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source:《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一書，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女性受到母愛的啟發，為家庭續存所考慮的因素，非一般人能夠理解。
在二二八發生當時，這些年輕喪夫的女子，往往只有二、三十歲，因此這四、五十年來，他們如何安置自己的情感生活？以及他們有無再嫁？就成為這個口述訪談中的重要問題。一般而言，多數的受訪者，並未再嫁。但在比較起來自中上家庭背景的女性而言，來自勞動和中下階層家庭的女性，較有可能因經濟生活因素而再嫁。如黃碧珠女士所言：「後來，經過十幾年，我又再結婚，生活不好，無法度，就再結婚。」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2。
有趣的是，當這些女性因受限於客觀壓力，而沒想再嫁時，他們心裡也明白這套禮教是男女不平等的，如郭一琴女士表示：「若查甫人死某，伊就可以光光明明再娶，阮查某人就要守節。烈女貞婦，啊！阮古早人就要守那個古早禮。」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3。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4。
在我個人一九九二年與湯川露子女士和湯守仁太太的訪談中得知，鄒族鼓勵寡婦再嫁的原因，是因為鄒族是個極小的族群，因而一個年輕女子來守寡，對整個族群的繁殖、壯大，是被視為一種「浪費」，一個守寡的女子是無法生出更多的族羣後代。並且在鄒族裡，喪夫的年輕女子會被鼓勵再嫁給其先夫的未婚兄弟，這等於間接地也將原有的孩子保留在原姓氏家庭中，對於這幾位鄒族的遺孀，後來並未再婚的事實，從我的訪談中得知，實在是他們個人覺得與其先夫的感情很好，而不願再嫁。
許多例子顯示，女人生理上的繁殖功能，往往成為女人與男人在國家建立過程會有不同的參與方式和經驗的重要因素。在1992和93年間，據估計有二萬至五萬的回教婦女，在前南斯拉夫（ex-yagoslavia）的戰爭中，被塞爾維亞族（Serb）的男人所強暴。那樣高數目的強暴事件的發生，絕非只是個人的偶然行為，而是塞爾維亞族一個有計劃、整體性的行動，目的是借由強暴回教婦女致使懷孕，來達到清除回教族羣的目的（Ethnic Cleansing）。當極多數的回教婦女懷有塞爾維族血液的孩子時，相對地，回教族羣也難保有純正血統的族裔。
當女人生理上的生育功能，被看作是繁衍族羣後代的目的，或被看成是消滅敵人的工具時，我們很難期待在國家、民族形成過程中，女人與男人會有相同的經驗及平等的待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25-26。
另外也因二二八的發生是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為，使得許多因而喪夫的女性，對政府當局或政治採取疏離的反抗。花蓮張七郎先生的遺孀張詹金枝女士在二二八事件後把他家的子孫都送到國外去，他曾說：「我情願我的子孫做外國的奴才，也不甘願他們做中華民國的紳士。」（見張玉蟬女士訪談）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7。
由於，沒有一個社會正義的出口，可以抒洩心中的不滿與怨嘆，許多受訪者將二二八喪夫的悲痛及一生艱苦，轉看成是個人命運「歹命」的無奈，而失去想要控訴這是一個政策造成的悲劇的力量。
沈秀華，1997，"緒論／查某人的二二八"，《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28。
郭一琴的故事，反應當時KMT軍警對台灣人的粗暴與視如草芥的態度，與現在阿扁無罪入監的態度一模一樣。
二二八是從台北傳來的，像傳染病一樣。阮先生彼時是屏東市副議長，因為當時議長破病，所以阮先生就要出來照顧社會；像有的打架受傷的，阮先生就帶去給阮兄哥敷藥。伊都在外面無閒，我對當時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伊有帶市長藏在屏東飛機場，市長是外省人。後來大軍（指國民黨軍隊）來屏東以後，議長去歡迎市長，從機場出來，過無幾天，阮先生走在路上，就被憲兵帶去憲兵隊。伊一被抓去後，馬上就有人來阮厝講，阮小叔就提飯去給伊吃，我彼時要照顧囝仔，無閒可去，彼時我的囝仔，老大才九歲，一個七歲，一個五歲，另外還有一個在肚腹內三個月。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35。
阮先生是透早就被槍殺，伊死以後，憲兵也不讓阮收屍，我本來是要去公園為伊守靈，但是一個做國代的朋友就跟我講：「大家都驚死，跑跑去了，你一個人怎麼去守靈？」結果，阮只好一直等到第二天，憲兵來通知了，才買棺材去收屍。
阮先生被槍殺，大概過四、五天以後，議會來一張判決書，講阮先生判決無罪。無罪，人已經死去了。當時一無罪，應該就要馬上補償咱們，他們彼時若補償咱們，阮就不會慘到那樣。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36-37。
這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未曾對這些囝仔講他們老爸的代誌，那幾個較大的囝仔，有去送他們老爸，他們應該知道他們的老爸是怎麼死的，對這個最小的，我從來未曾對伊提起伊老爸的代誌。不用跟他們講這些，講也不會回來。另外因為二二八這件代誌，我會對我的囝仔講，要他們不要涉東涉西的，政治的代誌，不要管，危險，危險啊！驚得破膽了，我以前都想這件代誌就這樣算了，連想都不敢想要平反，人既然無法再回來，計較也無效，人要能回來最好了。
我對二二八的感覺，是想，同胞怎麼會互相加害？同胞應該要互相照顧才對。我以前都不敢想要平反，會驚！會驚！驚警察，驚到要死去。現在還在驚喔！這些囝仔很氣我到現在還在驚警察。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p.38-39。
我現在還是未曾跟囝仔談起他們老爸的代誌，這些囝仔鬱卒是鬱卒也不會跟我講（採訪者按：此時在旁郭女士的小孫女表示，若有人向郭女士問及她先生的事，她就會一直哭，所以大家都不敢問）。我現在最驚警察，阮先生出代誌以後，警察常常來阮厝，有時他們還要我留筆錄。彼時，我會對我的囝仔講，有一天我若像你爸爸那樣死去，你們要互相照顧。
沈秀華，1997，"開木屐工廠的守寡母親－郭一琴（其夫葉秋木）"，《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玉山社，台北，p.41。
（未完待續，撰於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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