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19-06-08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只要能賣錢、人權不值錢，人類就是貨物。阿九對中國一廂情願的倒貼，台灣人要剉咧等。
早在1990年代，中國就是著名的肝臟與腎臟「移植大國」，廣州、天津、武漢與鄭州等地都設有肝臟移植中心。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每年實施肝臟移植約1,800件，腎臟移植約5,600件。
移植費用方面，肝臟需花費50至75萬人民幣，腎臟約9到20萬元。其實真正所需花費只有上述費用的一至三成，其餘七到九成都是利潤。對中國而言，肝臟移植確實可稱得上是一大產業。
中國政府以營利為目的而販售死刑犯內臟，曾沸沸揚揚地成為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討論的主題，天津武裝警察總隊醫院燒傷科醫師王國齊，當時出席作證如下。
1988至2000年期間，這所醫院曾進行超過一百次摘取死刑犯內臟與皮膚的手術。死刑犯屍體從公安當局購得，價格大約每具300元人民幣，視遺體狀況而定，行情價約為200到500人民幣。可販賣的死刑犯器官包括皮膚、角膜與內臟等等，通常死刑執行前醫師就開會決定購買項目。行刑之後15秒內就將遺體用救護車送入醫院，二分鐘之內就摘出腎臟。同一時間，等待接受移植者開始進行手術，腎臟在警車前導下火速送抵醫院。剩下的遺體則送往火葬場，先剝下皮膚再進行火化。早在1990年代，中國就是著名的肝臟與腎臟「移植大國」，廣州、天津、武漢與鄭州等地都設有肝臟移植中心。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每年實施肝臟移植約1,800件，腎臟移植約5,600件。
移植費用方面，肝臟需花費50至75萬人民幣，腎臟約9到20萬元。其實真正所需花費只有上述費用的一至三成，其餘七到九成都是利潤。對中國而言，肝臟移植確實可稱得上是一大產業。
中國政府以營利為目的而販售死刑犯內臟，曾沸沸揚揚地成為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討論的主題，天津武裝警察總隊醫院燒傷科醫師王國齊，當時出席作證如下。
有的遺體在摘除腎臟後甚至還有心跳。曾經有一位執行死刑的士兵詢問醫師「要不要再補一槍」，得到的回答竟是：「沒有必要，摘出內臟後活不久的。」由此可見，從死刑犯身上摘除器官，是公安、醫院與高等法院狼狽為奸的傑作。換言之，法院會配合醫院的需求以及移植手術的時間，「適時」的進行死刑判決與執行。
對於這種行為，中國醫師與黨幹部多半認為這種屬於「廢物利用」，不必顧忌也毫無羞恥。反正屍體最後都得火葬變成灰燼，能利用器官多救一個人，反而是「物盡其用」。可見，中國人的確是利益優先，完全不顧倫理道德。
傳言指出，台灣觀光客前往中國大陸旅行，常有人離奇失蹤，據說就是被中國人綁去強迫摘取眼球與臟器。針對這點，台灣當局還曾對中國提出警告。在此同時，台灣醫學界也發表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器官移植者的死亡率特別高。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世界最大的內臟販賣市場"，《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75-78。
明代中醫李時珍留下的偉大著作《本草綱目》，「人部」中就有記載「紫河車」（胎盤）的功效。不過，以賺錢為目的的胎盤買賣風氣，可能是1990年代後半才逐漸出現。
根據路透社發自北京的外電報導，四川省某觀光旅館推出了所謂的「清蒸人類胎盤」這道料理，菜名叫「上等人肉」，每盤索價50元人民幣。飯店總廚師被輿論批判說是違反了人道，但由於這道菜頗受顧客歡迎，還是沒有將他剔除在菜單之外。
中國人以胎盤做菜的一般方法是將洗乾淨之後煮湯，據說能治好氣喘等疾病。中國之所以有這麼多胎盤流入「人肉市場」，主要是一胎化政策導致了眾多女性進行墮胎手術。從這點來看，中國墮胎嬰兒的貨源不虞匱乏。
這篇報導乃是記者親自前往廣東體驗、目擊之後所撰寫的。詳細情況是，妊娠約六個月的嬰兒被燉煮成湯供顧客飲用。記者甚至拍到已經成形的嬰兒被放入湯鍋端上桌的照片，畫面清清楚楚的呈現在讀者面前。
這種料理被稱為「嬰兒湯」，價格約3500元人民幣。雖然中國當局近20年來一直取締這種歪風，但廣東地區仍有人持續將嬰兒當作食物。同時這篇報導附有詳細說明，像是餐廳必須支付仲介、產婆與嬰兒雙親多少金額等等。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胎盤和嬰兒被當作營養食品"，《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78-79。
