的問題，不僅如此，有更現實的狀況等待考驗。
1. 經費問題
同為救援工作者的許世楷（時為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東京小組成員）回想，梅心怡本身的生活並不富裕，仍盡力想幫助別人。梅心怡在日本的活動地區之所以選擇大阪，其中一個重要的考量原因就是經費的問題，他需要負擔委託特派員到台灣出任務的機票與食宿等花費，與東京到台北的機票相比較，大阪到台北的機票較為便宜。而在1979年與黃昭堂的往來信件，可看出梅心怡赴美從事人權工作所需要的款項及募款的難處。甚至在1981年寄資料給台灣公論社時，還請對方在收到郵件後退回郵票，以節省郵資，減低倚靠借錢支付郵資的負擔：
On anything we send you, please return the postage stamps.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package of fliers, but also goes for this letter. If you do so you will be helping us cut down on postal expenses. Postage is costing us a terrible amount, much more than printing of US$9 per 500 copies. If you make a contribution for both printing and postal expenses, that would be very appreciated, as we are extremely short of funds (weare［we are］ borrowing money to cover the postage).
不難想像他為人權工作的付出與犧牲。即便如此，家人仍是以他為傲，經濟學人田台仁曾投書〈懷念梅心怡〉寫到：
在台灣時，曾經一兩次再度碰到他，那時阿扁執政，所以Lynn的生活條件有些改善。有一次因為阿扁邀請白色恐怖時期曾為台灣民主奮鬥貢獻或幫忙過的國際人士來台旅遊，當做一個致謝，Lynn那時也讓全家一起到台北。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全家，陰盛陽衰，但全家都以這位不會賺錢的爸爸為豪。
2. 政治犯家屬態度
有時梅心怡託人將好不容易募到的款項、藥品拿給政治犯家屬，在那個驚悚的年代，家屬不敢接收，也不敢將政治犯的資訊外傳；反而在黑暗時代見證女性的勇氣與韌性（相較於事業有成的政治犯家屬否認與政治犯的關係），例如謝聰敏的妹妹謝秀美協助救援之事，也可以從梅心怡致Peter Harris（國際特赦組織亞洲研究部門研究員）的信件（1973/9/14）看出端倪。
三宅女士前天回到日本，我昨天和她見面，了解她在台灣停留三天的調查，她得以和魏廷朝與謝聰敏的家人見面，並得到可能是他們兩人最可靠的資料，……
謝聰敏
家庭：居住在彰化，在台灣中部，離台中約一小時，家裡有七個小孩，四男二女，謝聰敏排行第二，謝聰敏未婚，他的哥哥在台北經營診所，父母親在彰化有自己的房子，現在沒有經濟困難，不需國外的援助，三宅女士的接觸全部都是和妹妹謝秀美，她和她的大哥同住，並於小學任教，打電話到學校比到家中要來的好，家中可能遭到竊聽，三宅表示，家人中，謝秀美對哥哥的案件比較有興趣，甚至在1971年3月15日（謝聰敏被捕兩週），在《自立晚報》刊出聲明（見附件），表示秘密警察在未獲許可的情形下到家中搜查，查禁了幾千美元卻未留下收據，三宅女士的印象是大哥對案件不感興趣，或是他害怕被牽扯在內，或是他認為要幫助他弟弟遠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外，所以最好「忘記」他，父母仍住在彰化，家人並沒有告訴他們謝聰敏真正的情形。
