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5）

/ 楊緒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只是一場戲。

作為獨立宣言，格調不能算高。「恭奉正朔，遙作屏藩」這句話，令人懷疑其獨立的精神。這也難怪。民主國的建立，是由留在台灣想混水摸魚撈油水的清廷官吏，和想要死守既得權益的丘逢甲等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串演的一齣戲。唐景崧只是可憐的傀儡。

提出共和政體構想的是擔任外務大臣的副將陳季同（福州人）。他在赴台上任之前，擔任過駐法大使館參事。他想到可以應用在歐洲吸收的新知識。對這個構想如獲至寶，強行付諸實施的是有「東寧才子」之稱的丘逢甲。

既然不對北京的滿清皇帝大逆不敬而僭稱帝王，就只好稱為總統；既然在台灣立國缺少不了移民有力人士的協助，就必須成立議會之類的機關加以籠絡。而緊急場合的政治人才還是要依靠清廷官吏，抗戰也絕對需要正規軍隊的協助。

總之，抗戰如能持續相當時間，一定會像遼東半島的場合一樣引起國際干涉，這是一致的期望。對日本向南方擴張心存嫉妬的法國和德國的動向相當微妙，因此他們的期望並非毫無根據。

唐景崧進退兩難，立場很令人同情。二月十四日，日軍比志島支隊佔領澎湖島時，唐景崧知道台灣已經保不住，把家眷疏散到大陸。在割讓台灣的風聲滿天亂飛，風聲進一步成為現實的過程中，台灣局勢陷於動搖混亂，唐景崧對此勤快上奏，仰候指示。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只剩下台灣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02。

唐景崧逃出台灣，未來的阿九會不會逃到美國？

當天傍晚，唐景崧在數十名侍衛的保護下化裝逃出台北，躲藏在淡水的德國商人家裡，六月六日搭乘德國輪船逃往廈門。跟唐景崧一前一後，民主國的要人也都放棄台灣，逃之夭夭。

根據報告，當時相當不錯的克虜伯（Krupp）鋼製小型野戰炮一門只賣二、三美元，最新式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來福槍一枝一塊錢美金都沒有人買，這個例子說明無政府狀態下的搶劫擄掠嚴重到什麼程度。

在恐怖之下戰慄不安的台北市民，唯一的活路就是早日請求日軍進城。這是很大的諷刺。辜顯榮（1866~1937年）這個台灣人於是粉墨登場。辜顯榮是鹿港 人，數年前到台北從事大陸貿易，當時三十歲。他受茶商陳朝駿、醫生黃玉階等大稻埕紳商之託，單身赴基隆，向狐疑逡巡的日軍說明台北的情況，親自引導日軍進 入台北城內。據說他在日軍司令部被懷疑是間諜，受到各種威脅，但因應答態度泰然自若，才得到信任。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只剩下台灣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4-105。

本土義軍的勇猛，無法打敗有主權國家的軍隊。

徐驤、吳湯興、簡精華，林崑岡等各自獨立的部隊，以粗劣的小型火器向精銳的日軍展開遊擊戰，使日軍屢陷險境，雖然這種作戰很不划算－平均殺一個日本人要死二十個台灣人－而且毫無希望。據說整個台灣遺棄在戰場上的屍體有八千具之多。

劉永福的兵力以四千名黑旗軍為主，正規軍和義勇共約三萬人，但補給極差。劉永福在台南地方絞盡腦汁籌措，苦不堪言。例如徵收各種稅金，對想要逃往大陸的有 錢階級課征放行金，逃難船則徵收出港稅。六月起發行一元、五元、十元的銀票，七月三十一日起發行三十錢、五十錢、一百錢的郵票。這時發行的郵票擧世聞名，售價奇昂，外國人聽到台灣民主國，除了郵票以外一無所知。

東拼西湊勉強籌措，却未能得到理想的成果，大部分的部下意氣沮喪，相繼逃亡。十月初，劉永福透過英國人向日本提議停火，並表示要以清軍的身分站在對等的立 場，進行談判。但日軍回答說：如果以土匪的立場投降，可以饒一條命。台南的紳商唯恐重蹈台北的覆轍，向劉永福表示：「閣下已盡全力，宜適可而止」，慫恿他 離開台灣。十月十九日，劉永福化裝從安平搭乘英國船逃往廈門。台灣民主國就這樣崩潰瓦解。

扮演和辜顯榮一樣的角色，在十月二十二日使日軍第二師不流血進入台南城是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他後來因為這個功勞獲頒雙光旭日五等勳章，長久受到台南市民的感謝。

要言之，台灣人的抵抗是出於自我防衛原始本能以及帶有中華色彩的對日反感。下面這首詩充分表達當時台灣人的心情。

唐去民無主
旗揚虎有威
明知烏合眾
抗戰未全非
（摘自1957年1月發行，「台北文物」第五卷第二、三期所載，劉篁村：「台北詩話小談」）

它和台灣民主國謀略性的必須嚴加區別。在初期，二者抵抗偶然合為一體出現，因此才令人產生錯覺，以為這是民主國組織發動的抗戰。但是，面對強大的日軍，而且知道外國不會干涉的時候，謀略家和大租戶爭先恐後逃出台灣。他們可以把大陸當作最後避難場所。相反地，台灣人繼續抵抗到彈盡援絕，而且還會繼續抵抗下去。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鬼，這是他們唯一的立場。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只剩下台灣人"，《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5-108。