大家都知道，「台胞」入院一定會被敲竹槓，醫療費用鐵定被嚴重灌水。有些台商因為感冒前往醫院就診，竟被要求進行全身健康檢查，索費高達2,000到3,000人民幣。中國醫院不僅假藥氾濫，有時患者還得站著打點滴，有些案例更誇張，點滴瓶中明明原本就是空的，院方卻宣稱已經為病人做了醫療。
因此，即使台商在中國生病，也都會想辦法抱病趕回台灣接受治療。在中國，人命完全不值錢，加上醫療制度與技術落後，醫院真的是如假包換的恐怖地帶。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搶錢一族的13億人－任人宰割的外國病患"，《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80。
台灣能容納多少中國的失業人口，台灣能夠改變中國的制度？台灣的農民能擋得了中國農產品？中國農民的處境又是如何？
中國的失業人口正在急速增加。過去中國官方經濟統計的做法是，失業人口數不包含農村的過剩人口（《中央日報》，2002年2月28日）。一直到了加入WTO之後，中國農業部發展計劃司司長薛亮才承認，中國有2,000萬農民處於失業狀態。
2002年2月初，勞動部與社會保障部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農村失業人口高達1億6,000萬人，而無法生活的農民紛紛湧入都市，淪落成流民。據說在年假之後流入廣東的勞工，光來自他省的就多達500萬人。此外，住在廣州車站一代的流浪漢，人數也不斷增加，平時都保持在數十萬之多。
此外，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都市地區的失業人口為3.6％。但根據亞洲開發銀行調查，實際數字是將近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預測，目前中國都市地區失業人口為10％，加入WTO之後將增加到15％（《信報》，2002年3月27日）。
事實上，不只是失業率高，就連號稱「貴重人才」的大學畢業生，也有很多找不到工作。教育部調查之後宣稱，2003年的大學畢業生有230萬人，能找到工作的只有170萬人左右（《爭鳴》，2003年2月號）。特別是在這幾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只剩下80％，專科畢業生更不到40％，畢業即失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失業的農民佔大多數人口"，《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89-90。
農村與都市的經濟落差愈來愈大，這並不是因為都市居民的收入急速增加，而是農民的收入銳減。不可否認的，改革開放到1994年為止的15年期間，農民的收入曾經倍增過。但是接下來幾年農村經濟迅速惡化，農民收入減少，物價卻不斷飆漲。比如，1997年時農村經濟負成長4.6％，2000年負成長2.1％，許多農民都因此失業或者處於失業邊緣。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農村稅負竟然比都市還重"，《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94。
據估計目前中國農村有6億的剩餘人口，其中約有2億農民沒有耕地，又有2億處於失業邊緣。早期曾被當作改革開放成功樣板的「鄉鎮企業」，頂多只能吸收1億左右的農民，後來就不見其成長。
從農村移出去的人口又被稱為「三無人口」，意思就是沒有戶籍、沒有臨時居住證明、沒有職業。這些「盲流」主要都湧向深圳等沿海城市。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農村的處境無異於賤民"，《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96。
不管是帝王時代還是共產主義時代，中國農民所面臨的處竟幾乎都是無解的。中國的農民問題既非政治或經濟問題，也不屬於社會文化的範疇，反而是生物學方面的生態學問題。
數千年來，中國這個國家都是靠不斷壓榨農民，才得以創造出中華文化。即便到今天，為數眾多的農民依然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而且在這種狀態下撐起中國的經濟成長。黨幹部之所以能夠年收入數十萬或數百萬元，無非是搾取農民的結果。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壓榨農民才有今日的中國"，《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99。
雖然可說是「漢字族」，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人識字率只有10％至20％。於是毛澤東巧妙的利用這個事實，打出了社會主義革命最響亮口號之一的「解放80％的文盲」。
