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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5-12
時間：2016年4月16日
地點：中農附旅
地點：中農附旅
大綱：
1. 如果工資不斷壓低，直到不能再低的時候，就會開始壓縮原料成本，台灣企業主應該思考壓低成本難道是產業的目標，後續導致的社會問題將越來越嚴」重。例如食品安全問題。
2. 全台灣的外勞，政府統計有六十萬，馬英九上台後，增加二十二萬外勞。
3. 台灣勞動生產力指數一直在上升，單位勞動產出的成本一直下降，這代表勞工更賣力工作，但經濟發展美好的果實，並沒有分配給勞工。
4. 理論上，經濟成長會帶動薪資成長，但在1992年左右，薪資成長和經濟成長脫鉤。
5. 台灣高失業、低薪和高缺工並行，這違反經濟學原理，假設缺工，理應帶動工資上漲，但引進外勞後，壓低本勞對薪資的議價能力。諷刺的是，台灣政府部會中最怕沒有外勞的是勞動部，因為職訓局百分之九十五的經費是來自就業安定費，在歐洲，這筆經費應該來自公共預算編列。
6. 薪資若調漲百分之五，也佔工廠營收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這顯示薪資佔成本的比例非常低。
7. 台灣的基本工資，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超過兩萬。
8. 台灣的教育很奇怪，就是強迫你習慣一天工作八小時，八小時候還加班，加班還不給加班費。工作延伸、工時過長，家庭的關係就會淡薄、家庭功能弱化、減少公共參與，最後得到一個過勞的身體。
9. 這代的人縱容政府減稅和舉債，惡果卻是要由下一代人承擔。
10. 未來的年金改革是新政治和新社會必須完成的使命。公保人數五十九萬，政府提撥2500億，農保人數一百四十五萬，政府提撥1303億，勞工九百九十二萬，錢在哪裡？台灣還有減稅的空間嗎？
11. 若繼續讓低薪、不公平的年金制度惡化下去，年輕人會以一種「拋棄繼承」的態度出逃。
12. 公平經濟的三大目標：建構「公平經濟」新思維、重新打造集體與個體勞動法令、啟動殘破社會福利的重建工程。
13. 勞動保護的部分：一、適時工時，逆轉台灣長工時的職業結構。二、安全職場，建構安全健康職業職場－預防、補償、重建復工機制。第三、非典型勞動。第四、工作貧窮。
14. 從理念（經濟政策）、策略、行動者三部分分析：國民黨在台灣的執政，特別是在1990年以後，採用的是供給取向的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與解除管制生產要素（土地、勞力、資本），這樣的經濟政策從1970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時代，大幅進展，也主導後來的經濟；但勞工團體強調的是需求導向的經濟，也就是凱因斯學派一脈（Keynesian economics）。
15. 2008以後馬英九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採用解除管制，現在我們都嘗到惡果。
16. 除了富人稅外，另外還可以考慮加值型營業稅，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的課徵，稅收會增加400億。民進黨的長照政策可以考慮這部分的稅收來源。但仍需考慮通貨膨脹的問題。
17. 德國的左派內曾有一個辯論：薪資可以和福利、競爭力等連動的重要原因有二，薪資談判和工會團結，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有效的運作模式，產業結構基本上以製造業為主，各產業的生產條件類似，才能透過集體協商來促使薪資和福利、競爭力連動；但是目前遇到的問題是全球化經濟、和去工業化經濟（服務導向經濟）為主，勞動市場越來越兩極化，高薪部門和低薪部分是否要連動？後來解決之道就是高薪和低薪脫鉤，政府再以稅的方式補助低薪部門，如社會保險的保費、公共保育托育。稅收來源就是用加值營業稅和奢侈稅，這是台灣可以考慮的途徑。
18. 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曾引用哈維爾的講法：政治是要打破有權勢者的政治。我們要問民進黨，未來的政治是誰的政治和誰的未來?馬克思的時代是朝向無產階級的政治、勞工的政治。史明歐吉桑也說過：大眾的政治。如果一般大眾無法發言、出聲，未來的新政治、所得分配等等，不會有正義的結果。
19. 台灣社會的進步都卡在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國家的形成。
20. 過去台灣政治體系的形成，有一個特定的族群，在社會福利資源相對其他族群，得到更多分配，這是不公平；另外一個族群長期無法進入政治體制內，無法掌握更多空間和資源，這樣的問題沒有解決，不但沒有解決，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因素的出現，讓勞工受到非常大衝擊。例如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積欠台灣勞工工資等。從兩千年到今天，經過十六年，情況並沒有改善，若是沒有新思維新政策，民進黨執政將會陷入過去泥淖。
21. 休假政策以日本為例，早在1873年，日本便以法律定義且訂之。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又重新修訂，如山、海的紀念，目的是形成日本國民文化與總體精神，並在休假日中顯現，根本沒有所謂勞資問題。台灣之所以會出現問題，原因在於勞基法規定的紀念日，都不是在紀念台灣社會應該有的假期，不是為了形成台灣文化而訂的紀念日。紀念日的立法不單是勞工放假，背後有立法的目的。台灣和中國在世界上的休假天數是排名在最後的，勞工的特休太少，實務上使用特休的機會又低。勞工應該休假，應該回到勞工休假基準的保護。
