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7

台灣之子──我讀我評(6)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0/04/23, Friday

(photo source:《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一書,下一個世紀來臨前,國際媒體不約而同地關心,在各個領 域深具潛力的領袖人物。1994年,我獲選為美國《時代》雜誌全球百大年輕領袖;1998年,英文《商業週刊》選出亞洲50位改革新星,台灣代表是李遠哲 院長與我;1999年英文《亞洲週刊》將我列入亞洲20位下一個千禧年的政治領導人。)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創造ROC憲法,在中國大陸無法實施,而於台灣勉強執行,硬逼 台灣人守憲守法,然而this man-Ma,馬騜順勢操弄憲法與法律,如魚得水,其病因何在?值得大家研究研究。

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一年以來,國民大會已修憲五次,近年來幾乎是年年喊修憲,但每次修憲都引起人民反感。多次修憲的結果,不但使國民大會的公信力俱失,憲政 架構也充滿不穩定性。為什麼中華民國憲法會 愈修愈亂、如此不得人心呢?

歸根究底,問題出在憲法本身的矛盾性。
回顧歷史,一九四○年代末,南京國民政府在制憲時,國共內戰方殷,中共強力杯葛,蔣中正的權威已失, 「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黨派的角力場。當時撰 述憲法草案的張君勱主張內閣制,蔣中正主張總統制,經各方較勁、討價還價、折衝尊俎之後,才修出這部既非總統制又非內閣制的中華民國憲法。

蔣中正、蔣經國來台以後凍結憲法,透過臨時條款進行戒嚴統治,台灣根本無一天實施憲政,等到李登輝總統主政,有意實行民主憲政,各界才發現中華民國憲法矛 盾重重,窒礙難行。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長李煥、郝柏村之間的衝突,固然是主流與非主流,改革與反改革之爭,但其中部分原因也牽涉到憲法的結構性矛盾。

雖然各界有意就中華民國憲法修憲,但去遷就 一部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憲法,情況就如同修車,一部過時的老爺車,再怎麼修,也修不成一部新型車。加上李登輝總統不斷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而妥協,每次修憲都 產生不少後遺症。

在戒嚴統治者眼中輕如鴻毛的憲法,在民主國家卻有絕對的重量。因為憲法既是治理國家的綱要,又是人民權利保障的象徵,同時,憲法是最高位階的法律,授予權 力又制約權力,是政府積極性的工具,也是對政府約束性的力量。
陳水扁,2000,“二階段改革",《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29-130

黑金問題並不是現在才開始,而是歷史沉澱的結果,五十多年以來,國民黨就是依賴與地方派系結合而進行統治,台灣地方派系傾軋之激烈,也是國民黨長期分化、 縱容的結果。然而,解除戒嚴以後,如同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在缺乏明確法制架構的制約之下,台灣治安急速惡化,地方派系與黑道結盟,國民黨與黑金掛勾深 化,加上國民黨黨營事業居間穿針引線,黑金政治變成了社會的常態。
陳水扁,2000,“二階段改革",《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32

我認為新領導力必須由下述四個要件構成:
一、 新領導力必須提出願景與目標。正如前面的故事,新領導力不是敲石頭或刻石柱,而是要能蓋出大教堂。領導者必須不斷自問:「我工作的目標是什麼?又該怎麼進 行?」

以台灣為例,大家一直對兩岸關係、國家安全非常敏感而關切,希望台灣應與中國建立和平的對話與交流,但又要能抗拒中國對台用武,同時也要走進國際社會,特 別與美國、日本維持穩固的友誼與防衛關係。身為領導者,必須呼應人民的集體要求,對台灣的外交、兩岸關係提供一個明確、清晰但又可行的願景。而這個願景必 須與台灣社會的集體意識、價值觀念相結合,才能成為值得信賴的領袖。

二、 新領導力必須向人民坦誠溝通。溝通不是由「我」到「你」的過程,溝通是「我們」之間的雙向交流。溝通就是人性的動力,正如汽車引擎一樣,必須定時保養,否 則人際關係就會失靈。

