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source: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自治時期，日本人培養日本人在台灣成為幹部、主管或是官員，又怕台灣人太聰明會讀書、成就比日本人強，有柔性打壓政策，但是，其方式比KMT的ROC在台灣之惡劣行徑相對寬鬆，還會有大格局的公平考量。
林秋梧於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考入此校，當時的校名，仍稱「國語學校」。翌年，一九一九，「台灣教育令」強調台灣教育以德育為主，目的在涵養日本國民 性，並決定以師範教育及普通教育為主，因此決定獨立設立師範學校，並名實相符地提高其程度，旋先後發佈「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及「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 官制」，改國語學校為台北師範學校。
台灣總督府的師範教育方針，自始即以殖民統治的需要為出發點，而台北師範內部又呈現出日、台學生雙軌分立的差別體制。因此，日、台學生之間的歧視與磨擦，便勢必發生。早在一九○○年代初期，北師(國語學校)就有一位大石教務主任曾經坦白訓示諸教師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大石教務主任的歧視政策，引起台籍學生及部分同情台籍學生的教師的不滿，因此曾發生爭執，結果同情台籍學生的教師被迫辭職，大石則轉任他校。這種差別待 遇，即使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頒布「台灣教育令」，標榜「同化教育」、「共學教育」之後，並沒有完全改善。日、台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依然存在。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35-36。
他更善於演說。在學校裏，一有演講或公開表示意見的機會時，他常不放過。例如，當時學校裡的學寮(學生宿舍)在每天早飯之前有一個朝會，會中由學生按日輪流上台報告或演說。有些同學常在難以應付時，往往找秋梧代勞。秋梧常藉此機會，於言詞間，很技巧散佈一些具有民族意識的話語。或於弦外之音，批評日本人一些不公平的殖民措施，尤其對於趾高氣揚的日本警察，他最喜歡似褒似貶加以諷刺。此 外，和他父親一樣，秋梧也善講故事。他常利用晚上宿舍熄燈之後，在宿舍外的走廊上，將他讀過的一些世界名著的故事內容，敘說給寢室的同學們聽。往往正當大 家聽得津津有味時，忽聞舍監前來巡視，便一窩蜂奔回寢室假睡。等舍監一走，同學們又紛紛出來，找秋梧聽完故事的完結篇。於此可知，林秋梧在學校裏是一個表 現慾極強的學生。
他在同學的心目中，是「最有前途的同學」「素好學、對文學有趣、勇敢為眾犧牲」「勤勉好學、聰慧過人、尤其對文學造詣尤深」。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40-41。
台灣民族意識的高漲，日本人豈能不知，但是留學日本，還是大有可為。
在《台灣青年》創刊的兩個月後，一位甫從日本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畢業，並榮獲日本帝國飛行協會民間競技飛行大賽第三名的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回到台 灣，作故鄉訪問飛行。台灣同胞鑒於謝文達所用飛機已經逾齡老舊，乃組織後援會，募集兩萬五千四百五十圓，購買一架新式飛機贈送給他。台北師範及台北醫專的一些前進學生，遂乘此機會出面幹旋於各學校的台籍學生之間，鼓勵大家出來聲援謝文達的壯舉，而以此為契機，促進台灣學生的大團結。這種情形，在日本統治者看來卻認為是「各學校學生的風氣急速惡化，反抗風氣高漲，團結黨徒….屢屢釀成惡性的紛擾」。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42-43。
文化協會的大老，還是會受到當時日本殖民官的敬重，不會如阿扁無罪先押、恐嚇逼供，Ma政府的專制腐敗，甚於當時的日治時代。