不過，中國之所以被認為是愚民社會，原因絕對不只是文盲多，而是自古以來就刻意實施愚民政策的後果。就連孔子也有「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使喚人民，卻不可讓他們知道理由）的主張。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愚民政策下的悲慘農民"，《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01。
中國的失業人口正在急速增加。過去中國官方經濟統計的做法是，失業人口數不包含農村的過剩人口（《中央日報》，2002年2月28日）。一直到了加入WTO之後，中國農業部發展計劃司司長薛亮才承認，中國有2,000萬農民處於失業狀態。
2002年2月初，勞動部與社會保障部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農村失業人口高達1億6,000萬人，而無法生活的農民紛紛湧入都市，淪落成流民。據說在年假之後流入廣東的勞工，光來自他省的就多達500萬人。此外，住在廣州車站一代的流浪漢，人數也不斷增加，平時都保持在數十萬之多。
此外，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都市地區的失業人口為3.6％。但根據亞洲開發銀行調查，實際數字是將近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預測，目前中國都市地區失業人口為10％，加入WTO之後將增加到15％（《信報》，2002年3月27日）。
事實上，不只是失業率高，就連號稱「貴重人才」的大學畢業生，也有很多找不到工作。教育部調查之後宣稱，2003年的大學畢業生有230萬人，能找到工作的只有170萬人左右（《爭鳴》，2003年2月號）。特別是在這幾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只剩下80％，專科畢業生更不到40％，畢業即失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失業的農民佔大多數人口"，《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89-90。
農村與都市的經濟落差愈來愈大，這並不是因為都市居民的收入急速增加，而是農民的收入銳減。不可否認的，改革開放到1994年為止的15年期間，農民的收入曾經倍增過。但是接下來幾年農村經濟迅速惡化，農民收入減少，物價卻不斷飆漲。比如，1997年時農村經濟負成長4.6％，2000年負成長2.1％，許多農民都因此失業或者處於失業邊緣。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農村稅負竟然比都市還重"，《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94。
據估計目前中國農村有6億的剩餘人口，其中約有2億農民沒有耕地，又有2億處於失業邊緣。早期曾被當作改革開放成功樣板的「鄉鎮企業」，頂多只能吸收1億左右的農民，後來就不見其成長。
從農村移出去的人口又被稱為「三無人口」，意思就是沒有戶籍、沒有臨時居住證明、沒有職業。這些「盲流」主要都湧向深圳等沿海城市。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農村的處境無異於賤民"，《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96。
不管是帝王時代還是共產主義時代，中國農民所面臨的處竟幾乎都是無解的。中國的農民問題既非政治或經濟問題，也不屬於社會文化的範疇，反而是生物學方面的生態學問題。
數千年來，中國這個國家都是靠不斷壓榨農民，才得以創造出中華文化。即便到今天，為數眾多的農民依然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而且在這種狀態下撐起中國的經濟成長。黨幹部之所以能夠年收入數十萬或數百萬元，無非是搾取農民的結果。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壓榨農民才有今日的中國"，《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99。
雖然可說是「漢字族」，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人識字率只有10％至20％。於是毛澤東巧妙的利用這個事實，打出了社會主義革命最響亮口號之一的「解放80％的文盲」。
不過，中國之所以被認為是愚民社會，原因絕對不只是文盲多，而是自古以來就刻意實施愚民政策的後果。就連孔子也有「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使喚人民，卻不可讓他們知道理由）的主張。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棄民淪為準罪犯－愚民政策下的悲慘農民"，《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01。
