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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
古川勝三，1944年生於日本愛媛縣宇和島市，愛媛大學教育系畢業後，開始教職生涯。1980年起三月間，受文部省派赴台灣高雄日僑學校任教。1982年 出版《台灣的歷程》，1989年出版《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的生涯》，1991年該書榮獲「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歷任日本松山市旭中學、高濱中學校 長。
譯者：
陳榮周，1917年生，台北縣泰山鄉人，畢業於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前身〕，1950年開設建築師事務所，加入日本建築學會正會 員，1960年考取美援主辦赴英、義、日研修建築技術，1972年任日本KMG台北事務所所長，1996年任《大安月刊》發行人。
前言：
日本人對工作敬業態度與工作成果負責的用心，可以在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建築看出端倪，與KMT中國黨在台灣的建設東挖西補，回扣漫天飛舞，其等公共工程的品質無法相提並論。
所謂中華文化在Formosa的建設成果，真是弊案叢生、亂七八糟，公共工程成為中國黨藏私分贓的致富方式。
歷史的締造者往往超乎歷史學家的歸納與想像，尤其是在評價殖民地時期的功過時。
1910年，一個來自日本北國的青年搭船來到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任職，這個滿懷理想的年輕技師，在習慣總督府的工作之後，整裝出發，親身參與了台南市下水道、桃園大圳工程設計，發電廠地理探勘，農田水利土地調查，並提出史無前例的「官佃溪埤圳計劃」。1920年9月，原本是不毛之地的嘉南平原上響起了大興土木的鎚聲，亞洲最大的灌溉工程動工了。
花費了十年的歲月和龐大的資金，1930年，嘉南大圳終於竣工，當豐沛的水流從珊瑚潭曳流而下，嘉南平原的農民打從心底高聲歡呼：「這是神的恩惠，上蒼賜與的水啊！」
這個人被尊為「嘉南大圳之父」，他就是八田與一。
1942年他奉詔前往菲律賓做棉作調查，所 搭大洋丸被美軍潛艦炸沉，葬身東中國海。戰後，其妻外代樹憂慮將被「引揚」遣返日本，選擇八田技師奉獻一生菁華歲月的烏山頭水庫放水口跳水自盡，與八田技 師魂魄長佑台灣。嘉南民眾感恩其德，在烏山頭水庫旁建有八田夫婦墳墓及八田與一銅像，每年定期在他的忌日(五月八日)舉行追悼會。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2005，《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台北，後記。
前總統李登輝對八田與一知之甚詳，對其人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踐者。
八田與一先生不只技術能力超群，同時也是值得敬仰的人格者。雖然面對殖民地人民，但他完全不在乎階級、頭銜、人種，乃至於民族差異。也許只能說，這是八田先生天性使然，但如果他不是生長在金澤這樣人文薈萃、民風優美之地，如果他不是日本人，恐怕很少「統治者」能有如此的寬闊胸懷。
比如，嘉南大圳施工期間，十年總計一百三十四人犧牲。大圳完工後，八田先生要求興建殉工碑，一百三十四位犧牲者全列名其上，並未將日本人擺在前面。
後來受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年)影響，中央政府預算吃緊，烏山頭水庫工程經費被迫大幅削減，八田先生只好裁員。此時幹部建議，「應保留優秀者，以免對工程進行不利」，但八田卻認為，「大型工程非少數幾個優秀員工就可完成，貢獻最大的其實是為數眾多的下階層勞工，更何況能力強的人容易再找到工作，能力不強的，一旦失業就生活無著……」結果，為了保障能力較弱者的生計，八田先生忍痛先解雇部分優秀職工。這是他充滿人道關懷的一面。
在此，我必須強調，八田與一先生身上完完全全展現了巍峨高尚、令人敬佩的日本精神。
第一，我們可清楚從八田先生身上感受日本數千年來累積的崇高形而上價值與道德觀。不僅如此，八田先生以他一生作為體現「人應如何生活」的最佳哲學與理念，其甘於清貧、為國家百年大計奉獻的情操氣魄，實在值得年輕世代仿效。而「克己奉公」的精神，正是日本這個國家及日本人一向最珍視的精神。
第二，傳統與進步兩種表面上看起來相反的概念如何昇華、統一，是令許多人頭疼的問題。現在日本年輕人過度重視物質生活，眼中只有表象的進步，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精神傳統與文化。如前所述，八田先生興建嘉南大圳的工程期間，必須不斷調和傳統與進步等不同觀念，採取最合乎成本效益的做法。以「三年輪作灌溉」的設計為例，這是當時最先進的灌溉工程，但最重要的，其實是八田先生背後的傳統「種農思想」與「公義觀念」。
第三，八田夫妻至今備受台灣人尊敬，許多人一想到他們就眼眶泛紅，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兩人徹底展現了重義、誠信以及率先垂範、實踐躬行的日本精神。
李登輝，2005，”八田與一留給台灣的恩德與功績／李登輝”，《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台北，pp.序14-15。
1947年228大屠殺，台灣菁英被殺得乾乾淨淨，八田與一的精神也一起被消滅。
我們現在回顧歷史，就是希望台灣人要建立台灣國，必須學習台灣神八田與一的精神，能與建國共存亡。
距今六十年前，在台灣台南縣烏山頭所建造的巨大土堤堰，如今還是水源盈盈。這水通過蜘蛛網般的圳路，流入十五萬甲的嘉南平原。
1,273公尺長的堤堰與16,000公里長的排水路，稱之為「嘉南大圳」。
這座銅像紀念的，就是提案、設計、完成「嘉南大圳」的男人。銅像的台座上刻著：「嘉南大圳設計者‧八田與一氏像」。
這亞洲最大的灌溉土木工程於1920年9月動工，其時八田與一年僅三十四歲。而花費十年歲月和龐大資金的嘉南大圳，於1930年竣工。