新生代知識份子的抗暴行為，有理念、有抱負，但是沒有廣大台灣人民力量的配合，還是不能成功。

台中霧峰的大地主林獻堂，當時三十四歲，正值壯年。他沒有受過日本教育，但漢學素養很深厚。1907年（同治40年）春天，他第一次到日本旅行，在奈良的旅館和梁啟超見面，就台灣應該走的路向其請教。他們兩個人語言不通，以筆交談，梁啟超告訴他：

「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灣同胞，切勿輕擧妄動，而供無謂之犠牲。最好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人。」（摘自1960年12月發行，羅萬俥等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林獻堂深為感謝，請梁啟超以後找機會前往台灣，和他道別。（梁啟超於1911年春天來台，在林獻堂家作客，留下許多時事詩。）

蔡培火（1890年生，台南市人，現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原是公學校教員，因為替林獻堂和板垣退助翻譯被免職。林獻堂出學費讓他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 1918年（大正7年）8月，林獻堂為逃避島內的彈壓，前往東京，由蔡培火居中介紹認識許多留學生，爾後長期捐出大筆的運動資金，加以鼓勵。

留學「本國」的青年站在最前面搞殖民地解放運動，這可以說很具諷刺性的一個公式，台灣不期而然地按照這個公式。在島內連中等教育都無法充分接受，更談不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台灣青年，從大正初年就開始零零星星地到日本留學，1920年其數已達四百人。這一年日語的普及率是一千個台灣人中有28.6人會日語。

1918年（大正7年）冬天，林獻堂在神田中華第一樓召集蔡培火、蔡式穀（1885年生，新竹市人）、林呈祿（1887年生，新竹州人）等留學生主要分子 二十餘名，以「對台灣應如何努力」為主題，舉行討論會。結果有同化肯定論、同化否定論、大亞細亞主義、回歸中國論，意見不一，充分顯示了台灣人的苦悶。經 過激烈的辯論後，與會人士一致同意以發起運動廢除總督專制的根本－六三法為當前的目標。

從林獻堂帶頭簽名向1921年1月召集的第四十四屆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以來，到1934年（昭和9年）的第六十五屆議會為止，幾乎每一屆議會都有數百名到兩千名的台灣有力人士聯名提出請願，廣泛而且鍥而不捨地繼續展開運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8-131。

聽說蔣渭水，特別得到阿九的厚愛。

蔣渭水是宜蘭人，台北醫專畢業後，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行醫，當時三十二歲。醫生參與政治，後藤新平本人就是如此，如果他認為台灣人萬萬不會有這一招，心存輕視，那就是他估計錯誤。

蔣渭水揭櫫的文化協會的目標，氣魄恢宏，足以向全世界誇耀。台灣人擔任中日親善的媒介，為亞洲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現在仍是台灣人的理想。因為世界上台灣人最瞭解中國人和日本人。

但要實現這個理想，首先必須認清自己既非中 國人亦非日本人，而是第三個民族的立場，加以主張並獲得承認。如果以中國人自居，利用所謂中日親善作為抵抗日本的權宜之計，總有一天會被拆穿西洋鏡，受到 彈壓。如果以日本人自居，高喊中日親善，為虎作倀幫助日本人侵略中國，同樣會被中國人看破手腳，為中國人所不齒。

然而蔣渭水以及當時許多台灣的政治運動家，在觀念上抱著中國人的意識，不容諱言。他們對過去的台灣歷史認識淺薄，正面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形不甚了了，對隨便加以美化的「祖國」，寄以鄉愁。一部分台灣人有機會到中國親身接觸，耳聞目睹，却有一個通病就是只看好的一面，把它擴大解釋說給別人聽，而且因為屬於新知識，具有影響力。他們以中日親善的媒介自許，這種胸襟雖然可貴，但總是對中國有所偏袒，不容爭辯。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2-134。

台灣民主化的運動，在日治時代所受到的打壓，得到日本政府相當的寬容。

對台灣議會促成同盟的非法彈壓，可以說是總督府唯恐文化協會推動的文化運動會產生「陽性反應」，轉化為政治運動，而先下手為強採取的攻擊。但和預期相反，結果却使所有台灣人奮起，而且在日本國內有識之士間掀起同情的浪潮。受到公開審判的十八名幹部是：

蔣渭水 蔡培火 蔡惠如 林幼春 林呈祿 石煥長 陳逢源 王敏川
蔡式穀 吳清波 林伯廷 蔡年亨 林篤勳 鄭崧筠 韓石泉 吳海水
石錫勳 蔡先於

這當中，韓石泉、蔡先於 、王敏川、吳清波、吳海水被判無罪，其餘的最高處以四個月的徒刑。他們出獄後受到民眾的歡迎，有如凱旋將軍。恰當其時，圍繞著日本和中國的政治情勢動盪不定，它也反映於台灣，人們開始高喊「搞實際運動」的口號。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近代化的漩渦中"，《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37。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