2008現在中國人口有16億，唯物權錢的傳承思想，造成今日中國的變態，中國黨阿九親中，為了是什麼？想做中國夢？
中國文明原本就是非常能夠自我滿足的孤立文明。這是因為古代的中國人普遍懷有「中國乃世界中心，中土以外的國家全都是蠻夷」的優越感，因此不願接受外來的影響。唯一接受外來文明影響的部份，頂多就是佛教。除此之外，元朝之後還多少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總之，長期以來中國習於鎖國狀態，因此，鴉片戰爭之後一連串的改革與革命，可說是一種自我文化的否定。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幾乎完全否定了傳統文化與傳統價值觀。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中國的排他主義心態"，《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06。
從1930年代開始，中國盛行馬克斯主義史觀，後來逐漸成為支配中國的意識形態，後來爆發的鬥爭與革命，都以解放奴隸作為口號。在這種歷史觀影響下，中國歷史上各種叛亂都被解釋成為了解放奴隸。這是共產中國的主流歷史詮釋。
所以即便到了現在，中國仍把佔領西藏說成是要「解放農奴」。在中國人眼中，連日本人也都是天皇的奴隸。（根據山本七平先生的研究，人類歷史上唯一不曾出現奴隸制度的民族，只有日本人與猶太人）。
相對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雖然宣稱「人人平等」，自己卻產生了新的奴隸制度。
據說中國共產黨黨員至今已經多達6,600萬人，並且以每年200萬人的速度持續增加。根據中國《組織人事報》統計，每年加入共產黨的人超過200萬。以2001年為例，申請入黨的1,444萬7,000人，得到入黨許可的「積極份子」有742萬2,000人。也就是約51.4％的申請入黨者如願以償。所以在黨幹部掌控的農村，平均每20個農民就得養活1個共產黨幹部。即便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貧窮農民還是得受這些土皇帝宰制，想獲得自由的人唯一方法是成為「盲流」。這也清楚的說明了社會主義「奴隸制度」依然頑強地存在於中國。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社會主義奴隸制度陰魂不散"，《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07-109。
中國是個人口達十幾億的超大國家，國土雖然廣大，但資源卻不是無限。在此情況下，真正能先富起來的，必然只是全人口之中的極少數。最早「先富起來」的，就是掌握權力、獨佔資訊的共產黨幹部與政府高官。而且地位越高或權力越大的人，就越能快速達到「先富」目標。
第二波富起來的，則是接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有生意頭腦的民眾，不過這些人所佔的比例仍非常有限。除此之外，絕大多數近似愚民的中國民眾，則被迫成為「盲流」進入都市，靠殘羹剩菜來過活。對於這些盲流而言，有剩菜可吃就算很幸福了。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一切向錢看的狂熱演出"，《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11。
改革開放的中國，市場經濟所運行的其實不是「自由競爭」原理，而是「權錢交易」的歪理。因此，20幾年來仍無法打造出現代企業的商人，即便是身為自由度較高的個體戶，只要沒有和官員勾結掌握特權，統統都無法生存。
雖然在名目上，中國國家財產屬於全民共有，但資源分配、資產分配、決定銀行融資、物資供給、人事決定、經營許可等等一切權限，都掌握在黨幹部或政府官員手中。因此，掌握這些權力的人往往就能一夜致富。
當然，這種「中國夢」之所以能夠實現，主要也是拜龐大人口所賜。統治人民的是黨，中國仍是一黨獨裁的國家，所以掌握共產黨核心權力的人就可掌握整個國家，並且站在全中國人民頭上，享受人民的辛苦工作成果。以下兩句順口溜淋漓盡致地說出了這種現象：
中國文明原本就是非常能夠自我滿足的孤立文明。這是因為古代的中國人普遍懷有「中國乃世界中心，中土以外的國家全都是蠻夷」的優越感，因此不願接受外來的影響。唯一接受外來文明影響的部份，頂多就是佛教。除此之外，元朝之後還多少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總之，長期以來中國習於鎖國狀態，因此，鴉片戰爭之後一連串的改革與革命，可說是一種自我文化的否定。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幾乎完全否定了傳統文化與傳統價值觀。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中國的排他主義心態"，《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06。
