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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01-03
時間：2015年12月17日
地點：中興大學文學院
郎俊中國浙江蘭谿人，原是台電土木工程隊主任，1972年被捕後，先到調查局三張犁招待所，被國民黨政府指控於1939年11月浙江衢縣靜岩參加共產黨，1959到1962年在花蓮任職期間，與共黨分子盧東方等聯繫，初判10年，1975年減刑6年8個月，1978年出獄。
郎亞玲為郎俊之女，目前是台中頑石劇團的總監，她自述雖然常有機會面對觀眾，但要參加這種場合，仍然會掙扎很久。兩三年前參與口述歷史計畫，才有機會面對父親郎俊過去遭遇的經歷，也創作關於父親經歷的作品，為了是更貼近當時的感受而參與展演。漸漸發覺很多東西都不是個別性，台灣歷史上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過程，她覺得應該丟掉個人的情緒，在能力許可範圍內盡量參與。在她家，父親被判十年，一直都是禁忌，而她又是家中最小，也最沒發言權。多年來很想替父親郎俊拍紀錄片，但都被兄長姊姊阻止，拿不到任何資料。三年前，母親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去世，才開始面對父親的這段經歷。
郎亞玲分享她的心路歷程與對她的影響：第一，她覺得成長過程完全被孤立。她家被認為是匪諜家庭時，沒有半個朋友到家中，原因之一是家庭為外省人出身，父母都是隻身來台，當時來台灣度蜜月，突然就無法回去，沒有任何家族成員到台灣。所以父親入獄這段時間，完全沒有任何家族的支持支撐，完全被社會孤立。第二，因為沒辦法講這樣的事，影響日後郎亞玲其實無法和他人溝通。現在的她，侃侃而談的外在形象，是根源於小時候很有問題的表達能力，所以長大才從事戲劇。在東海就學時，不過參加東風社，調查局便打電話給她母親，「叮嚀」她媽媽「注意」郎亞玲在學校的言行。也因此她所有的行動都被監視、封鎖。第三，因為這樣的溝通問題和孤立，導致對自己身分認同的問題。身分認同的問題，後來刺激她想要了解台灣的歷史。身分上，她是外省人，歷史上學習所謂民國史，對台灣的了解很有限，也因如此，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了解台灣史上重要的歷史人物，從他們身上找回一些身分認同的可能。第四，郎亞玲一直想逃離原生家庭。在幼年時沒有任何歸屬感，父親是家庭的重心，但她卻無法跟其他人說父親做什麼？在哪裡？諷刺的是，她家就在調查局宿舍的區塊，她小時候最好的朋友、玩伴，都來自抓她父親的家庭，所以自幼就活在衝突的概念，無法講出心中的感受。好在找到生命中的救贖－戲劇。從戲劇中學習到「偽裝」－沒有辦法用真實身分跟他人溝通，但可以透過表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創造一些新的時空，戲劇讓她重生。現在也透過戲劇做「戲劇治療」相關的工作。
很幸運在有生之年看到她父親相關的史料，當時判決完全不公開，也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料。第一次收到父親的判決書和相關資料，可以知道判決過程。郎亞玲希望在有生之年，透過戲劇或電影的方式，幫這些受難者和她父親做一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