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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1-18
時間：201511月26日
地點：台中教育大學
主講：林才壽老先生
（註：本系列為倒敘法）
之前在接受一個外省籍女士採訪時，有一個插曲，就從這裡開始講。訪問結束後，我問這位女士：你是外省人，我是台灣人，現在訪問已經結束，我請教你，你愛台灣，還是愛中國？這位女士立刻大聲回答：我愛台灣。細問為何愛台灣的原因，這位主訪者這樣回答：我爸爸雖然來自中國，是海軍上校，在中國的老家，經過鬥爭後，沒有剩下什麼，若是回到中國、祖國，難道我要吃土嗎？這樣的回答，給我很大的影響。
在日本軍事學校和當兵服役，大約有三年時間，第一年仍在學習，沒有掛階，到了第二年，進了機械學校，就掛了上等兵階級與領取加給，畢業後，掛上兵長階級，這是我的補充。
服役六個月後日本投降，退伍時自動昇一階，最後以伍長階級退伍。終戰後並沒有船隻可以立刻返回台灣，原因是戰爭末期，日本的戰場非常廣闊，調度不及，再加上戰爭時，無論是商船還是戰艦，都遭受到盟軍的轟炸或水雷攻擊，船隻很少，因此終戰後，還繼續待在日本四個月，差不多隔年一月，才有船隻從日本開往台灣，從基隆上岸。
台灣被中國接收後，有幾件事情印象深刻，其中之一是原本以為中國是戰勝國，戰勝國的軍容一定非常「勇」，士兵無論體格、教育、修養一定非常好，才能是戰勝國，沒想到從基隆上陸後，看到滿街的中國兵（應該是七十軍），有小孩、也有大人當兵，年齡參差不一，服裝也沒有一個軍人的樣子，腳穿草鞋，還背了一個鍋子，看了很失望。心裡這樣想，但卻沒有任何辦法。
初期來台灣的公務員大多是來自福建、廣東兩地，以主管身分來台灣接收，在過程中有許多不對的事情，他們也主張是對的、正確的。難免在過渡期間，台灣人和中國人產生摩擦，對中國來的軍隊、兵員和公務員非常失望。從原本的希望到後來的失望，慢慢累積，直到二二八。
二二八的爆發，起因也是小小的緝菸事件，一個歐巴桑跪著跟公賣局的查緝人員哀求，還被打，激發了旁人的同情心，開始抵抗官員。隔天2月28日時，整個台北市開始反抗，短時間擴及全島，學校停課、各機關停止上班。
終戰後回到彰化老家務農，雖然如此，自覺受過日本教育，也有最起碼的知識，仍然懷有青年的抱負和希望，當時如同我這樣年紀和教育程度的青年，若向外謀職，大概只有兩個機關可以找到工作，第一是國民小學的教員，原因是終戰後，日本籍教師都遣返回日本，造成國小教師欠員缺額；第二是擔任警察。為了謀職，到台中縣參加國小教員的考試，及格後，被派到溪湖國小任教，剛開始教三年級，六個月後又被調到新水國小。新水國小是新成立的學校，各方面都比較欠缺，因此向校長抗議，為何剛考完試被分發到溪湖國小，沒多久就調任新水國小，而校長的答覆是：人事調動不是校長的職權，是縣級教育課的職權。在新水國小任教滿一個月，就遇到二二八事件。
從台灣一起去日本念軍校的四個同學中，其中一個是竹山人，當時交通不像今天這麼方便，竹山的同學到新水國小拜訪，在我家過夜，隔天3月3日送他到溪湖糖廠搭五分仔車回家，送走同學後，經過溪湖市區，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圍著講話，討論台北軍隊的暴行，才知道發生二二八。當天任教的新水國小也停課，各機關如鎮公所、派出所都沒人上班，整個城鎮呈現無政府狀態。在日本統治到國民黨統治的過渡期，許多政令需要基層的公務員推動，如鎮公所，所以跟百姓接觸最密切的就是基層公務人員，並配合派出所執行政府命令。
此期間，公所的公務員在這過渡期中，食物配給與牲口數目都須造冊管制，例如牛隻和豬隻數目，公務員會來抽查，如果牛隻不見會被認定是私宰，屬於犯法，因為這個原因，百姓對鄉鎮公所職員，普遍反感，二二八後，民眾打公所職員、打警察，因此公所職員和警察都躲到不見半人，以溪湖鎮而言，3月3日就是這樣的狀態。
溪湖鎮有一個非常大的生產機構-溪湖糖廠，當時國際糖價非常好，當時政府開銷的七成，都是靠台灣產的糖，外銷到海外所賺來的利潤，來支應開支。農人生產的米，並不是如同現在收成多少就可以留多少自用，收成的稻米必須繳到農會，當時政府收取的稅金，可用稻米上繳。糖廠的糖與農會的米，成為一個大目標，有聽到風聲說有人要來搶。溪湖農會組合的組長楊春木，是當地的富人，楊春木和陳萬福想要組織自衛隊，來保護農會的稻米、糖廠的糖和鄉里。自衛隊的成員來自海外歸台的軍伕，因為他們的臨戰經驗豐富（日治時期台灣屬殖民地，殖民地人民沒有當兵服役的義務，所以只能當軍屬、軍伕），人數大約20-30員，由於有在日軍內擔任兵長的經歷，所以就被委任為自衛隊隊長，這也是我最大的人生轉變。