從1930年代開始，中國盛行馬克斯主義史觀，後來逐漸成為支配中國的意識形態，後來爆發的鬥爭與革命，都以解放奴隸作為口號。在這種歷史觀影響下，中國歷史上各種叛亂都被解釋成為了解放奴隸。這是共產中國的主流歷史詮釋。
所以即便到了現在，中國仍把佔領西藏說成是要「解放農奴」。在中國人眼中，連日本人也都是天皇的奴隸。（根據山本七平先生的研究，人類歷史上唯一不曾出現奴隸制度的民族，只有日本人與猶太人）。
相對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雖然宣稱「人人平等」，自己卻產生了新的奴隸制度。
據說中國共產黨黨員至今已經多達6,600萬人，並且以每年200萬人的速度持續增加。根據中國《組織人事報》統計，每年加入共產黨的人超過200萬。以2001年為例，申請入黨的1,444萬7,000人，得到入黨許可的「積極份子」有742萬2,000人。也就是約51.4％的申請入黨者如願以償。所以在黨幹部掌控的農村，平均每20個農民就得養活1個共產黨幹部。即便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貧窮農民還是得受這些土皇帝宰制，想獲得自由的人唯一方法是成為「盲流」。這也清楚的說明了社會主義「奴隸制度」依然頑強地存在於中國。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社會主義奴隸制度陰魂不散"，《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07-109。
中國是個人口達十幾億的超大國家，國土雖然廣大，但資源卻不是無限。在此情況下，真正能先富起來的，必然只是全人口之中的極少數。最早「先富起來」的，就是掌握權力、獨佔資訊的共產黨幹部與政府高官。而且地位越高或權力越大的人，就越能快速達到「先富」目標。
第二波富起來的，則是接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有生意頭腦的民眾，不過這些人所佔的比例仍非常有限。除此之外，絕大多數近似愚民的中國民眾，則被迫成為「盲流」進入都市，靠殘羹剩菜來過活。對於這些盲流而言，有剩菜可吃就算很幸福了。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一切向錢看的狂熱演出"，《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11。
改革開放的中國，市場經濟所運行的其實不是「自由競爭」原理，而是「權錢交易」的歪理。因此，20幾年來仍無法打造出現代企業的商人，即便是身為自由度較高的個體戶，只要沒有和官員勾結掌握特權，統統都無法生存。
雖然在名目上，中國國家財產屬於全民共有，但資源分配、資產分配、決定銀行融資、物資供給、人事決定、經營許可等等一切權限，都掌握在黨幹部或政府官員手中。因此，掌握這些權力的人往往就能一夜致富。
當然，這種「中國夢」之所以能夠實現，主要也是拜龐大人口所賜。統治人民的是黨，中國仍是一黨獨裁的國家，所以掌握共產黨核心權力的人就可掌握整個國家，並且站在全中國人民頭上，享受人民的辛苦工作成果。以下兩句順口溜淋漓盡致地說出了這種現象：
黨中央編戲，國務院演戲，人大評戲，政協看戲。
黨委揮手，政府動手，人大舉手，政協拍手。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依賴權力來致富的「中國夢」"，《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12-113。
號稱首席中國通的費正清，是少數能冷靜且深入分析中國的西方學者。在1991年過世之前，他完成了《新中國史》（China：a New History），精確掌握並呈現了中國的實況。費正清指出，中國人過度重視處世之道，使得思考模式侷限於權謀詐術，把各種主張都理想化，虛假而缺乏具體內容與做法。簡單來說，就是中國人言行不一。每個人都極力掩飾事實，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真正想法，卻努力想探聽別人內心在想什麼，人人爾虞我詐。
中國媒體完全由共產黨掌控，能否稱得上是「大眾媒體」還有疑問。畢竟一切消息都是官方的報導，都在拼命「美化社會」、「發揚國威」，政府認為如此便可樹立人民的典範。這種行徑就是所謂的「報喜不報憂」。關於國家、政府與黨的負面消息，全部被過濾掉，記者唯一能做的是歌功頌德。在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下，政府機構與黨組織的問題必須掩蓋掉，不可讓外界瞭解。後來就演變成不只不說實話、不報導事實，為了遂行政治與政策公然撒謊更是成為常態。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道貌岸然的虛偽本性"，《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19-120。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依賴權力來致富的「中國夢」"，《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12-113。
