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5-03
一轉眼，鹿窟事件已經過了60年！
鹿窟事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逮捕行動中，株連人數最多，也最荒謬的政治案件，導致當年台北縣石碇鄉的玉桂村完全清鄉滅村，從此從地圖上消失。
事件的起因是，228事件後的逃亡份子陳本江、王忠賢等人，藉由老家在鹿窟的同伙陳春慶帶到位於汐止和石碇山區的鹿窟村躲藏，逃避追捕。
就像電影《戀戀風塵》的場景，鹿窟山區的居民同情這些中國共產黨地下黨人，睜一眼，閉一眼地收容這些「跑山仔（村民對他們的稱呼）」，於是越來越多人躲到山上來。
日久，他們卻開始吸收村民、發展組織、建立「基地」，並且自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進而開始控制村民。只要有人發現他們的聚會，就會被脅迫蓋指紋加入組織，連未成年的看牛仔（牧童）也被他們利誘當「紅小鬼」，例如受難者陳久雄，根本只是個小學五年級生。
1952年12月28日晚上，省議員投票日因為一名便衣警察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出手，在29日凌晨發動保密局軍警近萬人包圍南港、汐止、石碇山區展開全村大逮捕，當場打死一名指導員劉學坤，村民被抓到鹿窟禪寺認罪或刑求偵訊。後來，包括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四百餘個根本不識字，遑論什麼是馬列主義的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
根據學者張炎憲研究，當時有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有期徒刑，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865年，受牽連的村民達200多人，形同滅村。另外，一些「跑山仔」還到瑞芳、玉桂嶺、海山等地，開闢躲藏的基地，以致於牽連更多無辜者。
但是，以陳本江、陳通和兄弟為首的領導人，以及指導員李上甲等人，都獲得「自新」，沒被判刑和坐牢。反倒是八成以上不識字，卻被當成政治犯的鹿窟村民，即使坐完黑牢後，也無法找到工作，大多去當礦工，多年後都因肺部吸入礦灰而得到矽肺病。
1994年，筆者訪問當年指揮包圍、偵辦鹿窟基地的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提到他們曾到辜廉松母親辜顏碧霞家，企圖逮捕她女兒的音樂家教老師呂赫若，卻被他奪窗逃跑，開車逃到郊區，再躲到鹿窟山上。
據調查，呂赫若在山上負責收、發電報工作，不料在發電報時，被草叢的龜殼花咬傷，他因不願砍斷受傷的手臂，導致蛇毒攻心身亡，屍體草草掩埋，親友也不敢做記號或立碑。這應是1950或51年的農曆5月23日的事，可憐人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就此命喪黃泉。
1995年筆者為某電視台製作白色恐怖專題，邀當年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已80多歲）去鹿窟山上訪問，也訪問了曾經坐牢12年，已71歲的受難者陳皆得。他同母異父的弟弟廖有慶當年慘遭槍決，父親廖河則被刑求得不成人形後，上吊自殺。
我們前去訪問時，拿著拐杖彎腰走路的陳皆得，一看到害他家破人亡的退休老人谷正文，拿起拐杖就要打，後來被攔住。
近年來，陳皆得寫下記錄自己一家人的悲慘遭遇的回憶錄。坐牢前，他原是二社坑的礦工，根本不識字。就是無法忘卻這家仇，讓陳皆得出獄後學認字，又花十多年寫書，令人心酸又感佩。
在鹿窟山上被迫自首的人，包括不到10歲的小孩，也有不識字的大人，他們晚上都要到鹿窟蟬寺（後來也改稱光明寺）上政治思想課。有個十歲小孩被罰唱國歌，開口唱的竟是中共國歌和國際歌，當場慘遭修理。
鹿窟案裡，還有19位未成年的少年、少女被捕，後來送到保密局，表面上說是感訓，其實是當奴工。女孩被送到保密局幹員家或監視對象家（當時被指示監視的有：孫立人、白崇熙、任顯群等）當下女，男孩被當成跑腿的下人。
經過鹿窟事件的大逮捕，鹿窟幾乎滅村。村民原本多數是台陽煤礦工人，出獄後村民也多以礦工為業。許多沒死在鹿窟案的村民，不少人在五、六十歲就被矽肺病所苦。
受難者李石城指出：他的大哥64歲死於矽肺病，他的兒子39歲時也死於矽肺病。幾年前，李石城和村裡的礦工去馬偕醫院檢查，一行12人都因肺活量不足，得以領到礦工職業病補助款，只有他沒通過，沒領到錢。但是領礦工職業病補助的人，三、四年後就呼吸困難而一一痛苦死亡。
鹿窟事件和矽肺病，帶給鹿窟村民巨大痛苦，也要了他們的命。這是一段台灣人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