逮捕後的案件發展：……無論如何，根據三宅女士的說法，謝聰敏的家人相信這是謝聰敏自己「罪有應得」，因為他曾經從高度戒備的監獄走私信件出去［指攜出政治犯名單，後刊載於第八期《浪人》雜誌一事］，才導致當局如此嚴厲的對待，自從1972年的一封信和兩次面會之後，家人又不被允許探視，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但應該要留意的是，與謝聰敏同時被捕，判刑的魏廷朝，他家人每週都可以前往探視。
謝秀美因哥哥謝聰敏的原故，後積極投入政治犯救援工作，幫忙打聽家屬口中的政治犯消息以傳遞訊息給人權救援組織，也幫忙發送物資給政治犯家屬。在人人自危的年代，謝秀美主動正面的作為，是政治犯家屬中難得的特例。
而從過往的史料，可看出有時人權組織的回應，讓梅心怡失望；或募款方式不同、經費援助對象有異議，曾讓梅心怡有所氣餒；或對方組織過於鬆散、不積極的回覆，讓梅心怡失去信心。這樣的反應，對於一位充滿熱情和理想的人，多少有傷害。
3. 藏在信件的密碼
雖然過程中有些不盡如人意，但書信中看到更多的，是梅心怡與國民黨政府的對抗、鬥智，寄、收件人的姓名，不時會以化名或密碼取代，或不寫姓名的方式；寫到敏感人物的姓名會以匿名或代碼稱呼。例如三宅（Miyake）清子常用的名字是「岡田（Okada）京子」，她寄給梅心怡的信收件者姓名多為「中野靜子」（中野為梅心怡太太的本姓），而梅心怡回給三宅清子的信件，多署名ミロ（Milu，為Miles的簡稱）；另外敏感的姓名，會以代號的方式出現，比如「謝聰敏案」中，「大哥」指謝聰敏，「小弟」指魏廷朝，「Shirley」是謝秀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任務稱為「農團」；除此之外，梅心怡也曾用英文字母拼寫日文發音的書寫。再者，梅心怡為了確保每封信能夠安全抵達對方手裡，信件中會出現「A」ble、「B」etsy、「C」andy、「D」avid等英文署名註記，以英文名字的開頭字母作為順序，收信同時可從順序得知是否有信件在檢查時被攔截，機密信件是否有遺漏等細節。
資訊傳遞便利的今日，透過各類通訊軟體，消息輕易就傳播全世界，但在箝制思想的年代，信件遭到嚴密審查，以書信往來傳遞政治犯的消息，傳遞者一經發現，往往被污名化的戴上紅帽子、或叛亂罪起訴，或其他羅織的罪名。工作者勢必得面對的問題，不僅如此，有更現實的狀況等待考驗。
1. 經費問題
同為救援工作者的許世楷（時為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支部東京小組成員）回想，梅心怡本身的生活並不富裕，仍盡力想幫助別人。梅心怡在日本的活動地區之所以選擇大阪，其中一個重要的考量原因就是經費的問題，他需要負擔委託特派員到台灣出任務的機票與食宿等花費，與東京到台北的機票相比較，大阪到台北的機票較為便宜。而在1979年與黃昭堂的往來信件，可看出梅心怡赴美從事人權工作所需要的款項及募款的難處。甚至在1981年寄資料給台灣公論社時，還請對方在收到郵件後退回郵票，以節省郵資，減低倚靠借錢支付郵資的負擔：
On anything we send you, please return the postage stamps.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package of fliers, but also goes for this letter. If you do so you will be helping us cut down on postal expenses. Postage is costing us a terrible amount, much more than printing of US$9 per 500 copies. If you make a contribution for both printing and postal expenses, that would be very appreciated, as we are extremely short of funds (weare［we are］ borrowing money to cover the postage).