號稱首席中國通的費正清，是少數能冷靜且深入分析中國的西方學者。在1991年過世之前，他完成了《新中國史》（China：a New History），精確掌握並呈現了中國的實況。費正清指出，中國人過度重視處世之道，使得思考模式侷限於權謀詐術，把各種主張都理想化，虛假而缺乏具體內容與做法。簡單來說，就是中國人言行不一。每個人都極力掩飾事實，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真正想法，卻努力想探聽別人內心在想什麼，人人爾虞我詐。
中國媒體完全由共產黨掌控，能否稱得上是「大眾媒體」還有疑問。畢竟一切消息都是官方的報導，都在拼命「美化社會」、「發揚國威」，政府認為如此便可樹立人民的典範。這種行徑就是所謂的「報喜不報憂」。關於國家、政府與黨的負面消息，全部被過濾掉，記者唯一能做的是歌功頌德。在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下，政府機構與黨組織的問題必須掩蓋掉，不可讓外界瞭解。後來就演變成不只不說實話、不報導事實，為了遂行政治與政策公然撒謊更是成為常態。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道貌岸然的虛偽本性"，《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19-120。
黑心假貨無所不包，由生活的一切到學歷與鈔票，與中國合作經商的台灣人，會有何好下場？受害的台商又有多少？
到了金錢至上的改革開放時代，「無奸不成商」的風氣更是發揮到極致，到處可見公然欺騙的行為。例如，牛肉業者為了牟利，出售前在牛隻胃部灌入了大量的污水，以便增加重量。據說這種方式是中國牛肉商人的基本常識。此外，2001年3月中國中央電視台實地報導指出，薊縣每年銷往北京的牛肉接近8,000噸，8,000噸牛肉中至少有1,000噸是污水（《北京晨報》，2001年3月17日）。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無奸不成商的中國傳統"，《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22。
事實上，18世紀末以來中國人最大的夢想，其實就是逃離這個國家。原因在於中國環境的加速破壞，加上天災與戰亂頻仍，社會環境持續惡化，人口卻不斷快速增加。
在種種天災人禍下，人民難免都會想逃出這個高壓燜鍋。最初是18世紀末，中原居民逃向雲貴高原、滿州與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後來的逃亡地點隨著時代而改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改逃亡至新疆和維吾爾地區；文革之後，逃往西藏高原等地。由於中國邊境的漢族人滿為患。於是想出走的人，就把目光放到更遠的東南亞地區。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逃亡到國外是許多中國人的夢"，《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23。
一般中國民眾不容易合法出國，因此造成偷渡的盛行。懷抱前往外國美夢卻無法順利出境的年輕人，只好求助於「蛇頭」領導的專業偷渡集團。
蛇頭極力向中國年輕人鼓吹前往國外有多大好處，不過索價不斐，參加偷渡的人都得繳交相當於2到3萬元的費用。走私船通常不大，卻密密麻麻塞了100至200人，每次順利出船就可獲得幾億美金的收入。
中國最著名的偷渡基地是福建省福興縣。據1990年代資料顯示，福清幫幫主郭良琪旗下的偷渡集團，一年營業額高達30億美元，其中10億美元是幫主的利潤。
偷渡費依偷渡地點而有不同。偷渡前往日本，約需繳交13到15萬人民幣。偷渡前往北美，價碼與此相當。前往台灣，費用大約只有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前往香港的價碼高低差距很大，從5,000到5萬人民幣都有。
1949年冬，蔣介石帶領的60萬軍人加上其他難民，總計約有200萬中國人偷渡到臺灣。後來蔣介石入主總統府後，主人得道，200萬偷渡客跟著全部連帶雞犬升天。