地點：台中教育大學
主講：林才壽老先生
（註：本系列為倒敘法）
之前在接受一個外省籍女士採訪時，有一個插曲，就從這裡開始講。訪問結束後，我問這位女士：你是外省人，我是台灣人，現在訪問已經結束，我請教你，你愛台灣，還是愛中國？這位女士立刻大聲回答：我愛台灣。細問為何愛台灣的原因，這位主訪者這樣回答：我爸爸雖然來自中國，是海軍上校，在中國的老家，經過鬥爭後，沒有剩下什麼，若是回到中國、祖國，難道我要吃土嗎？這樣的回答，給我很大的影響。
在日本軍事學校和當兵服役，大約有三年時間，第一年仍在學習，沒有掛階，到了第二年，進了機械學校，就掛了上等兵階級與領取加給，畢業後，掛上兵長階級，這是我的補充。
服役六個月後日本投降，退伍時自動昇一階，最後以伍長階級退伍。終戰後並沒有船隻可以立刻返回台灣，原因是戰爭末期，日本的戰場非常廣闊，調度不及，再加上戰爭時，無論是商船還是戰艦，都遭受到盟軍的轟炸或水雷攻擊，船隻很少，因此終戰後，還繼續待在日本四個月，差不多隔年一月，才有船隻從日本開往台灣，從基隆上岸。
台灣被中國接收後，有幾件事情印象深刻，其中之一是原本以為中國是戰勝國，戰勝國的軍容一定非常「勇」，士兵無論體格、教育、修養一定非常好，才能是戰勝國，沒想到從基隆上陸後，看到滿街的中國兵（應該是七十軍），有小孩、也有大人當兵，年齡參差不一，服裝也沒有一個軍人的樣子，腳穿草鞋，還背了一個鍋子，看了很失望。心裡這樣想，但卻沒有任何辦法。
初期來台灣的公務員大多是來自福建、廣東兩地，以主管身分來台灣接收，在過程中有許多不對的事情，他們也主張是對的、正確的。難免在過渡期間，台灣人和中國人產生摩擦，對中國來的軍隊、兵員和公務員非常失望。從原本的希望到後來的失望，慢慢累積，直到二二八。
二二八的爆發，起因也是小小的緝菸事件，一個歐巴桑跪著跟公賣局的查緝人員哀求，還被打，激發了旁人的同情心，開始抵抗官員。隔天2月28日時，整個台北市開始反抗，短時間擴及全島，學校停課、各機關停止上班。
終戰後回到彰化老家務農，雖然如此，自覺受過日本教育，也有最起碼的知識，仍然懷有青年的抱負和希望，當時如同我這樣年紀和教育程度的青年，若向外謀職，大概只有兩個機關可以找到工作，第一是國民小學的教員，原因是終戰後，日本籍教師都遣返回日本，造成國小教師欠員缺額；第二是擔任警察。為了謀職，到台中縣參加國小教員的考試，及格後，被派到溪湖國小任教，剛開始教三年級，六個月後又被調到新水國小。新水國小是新成立的學校，各方面都比較欠缺，因此向校長抗議，為何剛考完試被分發到溪湖國小，沒多久就調任新水國小，而校長的答覆是：人事調動不是校長的職權，是縣級教育課的職權。在新水國小任教滿一個月，就遇到二二八事件。
從台灣一起去日本念軍校的四個同學中，其中一個是竹山人，當時交通不像今天這麼方便，竹山的同學到新水國小拜訪，在我家過夜，隔天3月3日送他到溪湖糖廠搭五分仔車回家，送走同學後，經過溪湖市區，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圍著講話，討論台北軍隊的暴行，才知道發生二二八。當天任教的新水國小也停課，各機關如鎮公所、派出所都沒人上班，整個城鎮呈現無政府狀態。在日本統治到國民黨統治的過渡期，許多政令需要基層的公務員推動，如鎮公所，所以跟百姓接觸最密切的就是基層公務人員，並配合派出所執行政府命令。
此期間，公所的公務員在這過渡期中，食物配給與牲口數目都須造冊管制，例如牛隻和豬隻數目，公務員會來抽查，如果牛隻不見會被認定是私宰，屬於犯法，因為這個原因，百姓對鄉鎮公所職員，普遍反感，二二八後，民眾打公所職員、打警察，因此公所職員和警察都躲到不見半人，以溪湖鎮而言，3月3日就是這樣的狀態。
溪湖鎮有一個非常大的生產機構-溪湖糖廠，當時國際糖價非常好，當時政府開銷的七成，都是靠台灣產的糖，外銷到海外所賺來的利潤，來支應開支。農人生產的米，並不是如同現在收成多少就可以留多少自用，收成的稻米必須繳到農會，當時政府收取的稅金，可用稻米上繳。糖廠的糖與農會的米，成為一個大目標，有聽到風聲說有人要來搶。溪湖農會組合的組長楊春木，是當地的富人，楊春木和陳萬福想要組織自衛隊，來保護農會的稻米、糖廠的糖和鄉里。自衛隊的成員來自海外歸台的軍伕，因為他們的臨戰經驗豐富（日治時期台灣屬殖民地，殖民地人民沒有當兵服役的義務，所以只能當軍屬、軍伕），人數大約20-30員，由於有在日軍內擔任兵長的經歷，所以就被委任為自衛隊隊長，這也是我最大的人生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