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重要嗎

看了龍應台的「歷史課」一文有些感慨，德國的歷史教育的確令人羨慕，我想不只歷史，其他科目應該也會有較開放的教法。回想我們的學生時代:所用的課本一定是國立編譯館那本，而且可以用好幾代，只要背熟那個版本就可以考試，而且絕對服從標準答案，老師改考卷很好改。幾年下來，老師已滾瓜爛熟不用備課。同樣的內容一考再考，為了考出學生的差異，題目往往越出越細，這樣的教法應該持續近60年了吧！這樣造就出來的人再為人師、為人父母，同樣的方法在世代間繼續輪迴。
有些人會省思這種教法，但在考試制度下，考試引導教學，有想法的老師實行理想的空間並不大。真的要大量閱讀課外資料 1.學生沒時間 2.讀了對考試沒幫助 3.許多資料是管制的尤其是人文、思想、歷史。

最近曾在網站上看到這句話「聯考不是最好的，但在中國的社會裡卻是最可行的政策！」我不知道這位老師的理由是什麼(沒寫出來)？中國人真的跟其他國人差那麼多嗎？這使我想起另一句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制度」；奇怪，難道中國人比較畸形？

現在情形較好了，至少有較多的版本可選，也沒有所謂的「禁書」，只是升學考制度還在， 還好升學管道也多了，我想我們是在朝好的方向前進。

為何龍應台不建言郝龍斌、周錫瑋在考試方式沒變之前，不要把一綱多本再改回一綱一本？他們憑什麼決定我們該讀什麼？這就是龍應台說的一鎚定音啊！

再者龍應台於文章前提到：---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既然提了，我也順帶說說所謂的要在教科書裏「去中國化」:

根據中國時報所列的「報告檢核檢核標準」本篇報告的標準如下
第一、不客觀的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
第二、自我矮化為地區或主體意識不清。
第三、對中國的稱呼未反應歷史事實與政治現況。
第四、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敘述，對中國的地 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 ，未加註國名。
第五、敘述日治時期臺灣的人、事、物，卻用大清帝國、中華民 國紀年。
第六、對於特定詞彙的使用不夠精確。
第七、敘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報告檢核出來的不適合用詞中，以中國地名前未加註「中國」用 詞最多，逾二千個。

一言以敝之，這篇報告所列出來的詞，不是在「去中國化」，也不是在「加中國化」，而是在於「歷史的中立化」。

龍應台說:「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又說:「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諸多的「如果」到現在都還不是現狀，既然如此教科書更應該中立化不是嗎？因為我們的考試方式，教學方式，都還在改進中，而且很多的老師家長在心態上尚未調整改變也拒絕改變，他們是受了幾十年的僵化教育啊！而台北縣市長郝龍斌、周錫瑋，揚言凡修改過的教科書不准採用，那又是什麼心態啊？也請龍應台教教他們吧！

還有一點要請教龍應台；不知他當多久學生，教多久書，為何值此「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之際，才開始想到歷史課該怎麼上？難道不修改教科書就沒問題嗎？我的學識沒龍應台高，但至少我知道這問題沉疴久矣！再則，龍應台也同意修改教科書是去中國化嗎？在台灣只有個位數百分比的人自認是中國人，怎麼還會有「去中國化」的問題，為什麼？

原文如下:

歷史課
【聯合報╱龍應台】

2007.09.17 04:45

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裡，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裡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裡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紀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裡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9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義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裡，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紀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著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

「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譬如「試分析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著重在大事件、大歷史。」

克力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麼『三十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裡討論一整節。」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力斯接著，「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二十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結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美國嘛，大眾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克、貝克包爾什麼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

【2007/09/17 聯合報】http://www.udn.com/2007/9/17/NEWS/READING/X5/40158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