一經啟用，從珊瑚潭發出轟隆隆的聲響，豐沛的水源流進了這個比二次世界大戰後象徵日本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大了十倍以上的水路，大地濕潤了。
看到從珊瑚潭洩流出來的水，嘉南平原的農民歡呼著：這是神的恩惠，這是上天賜與的水啊！同時也讓人想起一位年輕的技師。
從此以後，八田與一的名字烙印在六十萬嘉南農民的心中，永遠不會消失。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2005，”序章”，《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出版社‧草根出版公司，台北，p.22。
此後不久，戰雲籠罩了全世界。1941年零式戰鬥機也從台灣起飛，軍靴聲響遍了嘉南平原。1942年5月5日，八田與一被軍部征召赴菲律賓調查棉作灌溉，由廣島縣宇品港搭乘「大洋丸」離開日本。
5月8日「大洋丸」航行至五島列島南方海面時，遭到美國海軍潛水廷的魚雷攻擊，船被擊沉了。八田與一在東中國海結束了他五十六歲的生命。這場戰爭在三年後因日本戰敗而結束。
八田與一奉獻了一生青春歲月的台灣，最後"歸還"中華民國，日本人須全部撤離。
喪失了深愛的丈夫，外代樹也被迫必須離開曾經跟丈夫共同生活過的台灣。遭此悲傷的打擊，幾近虛脫的八田夫人跳進她丈夫視為終生事業的烏山頭水庫的放水口，結束了四十五歲的生命。
嘉南平原的農民為八田夫婦的死慟哭不已，只盼望他們兩人的靈魂永遠留在烏山頭，繼續看顧嘉南大圳。
日本人走了之後，日本人的銅像或墳墓陸續被破壞，於是嘉南農民在八田技師銅像的後端，用花崗石作成日本式的墓碑以紀念他們。時為1946年12月15日。爾後嘉南農民每逢八田與一的忌日，就從烏山頭水庫一起放水，以紀念他的功績。而且每年從不間斷的舉行追悼會，紀念這位摯愛嘉南大地與農民的年輕技師。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2005，”序章”，《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台北，p.24。
400年台灣歷經各種統治者，而以日治時代對台灣的民生建設與法治教育貢獻最大，百年後，到現在中國黨帶給台灣人什麼文化與建設，請大家比較。
約四百年前，台灣中部有早期即在此居住的馬來系原民。其中也住著由中國渡過台灣海峽而來的漢人，即「倭寇」後裔的日本人。三者共存共榮地生活著。後來在爪 哇島設立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為了成立亞洲貿易的補給站，在後來被稱為安平的海岸登陸，建設了兩座城堡，即熱蘭遮城(Zeelandia)及普羅民遮城 (Provintia)。荷蘭人統治了原住民，以武力支配漢人，在日本人因鎖國政策而削弱自身勢力時，逐漸成為君臨台灣的統治者。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2005，”初識八田技師”，《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台北，p.27。
我之所以驚訝，是因為八田技師的銅像不是我所想像的樣子。連著台座，銅像的高度差不多只到我的胸部。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八田技師是坐著的。
在丘陵上，穿著工作褲和工作鞋的左腳向前伸出，右手肘擱在曲起的右膝上，兩隻手指扭捲著頭髮。拿著帽子的左手隨意地擱在左大腿上。身上的襯衫好像被汗濕了。高頰、方臉、緊閉著雙唇、粗眉下的眼睛，令人覺得彷彿在沉思一般。
靜靜地俯瞰著的八田技師的模樣，像是水量充沛的珊瑚潭的守護神似的，又好像想起用了十年歲月所建造的土木工程似的。稍微站遠一點看，八田技師的模樣又彷彿是一邊苦惱著工程進度，一邊看著似的。銅像看起來是那麼的栩栩如生。
我從未看過這般有人情味的銅像。到底是委託什麼人製作的？是誰雕塑的？我心中油然生起要向他們鼓掌致意的心情。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2005，”初識八田技師”，《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台北，p.31。
矗立在台灣的統治者的銅像，例如基隆火車站前的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台北新公園(現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圓山明治橋(現稱中山橋)旁邊的水野遵的銅像等等，在日本戰敗後全被拆除破壞，取而代之的是蔣(介石)總統銅像的時代。
日本色彩被一掃而空的時期，八田夫婦的墓碑被建立了，而且是使用純日本式的花崗石。這是不尋常的事。如果不是有特別的原因，過著貧苦日子的台灣人不可能為曾經是統治者的日本人造墓，更遑論是為已過世的日本人出錢出力。戰時，受苦的不僅日本人，反而應該是以「日本的尖兵」被送上戰場參戰的台灣人。他們嚐到了數倍於日本人的悲慘滋味。
然而，墳墓確實是被建造了，而且就在我的眼前；不但沒有被破壞，反而被打掃得很乾淨。
到底八田技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為什麼嘉南人那麼敬慕他呢？自從看到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之後，這些個「為什麼」就在我的心中澎湃著，並且不斷地擴大，也因此使我想去瞭解它。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2005，”初識八田技師”，《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前衛，台北，pp.32-33。
（未完待續，撰於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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