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心怡以ICDHRT的名義，為「吳泰安案」在香港召開記者會（1979/6/7）
圖片來源：引自《從梅心怡（Lynn Miles）往來書信看1970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2016-02-19
從「國際特赦組織」到創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由英國的潘納森（Peter Benenson）律師於1961創立，強調國際性的保護人權，各國小組將政治犯的消息回報給國際秘書處，經審議認定為組織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再指定小組救援。組織成員不得以國際特赦組織的名義行動，需表明個人身分，並得同時採納民主、共產、第三世界國家各一名政治犯，以符合行事中立原則。梅心怡即是該組織的日本關西支部成員之一，訊息通訊管道為三宅清子──梅心怡──國際特赦組織。這條傳遞訊息的線路，在1976年因三宅清子身分曝光而中斷，在1977年改由艾琳達扮演在台灣蒐集傳遞資料的角色。
（關於三宅清子身分曝光一事，她在〈我能為他們做什麼〉文章的詳述，能從中看出當時的驚險過程：
不過到後來，我的救援行動因某家族的密告，及協助我的一位美國女性朋友莽撞未經考慮的行動，而被國民黨當局查知。有個特務假借願意協助人權救援而接近我，半夜我家遭到憲兵、便衣闖入、搜查；也曾為辦理延長簽證到外事警察處，卻被留置在地下室，並強迫我更改國籍為中華民國等。連我和政治犯的家族見面、電話聯絡所用的暗號等諸如此類的事，也都為當局所知悉。
我擔心如果被捕，將牽連許多協助我的人，向海外傳達政治犯訊息的管道也將中斷，還有保護幼女生命的義務等，經再三考量，我決定在1976年搬回日本。回國前，審慎選定我的繼任人，也慎重決定往後的聯絡方法。）
與國際特赦組織由於行事風格與步調不同，梅心怡於1975年自行成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 on Taiwan，簡稱ICDHRT），主因有兩點：
梅心怡接到台灣的政治案件消息後，第一時間向國際傳遞訊息，要求國際特赦組織派員來台調查，目的在發揮即刻救援的時效性，另一方面也告誡國民黨政府，國際的人權組織正注意此政治案件。以謝聰敏的案例而言，他在獄中健康惡化卻不得保外就醫（因1971年被國民黨羅織牽涉爆炸案而被捕），國際特赦組織礙於謝聰敏被捕理由與暴力犯罪有關，不符合良心犯的救援規定，只能關切。對於救人分秒必爭的梅心怡與三宅清子而言，國際特赦組織自訂的行政程序，其實已失去救援的黃金時間。
再者是國際特赦組織在發起任務前會先行文當地政府，要求配合調查，此舉反而給執政當局準備時間，造成組織代表到訪時被帶到不相關的他處，而無法取得第一手資訊（比如日裔美籍的關西小組成員Jack Hasegawa於1973年10月代表國際特赦組織來台觀察「謝聰敏案」就是一例）。反倒是經由梅心怡提供的名單，實際與政治犯家屬聯繫，才能獲取重要的一手消息。也顯示梅心怡等人的地下救援網路存在的必要性。
成立ICDHRT後，與國際特赦組織仍會互相合作，只是改以ICDHRT的名義速行人權工作，例如1975年公開蘇東啟健康狀況的記者會，即是以此名稱進行救援。1977年前後，ICDHRT成為台灣消息流通最迅速的國際組織，而為了保護冒險到台灣蒐集政治犯資料的特派員身分，梅心怡是ICDHRT唯一的對外代表，他是傳遞台灣政治犯消息的重要媒介，透過地下救援網絡把消息傳到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也自己發行通訊搶先公布消息以爭取救援的黃金時刻。完全以梅心怡等人認為的步調與積極性在進行救援工作。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由英國的潘納森（Peter Benenson）律師於1961創立，強調國際性的保護人權，各國小組將政治犯的消息回報給國際秘書處，經審議認定為組織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再指定小組救援。組織成員不得以國際特赦組織的名義行動，需表明個人身分，並得同時採納民主、共產、第三世界國家各一名政治犯，以符合行事中立原則。梅心怡即是該組織的日本關西支部成員之一，訊息通訊管道為三宅清子──梅心怡──國際特赦組織。這條傳遞訊息的線路，在1976年因三宅清子身分曝光而中斷，在1977年改由艾琳達扮演在台灣蒐集傳遞資料的角色。
（關於三宅清子身分曝光一事，她在〈我能為他們做什麼〉文章的詳述，能從中看出當時的驚險過程：
不過到後來，我的救援行動因某家族的密告，及協助我的一位美國女性朋友莽撞未經考慮的行動，而被國民黨當局查知。有個特務假借願意協助人權救援而接近我，半夜我家遭到憲兵、便衣闖入、搜查；也曾為辦理延長簽證到外事警察處，卻被留置在地下室，並強迫我更改國籍為中華民國等。連我和政治犯的家族見面、電話聯絡所用的暗號等諸如此類的事，也都為當局所知悉。
我擔心如果被捕，將牽連許多協助我的人，向海外傳達政治犯訊息的管道也將中斷，還有保護幼女生命的義務等，經再三考量，我決定在1976年搬回日本。回國前，審慎選定我的繼任人，也慎重決定往後的聯絡方法。）
與國際特赦組織由於行事風格與步調不同，梅心怡於1975年自行成立「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 on Taiwan，簡稱ICDHRT），主因有兩點：
梅心怡接到台灣的政治案件消息後，第一時間向國際傳遞訊息，要求國際特赦組織派員來台調查，目的在發揮即刻救援的時效性，另一方面也告誡國民黨政府，國際的人權組織正注意此政治案件。以謝聰敏的案例而言，他在獄中健康惡化卻不得保外就醫（因1971年被國民黨羅織牽涉爆炸案而被捕），國際特赦組織礙於謝聰敏被捕理由與暴力犯罪有關，不符合良心犯的救援規定，只能關切。對於救人分秒必爭的梅心怡與三宅清子而言，國際特赦組織自訂的行政程序，其實已失去救援的黃金時間。
再者是國際特赦組織在發起任務前會先行文當地政府，要求配合調查，此舉反而給執政當局準備時間，造成組織代表到訪時被帶到不相關的他處，而無法取得第一手資訊（比如日裔美籍的關西小組成員Jack Hasegawa於1973年10月代表國際特赦組織來台觀察「謝聰敏案」就是一例）。反倒是經由梅心怡提供的名單，實際與政治犯家屬聯繫，才能獲取重要的一手消息。也顯示梅心怡等人的地下救援網路存在的必要性。
成立ICDHRT後，與國際特赦組織仍會互相合作，只是改以ICDHRT的名義速行人權工作，例如1975年公開蘇東啟健康狀況的記者會，即是以此名稱進行救援。1977年前後，ICDHRT成為台灣消息流通最迅速的國際組織，而為了保護冒險到台灣蒐集政治犯資料的特派員身分，梅心怡是ICDHRT唯一的對外代表，他是傳遞台灣政治犯消息的重要媒介，透過地下救援網絡把消息傳到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也自己發行通訊搶先公布消息以爭取救援的黃金時刻。完全以梅心怡等人認為的步調與積極性在進行救援工作。
（未完待續，撰於2015/7/10，2016/1/1/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