以人民最關切的財經問題為例,經濟如何振興?就業率如何提升?領導人又提出什麼具體的政策?這些問題都必須由領導者與人民進行坦誠而雙向的溝通。

三、 新領導力能建立人民的信心。台灣的國民所得早已不輸歐美先進國家,但人民的生活品質與環境卻和開發中國家差不多。我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即以「市政經營 者」的角度,致力於提升台北市的生活品質與環境,也得到國際人士的認同,將台北市選為亞洲十大最佳城市之一。証明只要我們有心,沒有不能改變的事情。

因此,新領導力就是提出「生活者的權利」,針對治安、交通、空氣污染、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國土規畫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唯有了解人民真正關心的是什麼,透 過生活品質的改善,重建人民的信心與尊嚴。

四、 新領導力能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人文關懷、文藝復興、宗教振興、社區主義、理性思想、志工運動的時代,領導者要能以「教育家」的身份帶動 終身學習運動,努力營造一個「學習型組織」與終身學習的社會。
陳水扁,2000,“二十一世紀的新領導力",《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43-145

做為國家領導人,總統的職務除了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之外,還必須發揮下述作用:一、提出議題與擬定策略,吸引人民的支持與關注。二、提出願景與目標。三、透 過言語與行為塑造典範,鼓舞人民的信心與希望。四、勇於承擔責任與善於溝通,建立執政的公信力。五、建立有效率的經營團隊,發揮集體意念與力量。

為了達成上述作用,我認為「速度、簡單與自信」將是未來總統所應具備的決策品質。
陳水扁,2000,“二十一世紀的新領導力",《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50

阿扁想喚起台灣人愛台灣的熱情,想盡辦法要改革ROC的惡法惡行,可是台灣人長期受到KMT洗腦教育,要台灣、不愛台灣,造成國家認同差 異,故有許多在台灣成長的台灣人,還認為自己是KMT養大的中國人,這是世紀的悲哀。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發生的集集大地震,是台灣人民的共同歷史記憶。近一百多年來,台灣人民共同歷史記憶大多是政治性的,而且緣於外來政權壓迫所造成。 如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均是我們祖父輩、父親輩共同的歷史記憶;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則是令我們這一代難以忘懷的政 治迫害事件。

然而,比起上述政治事件,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震撼力更大,持續性更久,對台灣人民的心靈尤其產生不可磨滅的印象,禍福與共、生死相依的「台灣新家庭」也已 然誕生。因為,台灣在九二一大地震以前,是一個「我」的時代;在九二一大地震以後,是一個「我們」的新時代,台灣已由「自我利益」走向「群體利益」的新方 向。
陳水扁,2000,“建立台灣新家庭",《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56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以後的一個月,我幾乎天天從台北搭飛機到中部地區,對災區進行實際的了解,並運用所有可運用的資源參與救災。當地震發生以後,國軍、警 察、消防、醫護人員紛紛投入救災行動,看到這種情況令我非常感動。尤其並未發生太嚴重的治安敗壞事件,也在在顯示了台灣已是一個有法律與秩序的地方。更令人動容的是,無數志工團體或以組織化、或以小團體或以個人的形式投入救災,其中以宗教、公益團體表現的最為突出並充滿效率,這証明台灣是一個有公義與慈悲 的社會。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對台灣人民的價值觀已經產生了重大衝擊。一直生活在富裕與安定中的台灣人民,必須深層地思考生活 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何在,也藉這次的大地震,讓我深信「志工台灣」與「台灣新家庭」應是我們社會集體價值的新訴求。
陳水扁,2000,“建立台灣新家庭",《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59-160

回首「新中間路線」建構的歷程,我體會到,新秩序下的國際現勢,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對抗模式。必須以宏觀來消除對立的立場,透過接納對方的觀點,來比對異同,尋求更高層次的認同,以保留自己的立場,同時透過說服讓對方重新調整觀點,以展開一種雙贏的思考方向。因此新領導力就是在對抗的兩極之間,找出一個平 衡點,以便掌握社會的共識。
陳水扁,2000,“建立台灣新家庭",《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69-170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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