學生四十五名被捕，引起多方關注。文化協會方面的領袖林獻堂、蔣渭水、楊肇嘉等人得知被捕學生中大部分是文協的會員，乃多方設法奔走營救。北師裏的師長知 道學生被捕，也焦急萬分，乃由他們的漢文老師劉克明走訪當時台灣的社會名流辜顯榮、許丙、林熊徵等人請其出面與台北州知事及其它當局交涉、陳情。被捕學生 之家長，也於十八日召開父兄大會，向總督及檢察官提出「嘆願書」(請願書)，請求寬大處理。二十二日午後，四十五名被捕學生，終於在松井檢察官長的一席 「嚴重戒告」後，被宣佈不起訴處分。松井檢察官長謂：「在暴徒生徒之中，雖然有思想惡劣者，但許多人只是盲從附和。此次之釋放，並非只因學生父兄提出請願 而決定釋放，而是以總督閣下(按田健治郎)之種種考慮，為顧及學生們之將來所作之決定。今後如再有不穩行動發生，將斷然嚴懲。」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49。
原來，那年的十二月，台灣發生了震撼全島的「治警事件」。由蔣渭水、蔡培火等議會請願運動的首腦們所發起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日本當局扣上「違反治 安警察法」的帽子。(該法公佈於同年一月八日)十二月十六日晨，日本官憲檢舉台灣全島各地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會員及重要幹部四十九人，加以扣押， 其他受警察搜宅及傳訊者五十人，此外，被跟蹤、監視者更不計其數。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整個台灣陷入恐佈狀態。林秋梧因與台南方面的文化協會的同志韓 石泉(事件中被扣押)、林占鰲、林宣鰲等人交往甚密，因此日本刑警的視線也不離開他。在謀職上更是百般刁難。
家無恆產的林秋梧，既不能自營事業，又不可賦閒在家，於是乃再思向外發展。這次，它發展的目的地，不再是日本，而是台灣海峽對岸的廈門。
李筱峰，1991，”異鄉漂泊”，《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59-60。
一九二五年中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於台灣島內發生：是年二月十七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進行第六次請願；三月十二日，影響蔣渭水甚深的中國革命之父孫文，病逝北 京，遺囑他的同志要完成革命「必先喚起民眾」；三月廿四日，《台灣民報》舉辦追悼孫文大會被禁止；五月底，上海發生日本紗廠殺害女工的「五卅慘案」，帝國 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氣焰更見高漲，引起工人大罷工；六月廿八日，「二林蔗農組合」成立，但於九月廿七日開大會時與日警發生衝突，釀成十月廿三日的大逮捕，史 稱「二林事件」，促進農民運動的急劇發展；而更重要的是，這年的五月十日，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等人，假釋出獄。
由上面這段報告，可以窥見當時日警當局對文化演講的不放心。也因此，文協的每一場演講，都有日警臨場監視，一遇到演講人的講詞太過於激烈，或聽眾情緒太過於高昂時，日本警察便會提出警告，甚至命令「辯士停止」。「辯士」與日警之間常因此發生爭執，群眾也更加群情激昂。葉榮鐘曾追述說：「日據時期鄉下的警察，事無大小，均由派出所的『大人』頤指氣使，予取予求，無人敢說一聲『不』，保正請客，台籍紳士無論如何德高望重，也無人敢坐大位，就是日本人的公學校長也不敢坐，一定要當地派出所的巡官纔有資格去做首席。雖然在官階上校長比巡官高一級，在民眾的心目中，『不怕官只怕管』這一句俗語在這裡有百分之百的確實性。農村民眾在動輒得咎的悲慘環境中，畏警察如虎，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們見到文協派來的辯士，竟然敢和警察分庭抗禮，甚至在講壇上和臨場監視的警官形成對立，只這一點現象就夠使他們揚眉吐氣了。何況有時辯士援用立憲政治的理論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然對警察諷刺一下，莫怪他們要心花怒放，而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林秋梧便是這種喜歡「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然對警察諷刺一下」的辯士。有一次更因為日警的取締，命令他中止演講，林秋梧一氣之下，當著眾人面前摑了日本警察一記耳光，民眾雖然為此歡呼，林秋梧則因此遭到一天的拘留。
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70-72。
（未完待續，撰於20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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