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抗議運動的啟發
返美後的梅心怡，回到Central Methodist College繼續就讀，繼高中之後再度投入校刊編輯工作，由於他撰寫專欄批評學校，校方因而禁止專欄的連載，並刻意壓低梅心怡的學業成績，致使他無法參與編輯校刊的社團活動。學校的打壓干涉行為，引發梅心怡向理事會與教會示威抗議，這是他首度參加學生抗議運動。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因社會不公和言論自由而大開眼界，也點燃他對非美活動委員會和柏克萊大學中言論自由運動的興趣。
這個機緣引發他再度到台灣的念頭，他考取美國國防部提供為瞭解「中國」而設立的獎學金，經過一個暑假的中文進修，1965年11月，他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
返美後的梅心怡，回到Central Methodist College繼續就讀，繼高中之後再度投入校刊編輯工作，由於他撰寫專欄批評學校，校方因而禁止專欄的連載，並刻意壓低梅心怡的學業成績，致使他無法參與編輯校刊的社團活動。學校的打壓干涉行為，引發梅心怡向理事會與教會示威抗議，這是他首度參加學生抗議運動。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因社會不公和言論自由而大開眼界，也點燃他對非美活動委員會和柏克萊大學中言論自由運動的興趣。
這個機緣引發他再度到台灣的念頭，他考取美國國防部提供為瞭解「中國」而設立的獎學金，經過一個暑假的中文進修，1965年11月，他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
對「自由中國」感興趣，轉變成關心「台灣」
二次來台的梅心怡，在朋友的介紹下，陸續閱讀葛超智（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李敖《傳統下的獨白》等著作，以及《文星》（1960年代初，發揮文化思想啟蒙工作的雜誌）的出版品，認知台灣過去被隱藏的歷史。梅心怡更寫信給李敖，佩服他勇於批判政府的膽識；結識李敖後，更瞭解到不同於在特務家庭所見所聞的台灣，與國民黨的歷史。也藉由李敖，認識彭明敏、謝聰敏等人，這些交友經驗，使梅心怡原本對「自由中國」的興趣，轉移成對「台灣」的關心。
另一次的突發狀況，讓梅心怡親身經驗到台灣平靜的表面之下，台灣人受壓抑的真實狀況，他在〈從無關到涉入 我是如何擴展我的眼界〉一文寫到：
同樣是直接的衝擊，但是影響卻更為巨大的是，一名熟識的朋友曾和我談到在1950年代初期，他的叔叔在半夜忽然「消失」的事情。我就此詢問我的台灣籍室友，一名台大的林姓學生，關於我在《被出賣的台灣》讀到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那本書確實引起我的好奇，為什麼葛超智用好幾頁篇幅描寫的恐怖論述，在中華民國年鑑中卻只有一句話帶過？在每天的互動往來中，從來沒有人提過這些恐怖故事，我又該怎麼相信葛超智的所言為真？一開始林姓室友顯得有些猶豫，隨後他向我保證葛超智所說的真實性，並開始敘述他的親人成為犧牲者的親身經歷，然後在我們位於台大對面，朋友照相館樓頂的租屋中，便傳出了陣陣敲門聲音，隔壁房的偷聽我們的談話，並且對於一些負面言論提出「糾正」，我看到林姓室友的臉開始發白，所能做的只有結巴的說著「是…是…，對不起…你是對的…」，林姓室友對這番「糾正」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讓我親眼見證生活中的恐怖氣氛，而正是這份高過一切的恐怖使我有所轉變。
梅心怡當時與林姓同學聊天的房間採光不佳，周遭的房間也沒有燈光，才以為附近沒有其他人而放心的講出家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而來敲門的僑生因為在睡午覺而熄燈。這個事件的對談過程，林姓同學害怕發抖的神情，讓梅心怡直擊台灣人對政治議題的禁忌與恐慌，也懷疑「自由中國」的真實面貌。
梅心怡在台灣第一次採取秘密行動，是受李敖的請託。李敖曾寫信給時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信中寫到「對共產黨的同情甚於在台灣的國民黨」，信件被人發現並計畫召開記者會公開此事，以指稱李敖是共產黨分子。李敖求助於梅心怡，希望梅心怡喬裝成美國領事的訪客，李敖則假扮為梅心怡的司機，要到天母的美領事官邸尋求政治庇護。計畫雖然失敗，記者會也照常舉辦，但李敖卻逃過被扣上紅帽子逮捕的命運。
梅心怡自認為：
而這趟前往天母的旅程成為我第一次積極涉入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冒險行為，如果被發現，將會被驅逐出境，我己跨過了盧比孔河［破釜沉舟之意］，從一個對言論自由空有興趣的外國人，變成嚴重「干預」中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
梅心怡興起為台灣人貢獻心力的衝動，並發現自己美國籍的身分是一個強大的保護傘，即使在台灣從事人權工作的身分曝光，也不致於招來牢獄之災或死亡威脅，嚴重的狀況是成為黑名單或被驅逐出境。會邁向富正義感的人道救援者這條路，正如梅心怡的自述，「其實是由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慢慢醞釀而成。
幾次在唐培禮（Milo Thornberry）牧師家與彭明敏會面，讓梅心怡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到有人批評美國支持獨裁政權，批評美國在越南的作為，如同其支持台灣的獨裁者一樣」。他不滿自己的國家支持獨裁政權，但是1960年代，美國籍的他卻避免不了越戰徵兵的問題，他透過關係得知，只要在越南有工作就可以免去被徵調入伍。1967年11月，梅心怡前往越南，卻陰錯陽差的在陸軍單位找到一份工作，六個月後才回到美國。沒想到因此而發現另一種救援途徑。