根據，張炎憲等學者認為鹿窟村案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張炎憲指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觀察近代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許多與當年官方判斷出入頗大之處。許多研究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被官方判定、宣告為共產黨人者，是否真實具有該身份至今尚不無疑問。鹿窟當地雖確曾有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五星旗，但就連當時指揮大軍掃蕩搜的谷正文，都曾在搜出紅旗後，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因此，當年因「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身份入罪而被執行槍決者，是否真為中國共產黨人，恐需更加詳細確認才是。
一些獨派研究認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實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指出，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所具備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另有土造手榴彈165枚，土造地雷7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但有輿論認為將其稱為「武裝基地」所當有的水準有不當之處。
1998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台北縣政府在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
依我個人認知，ROC 到台灣之後，得到恐共症，其黨國相關主管或非主管機關人人以抓匪諜共諜為己任，不但可因此升官，還可以發財，故往往小题大做，或由無生有，老蔣、小蔣時代，對中共政權的渗透，還能夠有效防堵，可惜到了阿九執政，上上下下所屬官員，不但恐共畏共，得到(斯得哥而魔)stockholm症候群，還協助阿共，共謀欺詐台灣人民，阻礙民主，出賣ROC國格，還出清台灣主權，而以巴結中共權貴為榮。
引用改寫自參考資料：
哭泣的鹿窟——要命的基地與矽肺病
鹿窟事件─從記憶中消失的村落
（撰於2016/04/14）
鹿窟事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逮捕行動中，株連人數最多，也最荒謬的政治案件，導致當年台北縣石碇鄉的玉桂村完全清鄉滅村，從此從地圖上消失。
事件的起因是，228事件後的逃亡份子陳本江、王忠賢等人，藉由老家在鹿窟的同伙陳春慶帶到位於汐止和石碇山區的鹿窟村躲藏，逃避追捕。
就像電影《戀戀風塵》的場景，鹿窟山區的居民同情這些中國共產黨地下黨人，睜一眼，閉一眼地收容這些「跑山仔（村民對他們的稱呼）」，於是越來越多人躲到山上來。
日久，他們卻開始吸收村民、發展組織、建立「基地」，並且自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進而開始控制村民。只要有人發現他們的聚會，就會被脅迫蓋指紋加入組織，連未成年的看牛仔（牧童）也被他們利誘當「紅小鬼」，例如受難者陳久雄，根本只是個小學五年級生。
1952年12月28日晚上，省議員投票日因為一名便衣警察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出手，在29日凌晨發動保密局軍警近萬人包圍南港、汐止、石碇山區展開全村大逮捕，當場打死一名指導員劉學坤，村民被抓到鹿窟禪寺認罪或刑求偵訊。後來，包括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四百餘個根本不識字，遑論什麼是馬列主義的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
根據學者張炎憲研究，當時有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有期徒刑，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865年，受牽連的村民達200多人，形同滅村。另外，一些「跑山仔」還到瑞芳、玉桂嶺、海山等地，開闢躲藏的基地，以致於牽連更多無辜者。
但是，以陳本江、陳通和兄弟為首的領導人，以及指導員李上甲等人，都獲得「自新」，沒被判刑和坐牢。反倒是八成以上不識字，卻被當成政治犯的鹿窟村民，即使坐完黑牢後，也無法找到工作，大多去當礦工，多年後都因肺部吸入礦灰而得到矽肺病。
1994年，筆者訪問當年指揮包圍、偵辦鹿窟基地的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提到他們曾到辜廉松母親辜顏碧霞家，企圖逮捕她女兒的音樂家教老師呂赫若，卻被他奪窗逃跑，開車逃到郊區，再躲到鹿窟山上。