22. 青年的反抗和背叛，不單是在台灣，在日本也是問題，應該站在勞動人權的角度來保護。
1. 如果工資不斷壓低，直到不能再低的時候，就會開始壓縮原料成本，台灣企業主應該思考壓低成本難道是產業的目標，後續導致的社會問題將越來越嚴」重。例如食品安全問題。
2. 全台灣的外勞，政府統計有六十萬，馬英九上台後，增加二十二萬外勞。
3. 台灣勞動生產力指數一直在上升，單位勞動產出的成本一直下降，這代表勞工更賣力工作，但經濟發展美好的果實，並沒有分配給勞工。
4. 理論上，經濟成長會帶動薪資成長，但在1992年左右，薪資成長和經濟成長脫鉤。
5. 台灣高失業、低薪和高缺工並行，這違反經濟學原理，假設缺工，理應帶動工資上漲，但引進外勞後，壓低本勞對薪資的議價能力。諷刺的是，台灣政府部會中最怕沒有外勞的是勞動部，因為職訓局百分之九十五的經費是來自就業安定費，在歐洲，這筆經費應該來自公共預算編列。
6. 薪資若調漲百分之五，也佔工廠營收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這顯示薪資佔成本的比例非常低。
7. 台灣的基本工資，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超過兩萬。
8. 台灣的教育很奇怪，就是強迫你習慣一天工作八小時，八小時候還加班，加班還不給加班費。工作延伸、工時過長，家庭的關係就會淡薄、家庭功能弱化、減少公共參與，最後得到一個過勞的身體。
9. 這代的人縱容政府減稅和舉債，惡果卻是要由下一代人承擔。
10. 未來的年金改革是新政治和新社會必須完成的使命。公保人數五十九萬，政府提撥2500億，農保人數一百四十五萬，政府提撥1303億，勞工九百九十二萬，錢在哪裡？台灣還有減稅的空間嗎？
11. 若繼續讓低薪、不公平的年金制度惡化下去，年輕人會以一種「拋棄繼承」的態度出逃。
12. 公平經濟的三大目標：建構「公平經濟」新思維、重新打造集體與個體勞動法令、啟動殘破社會福利的重建工程。
13. 勞動保護的部分：一、適時工時，逆轉台灣長工時的職業結構。二、安全職場，建構安全健康職業職場－預防、補償、重建復工機制。第三、非典型勞動。第四、工作貧窮。
14. 從理念（經濟政策）、策略、行動者三部分分析：國民黨在台灣的執政，特別是在1990年以後，採用的是供給取向的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與解除管制生產要素（土地、勞力、資本），這樣的經濟政策從1970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時代，大幅進展，也主導後來的經濟；但勞工團體強調的是需求導向的經濟，也就是凱因斯學派一脈（Keynesian economics）。
15. 2008以後馬英九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採用解除管制，現在我們都嘗到惡果。
16. 除了富人稅外，另外還可以考慮加值型營業稅，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的課徵，稅收會增加400億。民進黨的長照政策可以考慮這部分的稅收來源。但仍需考慮通貨膨脹的問題。
17. 德國的左派內曾有一個辯論：薪資可以和福利、競爭力等連動的重要原因有二，薪資談判和工會團結，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有效的運作模式，產業結構基本上以製造業為主，各產業的生產條件類似，才能透過集體協商來促使薪資和福利、競爭力連動；但是目前遇到的問題是全球化經濟、和去工業化經濟（服務導向經濟）為主，勞動市場越來越兩極化，高薪部門和低薪部分是否要連動？後來解決之道就是高薪和低薪脫鉤，政府再以稅的方式補助低薪部門，如社會保險的保費、公共保育托育。稅收來源就是用加值營業稅和奢侈稅，這是台灣可以考慮的途徑。
18. 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曾引用哈維爾的講法：政治是要打破有權勢者的政治。我們要問民進黨，未來的政治是誰的政治和誰的未來?馬克思的時代是朝向無產階級的政治、勞工的政治。史明歐吉桑也說過：大眾的政治。如果一般大眾無法發言、出聲，未來的新政治、所得分配等等，不會有正義的結果。
19. 台灣社會的進步都卡在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國家的形成。
20. 過去台灣政治體系的形成，有一個特定的族群，在社會福利資源相對其他族群，得到更多分配，這是不公平；另外一個族群長期無法進入政治體制內，無法掌握更多空間和資源，這樣的問題沒有解決，不但沒有解決，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因素的出現，讓勞工受到非常大衝擊。例如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積欠台灣勞工工資等。從兩千年到今天，經過十六年，情況並沒有改善，若是沒有新思維新政策，民進黨執政將會陷入過去泥淖。
21. 休假政策以日本為例，早在1873年，日本便以法律定義且訂之。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又重新修訂，如山、海的紀念，目的是形成日本國民文化與總體精神，並在休假日中顯現，根本沒有所謂勞資問題。台灣之所以會出現問題，原因在於勞基法規定的紀念日，都不是在紀念台灣社會應該有的假期，不是為了形成台灣文化而訂的紀念日。紀念日的立法不單是勞工放假，背後有立法的目的。台灣和中國在世界上的休假天數是排名在最後的，勞工的特休太少，實務上使用特休的機會又低。勞工應該休假，應該回到勞工休假基準的保護。
22. 青年的反抗和背叛，不單是在台灣，在日本也是問題，應該站在勞動人權的角度來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