不難想像他為人權工作的付出與犧牲。即便如此，家人仍是以他為傲，經濟學人田台仁曾投書〈懷念梅心怡〉寫到：
在台灣時，曾經一兩次再度碰到他，那時阿扁執政，所以Lynn的生活條件有些改善。有一次因為阿扁邀請白色恐怖時期曾為台灣民主奮鬥貢獻或幫忙過的國際人士來台旅遊，當做一個致謝，Lynn那時也讓全家一起到台北。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全家，陰盛陽衰，但全家都以這位不會賺錢的爸爸為豪。
2. 政治犯家屬態度
有時梅心怡託人將好不容易募到的款項、藥品拿給政治犯家屬，在那個驚悚的年代，家屬不敢接收，也不敢將政治犯的資訊外傳；反而在黑暗時代見證女性的勇氣與韌性（相較於事業有成的政治犯家屬否認與政治犯的關係），例如謝聰敏的妹妹謝秀美協助救援之事，也可以從梅心怡致Peter Harris（國際特赦組織亞洲研究部門研究員）的信件（1973/9/14）看出端倪。
三宅女士前天回到日本，我昨天和她見面，了解她在台灣停留三天的調查，她得以和魏廷朝與謝聰敏的家人見面，並得到可能是他們兩人最可靠的資料，……
謝聰敏
家庭：居住在彰化，在台灣中部，離台中約一小時，家裡有七個小孩，四男二女，謝聰敏排行第二，謝聰敏未婚，他的哥哥在台北經營診所，父母親在彰化有自己的房子，現在沒有經濟困難，不需國外的援助，三宅女士的接觸全部都是和妹妹謝秀美，她和她的大哥同住，並於小學任教，打電話到學校比到家中要來的好，家中可能遭到竊聽，三宅表示，家人中，謝秀美對哥哥的案件比較有興趣，甚至在1971年3月15日（謝聰敏被捕兩週），在《自立晚報》刊出聲明（見附件），表示秘密警察在未獲許可的情形下到家中搜查，查禁了幾千美元卻未留下收據，三宅女士的印象是大哥對案件不感興趣，或是他害怕被牽扯在內，或是他認為要幫助他弟弟遠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外，所以最好「忘記」他，父母仍住在彰化，家人並沒有告訴他們謝聰敏真正的情形。
逮捕後的案件發展：……無論如何，根據三宅女士的說法，謝聰敏的家人相信這是謝聰敏自己「罪有應得」，因為他曾經從高度戒備的監獄走私信件出去［指攜出政治犯名單，後刊載於第八期《浪人》雜誌一事］，才導致當局如此嚴厲的對待，自從1972年的一封信和兩次面會之後，家人又不被允許探視，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但應該要留意的是，與謝聰敏同時被捕，判刑的魏廷朝，他家人每週都可以前往探視。
謝秀美因哥哥謝聰敏的原故，後積極投入政治犯救援工作，幫忙打聽家屬口中的政治犯消息以傳遞訊息給人權救援組織，也幫忙發送物資給政治犯家屬。在人人自危的年代，謝秀美主動正面的作為，是政治犯家屬中難得的特例。
而從過往的史料，可看出有時人權組織的回應，讓梅心怡失望；或募款方式不同、經費援助對象有異議，曾讓梅心怡有所氣餒；或對方組織過於鬆散、不積極的回覆，讓梅心怡失去信心。這樣的反應，對於一位充滿熱情和理想的人，多少有傷害。
3. 藏在信件的密碼
雖然過程中有些不盡如人意，但書信中看到更多的，是梅心怡與國民黨政府的對抗、鬥智，寄、收件人的姓名，不時會以化名或密碼取代，或不寫姓名的方式；寫到敏感人物的姓名會以匿名或代碼稱呼。例如三宅（Miyake）清子常用的名字是「岡田（Okada）京子」，她寄給梅心怡的信收件者姓名多為「中野靜子」（中野為梅心怡太太的本姓），而梅心怡回給三宅清子的信件，多署名ミロ（Milu，為Miles的簡稱）；另外敏感的姓名，會以代號的方式出現，比如「謝聰敏案」中，「大哥」指謝聰敏，「小弟」指魏廷朝，「Shirley」是謝秀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任務稱為「農團」；除此之外，梅心怡也曾用英文字母拼寫日文發音的書寫。再者，梅心怡為了確保每封信能夠安全抵達對方手裡，信件中會出現「A」ble、「B」etsy、「C」andy、「D」avid等英文署名註記，以英文名字的開頭字母作為順序，收信同時可從順序得知是否有信件在檢查時被攔截，機密信件是否有遺漏等細節。
三宅清子致梅心怡的信件（1974/9/2），右下角註記「BETSY」的署名順序
三宅清子致梅心怡的信件（1974/9/12），右上角註記「CANDY」的署名順序
圖片來源：翻拍自《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
他更自行發明一套以數字代替英文字母的編碼方法，閱讀時，需使用姓名對照表或解碼的方式解讀。 他用心的留意細節，為的就是保護人權救援工作聯絡網的每個人，盡量使他們遠離可能遭遇到的危險與迫害，以及訊息能不遭識破、安全抵達彼此手中。救援工作的進行，除了要有冒險的勇氣，細膩思維與聰明才智更不可或缺。
（未完待續，撰於2015/7/10，2016/1/1/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