據調查，呂赫若在山上負責收、發電報工作，不料在發電報時，被草叢的龜殼花咬傷，他因不願砍斷受傷的手臂，導致蛇毒攻心身亡，屍體草草掩埋，親友也不敢做記號或立碑。這應是1950或51年的農曆5月23日的事，可憐人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就此命喪黃泉。
1995年筆者為某電視台製作白色恐怖專題，邀當年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已80多歲）去鹿窟山上訪問，也訪問了曾經坐牢12年，已71歲的受難者陳皆得。他同母異父的弟弟廖有慶當年慘遭槍決，父親廖河則被刑求得不成人形後，上吊自殺。
我們前去訪問時，拿著拐杖彎腰走路的陳皆得，一看到害他家破人亡的退休老人谷正文，拿起拐杖就要打，後來被攔住。
近年來，陳皆得寫下記錄自己一家人的悲慘遭遇的回憶錄。坐牢前，他原是二社坑的礦工，根本不識字。就是無法忘卻這家仇，讓陳皆得出獄後學認字，又花十多年寫書，令人心酸又感佩。
在鹿窟山上被迫自首的人，包括不到10歲的小孩，也有不識字的大人，他們晚上都要到鹿窟蟬寺（後來也改稱光明寺）上政治思想課。有個十歲小孩被罰唱國歌，開口唱的竟是中共國歌和國際歌，當場慘遭修理。
鹿窟案裡，還有19位未成年的少年、少女被捕，後來送到保密局，表面上說是感訓，其實是當奴工。女孩被送到保密局幹員家或監視對象家（當時被指示監視的有：孫立人、白崇熙、任顯群等）當下女，男孩被當成跑腿的下人。
經過鹿窟事件的大逮捕，鹿窟幾乎滅村。村民原本多數是台陽煤礦工人，出獄後村民也多以礦工為業。許多沒死在鹿窟案的村民，不少人在五、六十歲就被矽肺病所苦。
受難者李石城指出：他的大哥64歲死於矽肺病，他的兒子39歲時也死於矽肺病。幾年前，李石城和村裡的礦工去馬偕醫院檢查，一行12人都因肺活量不足，得以領到礦工職業病補助款，只有他沒通過，沒領到錢。但是領礦工職業病補助的人，三、四年後就呼吸困難而一一痛苦死亡。
鹿窟事件和矽肺病，帶給鹿窟村民巨大痛苦，也要了他們的命。這是一段台灣人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
根據，張炎憲等學者認為鹿窟村案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張炎憲指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觀察近代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許多與當年官方判斷出入頗大之處。許多研究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被官方判定、宣告為共產黨人者，是否真實具有該身份至今尚不無疑問。鹿窟當地雖確曾有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五星旗，但就連當時指揮大軍掃蕩搜的谷正文，都曾在搜出紅旗後，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因此，當年因「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身份入罪而被執行槍決者，是否真為中國共產黨人，恐需更加詳細確認才是。
一些獨派研究認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實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指出，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所具備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另有土造手榴彈165枚，土造地雷7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但有輿論認為將其稱為「武裝基地」所當有的水準有不當之處。
1998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台北縣政府在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
依我個人認知，ROC 到台灣之後，得到恐共症，其黨國相關主管或非主管機關人人以抓匪諜共諜為己任，不但可因此升官，還可以發財，故往往小题大做，或由無生有，老蔣、小蔣時代，對中共政權的渗透，還能夠有效防堵，可惜到了阿九執政，上上下下所屬官員，不但恐共畏共，得到(斯得哥而魔)stockholm症候群，還協助阿共，共謀欺詐台灣人民，阻礙民主，出賣ROC國格，還出清台灣主權，而以巴結中共權貴為榮。
引用改寫自參考資料：
哭泣的鹿窟——要命的基地與矽肺病
鹿窟事件─從記憶中消失的村落
（撰於2016/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