從此之後，一直到蔣介石父子掌握台灣黨軍政大權的1980年代末期為止，從中國偷渡來台灣的「反共義士」，都被視為英雄，可以領取政府頒給的3000至5000兩黃金，一夕之間成為巨富。不過，1990年代之後，臺灣當局已改變做法，將偷渡入境的大陸客視為罪犯而加以逮捕，並且強制送回。同樣是偷渡客，不同時代的命運可真是天差地別。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中國的偷渡變跨國企業"，《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24-126。
到了金錢至上的改革開放時代，「無奸不成商」的風氣更是發揮到極致，到處可見公然欺騙的行為。例如，牛肉業者為了牟利，出售前在牛隻胃部灌入了大量的污水，以便增加重量。據說這種方式是中國牛肉商人的基本常識。此外，2001年3月中國中央電視台實地報導指出，薊縣每年銷往北京的牛肉接近8,000噸，8,000噸牛肉中至少有1,000噸是污水（《北京晨報》，2001年3月17日）。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無奸不成商的中國傳統"，《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22。
事實上，18世紀末以來中國人最大的夢想，其實就是逃離這個國家。原因在於中國環境的加速破壞，加上天災與戰亂頻仍，社會環境持續惡化，人口卻不斷快速增加。
在種種天災人禍下，人民難免都會想逃出這個高壓燜鍋。最初是18世紀末，中原居民逃向雲貴高原、滿州與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後來的逃亡地點隨著時代而改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改逃亡至新疆和維吾爾地區；文革之後，逃往西藏高原等地。由於中國邊境的漢族人滿為患。於是想出走的人，就把目光放到更遠的東南亞地區。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逃亡到國外是許多中國人的夢"，《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23。
一般中國民眾不容易合法出國，因此造成偷渡的盛行。懷抱前往外國美夢卻無法順利出境的年輕人，只好求助於「蛇頭」領導的專業偷渡集團。
蛇頭極力向中國年輕人鼓吹前往國外有多大好處，不過索價不斐，參加偷渡的人都得繳交相當於2到3萬元的費用。走私船通常不大，卻密密麻麻塞了100至200人，每次順利出船就可獲得幾億美金的收入。
中國最著名的偷渡基地是福建省福興縣。據1990年代資料顯示，福清幫幫主郭良琪旗下的偷渡集團，一年營業額高達30億美元，其中10億美元是幫主的利潤。
偷渡費依偷渡地點而有不同。偷渡前往日本，約需繳交13到15萬人民幣。偷渡前往北美，價碼與此相當。前往台灣，費用大約只有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前往香港的價碼高低差距很大，從5,000到5萬人民幣都有。
1949年冬，蔣介石帶領的60萬軍人加上其他難民，總計約有200萬中國人偷渡到臺灣。後來蔣介石入主總統府後，主人得道，200萬偷渡客跟著全部連帶雞犬升天。
從此之後，一直到蔣介石父子掌握台灣黨軍政大權的1980年代末期為止，從中國偷渡來台灣的「反共義士」，都被視為英雄，可以領取政府頒給的3000至5000兩黃金，一夕之間成為巨富。不過，1990年代之後，臺灣當局已改變做法，將偷渡入境的大陸客視為罪犯而加以逮捕，並且強制送回。同樣是偷渡客，不同時代的命運可真是天差地別。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為何如此醜陋－中國的偷渡變跨國企業"，《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p.124-126。
中國政權到現在，還能存在原因為何？阿九要的是什麼？要台灣投入虎口，為什麼？
中國政府之所以如此自信，主要是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就算是清朝的八旗軍，雖然在不同時期軍事力量多少有些變化，但基本上從18世紀開始，八旗軍總數都只有幾十萬人而已。相對的，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兵力高達300萬人，甚至擁有核子導彈。若加上武裝警察與公安人員，人數高達500萬，超過清帝國好幾倍。正因為有這些死忠的武裝部隊充作爪牙，共產黨才能牢牢握緊政權。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金權遊戲－資產階級拼命想加入共產黨"，《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30。
黃文雄著/蕭志強譯，2007，"中國人的金權遊戲－資產階級拼命想加入共產黨"，《中國人的本性》，前衛出版，p.130。
（未完待續，撰於2008/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