1968年春天，梅心怡從越南往日本途中經過台灣，此時作家柏楊（本名郭衣洞）正值翻譯和出版美國漫畫「大力水手」涉嫌隱含性的侮辱蔣介石父子而藉故遭祕密逮捕，李敖寫信給柏楊的旅美友人孫漢觀（1940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1959年任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要向外界宣傳此事並發起國際的輿論救援行動，救援信即是委託梅心怡搭軍機出入台灣之便不受海關檢查的機會，將信轉寄給孫漢觀，這種公開消息並發起救援行動的模式也成為日後梅心怡的救援人權工作方式之一。
二次來台的梅心怡，在朋友的介紹下，陸續閱讀葛超智（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李敖《傳統下的獨白》等著作，以及《文星》（1960年代初，發揮文化思想啟蒙工作的雜誌）的出版品，認知台灣過去被隱藏的歷史。梅心怡更寫信給李敖，佩服他勇於批判政府的膽識；結識李敖後，更瞭解到不同於在特務家庭所見所聞的台灣，與國民黨的歷史。也藉由李敖，認識彭明敏、謝聰敏等人，這些交友經驗，使梅心怡原本對「自由中國」的興趣，轉移成對「台灣」的關心。
另一次的突發狀況，讓梅心怡親身經驗到台灣平靜的表面之下，台灣人受壓抑的真實狀況，他在〈從無關到涉入 我是如何擴展我的眼界〉一文寫到：
同樣是直接的衝擊，但是影響卻更為巨大的是，一名熟識的朋友曾和我談到在1950年代初期，他的叔叔在半夜忽然「消失」的事情。我就此詢問我的台灣籍室友，一名台大的林姓學生，關於我在《被出賣的台灣》讀到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那本書確實引起我的好奇，為什麼葛超智用好幾頁篇幅描寫的恐怖論述，在中華民國年鑑中卻只有一句話帶過？在每天的互動往來中，從來沒有人提過這些恐怖故事，我又該怎麼相信葛超智的所言為真？一開始林姓室友顯得有些猶豫，隨後他向我保證葛超智所說的真實性，並開始敘述他的親人成為犧牲者的親身經歷，然後在我們位於台大對面，朋友照相館樓頂的租屋中，便傳出了陣陣敲門聲音，隔壁房的偷聽我們的談話，並且對於一些負面言論提出「糾正」，我看到林姓室友的臉開始發白，所能做的只有結巴的說著「是…是…，對不起…你是對的…」，林姓室友對這番「糾正」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讓我親眼見證生活中的恐怖氣氛，而正是這份高過一切的恐怖使我有所轉變。
梅心怡當時與林姓同學聊天的房間採光不佳，周遭的房間也沒有燈光，才以為附近沒有其他人而放心的講出家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而來敲門的僑生因為在睡午覺而熄燈。這個事件的對談過程，林姓同學害怕發抖的神情，讓梅心怡直擊台灣人對政治議題的禁忌與恐慌，也懷疑「自由中國」的真實面貌。
梅心怡在台灣第一次採取秘密行動，是受李敖的請託。李敖曾寫信給時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信中寫到「對共產黨的同情甚於在台灣的國民黨」，信件被人發現並計畫召開記者會公開此事，以指稱李敖是共產黨分子。李敖求助於梅心怡，希望梅心怡喬裝成美國領事的訪客，李敖則假扮為梅心怡的司機，要到天母的美領事官邸尋求政治庇護。計畫雖然失敗，記者會也照常舉辦，但李敖卻逃過被扣上紅帽子逮捕的命運。
梅心怡自認為：
而這趟前往天母的旅程成為我第一次積極涉入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冒險行為，如果被發現，將會被驅逐出境，我己跨過了盧比孔河［破釜沉舟之意］，從一個對言論自由空有興趣的外國人，變成嚴重「干預」中華民國內政的不良份子。
梅心怡興起為台灣人貢獻心力的衝動，並發現自己美國籍的身分是一個強大的保護傘，即使在台灣從事人權工作的身分曝光，也不致於招來牢獄之災或死亡威脅，嚴重的狀況是成為黑名單或被驅逐出境。會邁向富正義感的人道救援者這條路，正如梅心怡的自述，「其實是由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慢慢醞釀而成。
幾次在唐培禮（Milo Thornberry）牧師家與彭明敏會面，讓梅心怡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到有人批評美國支持獨裁政權，批評美國在越南的作為，如同其支持台灣的獨裁者一樣」。他不滿自己的國家支持獨裁政權，但是1960年代，美國籍的他卻避免不了越戰徵兵的問題，他透過關係得知，只要在越南有工作就可以免去被徵調入伍。1967年11月，梅心怡前往越南，卻陰錯陽差的在陸軍單位找到一份工作，六個月後才回到美國。沒想到因此而發現另一種救援途徑。
1968年春天，梅心怡從越南往日本途中經過台灣，此時作家柏楊（本名郭衣洞）正值翻譯和出版美國漫畫「大力水手」涉嫌隱含性的侮辱蔣介石父子而藉故遭祕密逮捕，李敖寫信給柏楊的旅美友人孫漢觀（1940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1959年任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要向外界宣傳此事並發起國際的輿論救援行動，救援信即是委託梅心怡搭軍機出入台灣之便不受海關檢查的機會，將信轉寄給孫漢觀，這種公開消息並發起救援行動的模式也成為日後梅心怡的救援人權工作方式之一。
（未完待續，撰於2015/7/10，2016/1/1/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